面對這種困惑，辛懷玉不得不對近現代教育再做深入的思考。

　　在辛懷玉的思想裡，近現代教育有諸多反思之處，但其中最根本的還是忽略了使受教育者做“人”，做“士”的教育。

　　教育是個人成長、社會發展、乃至民族振興、國家興旺的根基所在。教育要培養什麽樣的人?什麽樣的人才能承載民族振興、國家興旺的歷史與現實與未來的重任?

　　從百年之前西學東漸開始，近代教育頻起波瀾。面對技術化日益加深的時代，當一切似乎都可以被算法衡量之時，教育在教導學生運用技術立身之時，是不是缺失了教育學生成為活潑生動而有素養的人?

　　面對商品經濟衝擊之下的社會，當一切以裝飾了的功利主義盛行之時，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是隨唯目的論的功利之波逐流還是沉浸在教育的本質之中，去培養真正的“人”，真正的“士”?

　　教育的發展對推動社會發展無可置疑，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的教育、“士”的培養成了近現代教育的硬傷。用潘光旦的話說“近代教育對不起青年和國家”

　　然而辛懷玉思考的不是對得起對不起的問題。而是製造這對不起的根源。

　　為什麽近現代中國教育會背離對人的全面培養這一根本原則?為什麽近現代中國會出現教育技術化的不良傾向?

　　教育須以每一個人為目的，須在每一個人身上著手。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完成一個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為了促進個性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受教育者完成“自我”，把自我推進到一個“至善”的境界，成為“完整的人”。國家不論是培養勞動大軍也好，培養專業技術人才也好，培養專家精英人才也好，必須完成人的教育後才能成為完整的“人”的意義上的各類人才。“做人”、“造士”的教育始終是全部教育的根基。

　　如果社會不從人本身出發，而是基於功利需求，唯目的論，教育很容易遠離教育的本真，誤入專業化、技術化的歧途。我們看現代教育培訓教師大量集中在教法，教師教育追求大多是學生成績，李軍之類以背數學題的方式實現成績的追求等等，活脫是教育機械化技術化的呈現。更大范圍，功利思想、唯目的論只會使人們從眼前利益著眼行事。社會需要高考成績，從學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全力以赴，唯成績是問，除此一概不論，至於培養出什麽樣的人已經與教育無關了;市場需要專業技術人才，急功近利的人們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受教育者盡快成為專業技術人才，於是學校在市場的導向和人們需求的吸引下熱衷於搞專業化、技術化的速成教育。這種滿足“社會需要”的教育，遠離了培養“健全的、完整的人”的教育，也就遠離了教育的本真。

　　辛懷玉後來寫過一篇針砭教育時弊的文章，題目是《我不是你的奴隸》。振聾發聵的提出要把教育從功利主義、唯目的論中解放出來。其用心之苦可見一斑。

　　對於辛懷玉的人格和對教育的執著我還是比較欽佩的。但辛懷玉身上體現出來的書生氣確實到了迂腐的地步，這也是我們學校公認的。

　　辛懷玉這個人讀書出身，身上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這是他最可愛的地方。比如從大學時代起他就苦苦思索他一生將要從事的教育，從最初學習杜威，企圖創立教育重演論體系到回歸到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探索，以儒家思想重振中國教育，提出“做人”、“造士”的教育追求，

再到身體力行的踐行“知行合一”，在教育教學方面做了半生努力。這些都是值得稱道的地方。　　唯有一點辛懷玉始終沒有弄明白，以孔子孟子為代表，以朱子、二程、陽明為中興的儒家時代代表的是中國小農經濟時代，社會相對封閉，商品經濟並不發達，社會交流相對有限，雖已不是小國寡民社會，畢竟與現代工業社會有著本質的區別。人能悠然自得，教育亦能以悠緩的姿態從容實現。現代工業社會中，社會發展呈加速度狀態，社會需要呈爆炸式增長，教育自然不能從容應對。教育開始以批量生產的方式進行。現代班級製本身就是工業化的產物。這種時代的巨變產生了教育的革命，近現代社會出現教育技術化的已是必然趨勢。加之快餐時代的到來，教育的步子更為急迫，全面培養面臨極大的挑戰。社會發展對教育的衝擊從消極面來看，確實造成了對教育的傷害，但從積極面來看，恰恰是教育革命的新契機。

　　辛懷玉的理想主義染上了時代悲劇的色彩。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為這種不可避免，反而更顯辛懷玉的悲壯。

　　辛懷玉半輩子的努力沒有改變教育，也沒有改變南海中學由建立到鼎盛最後衰落到解散。其中的原因縱然很多，但一所學校的存在不是看你培養人到什麽程度，而是看你的升學率，特別是重點高中的升學率達到多少。當重點高中的升學率下降的時候，生源就會逐年減少;生源減少，導致升學率進一步下滑;升學率進一步下滑進一步導致生源萎縮，最後學校沒學生了。學校沒學生了，學校還辦啥?隻得解散，合並，分流。

　　南海中學的最終解散未必是教育的悲哀，但絕對是辛懷玉的悲哀。

　　當然，導致南海中學的最終解散還有其它原因，我會在後面的故事裡講述，現在就先不說了。

　　辛懷玉的悲劇還在於他沒有充分意識到社會需要對教育的強大衝擊。誠如我上面所說，一個重點高中升學率決定了一所學校的命運。這就是社會需要。這個社會需要無可指責。以中國這麽龐大的人口數量，不要說發展，未來如何立足社會，生存下去都是每個家庭面臨的最重大的命題。中國是一個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還不成熟的社會，不僅有像辛懷玉這種帶有遺老遺風的人存在，還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的根深蒂固。做個有身份的人。啥是有身份的人?穩定、體面的工作最能代表身份。這話放到現在也不為過，更不要說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了。怎才能混得有身份?唯有考學一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形容的就是幾十年來中國的高考。

　　這時候突然有個聲音說:教育要培養學生“做人”、“造士”。

　　你會信嗎?

　　就算你信了，你會耐著性子等嗎?

　　要知道“做人”、“造士”的功能雖與日月同輝，但“做人”、“造士”同樣靠的是日月的打磨。

　　被生活生存逼仄到獨木橋上的人哪裡還記得“做個好人”的諄諄教誨?先過去再說吧。

　　再說人性。

　　至少在辛懷玉的觀念裡，教育是一個養善的過程。《三字經》裡開篇便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人性本善是孔子教育的出發點。我們不去討論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但我們都知道人性中天生有著的原惡，諸如任性、懶惰、嫉妒、自私等等。教育的力量正在於通過培養內在人性的精神力量來改變來戰勝這種先天性局限。原惡帶著原始的本能的力量，我們都知道這種力量的強大。教育便需要更加強大的力量和更加堅強的韌性才能使人克己，超越。

　　面對人性的問題，我們且不說知易行難。我們隻說需求。人的需求本來是分層次的，有近端的迫切的需求，有遠端的精神的需求。當近端的迫切的需求逼在眼前的時候，人往往會放棄遠端的精神需求。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在社會需要選擇的時候，辛懷玉所選擇的“做人”、“造士”顯然背離了社會大眾的真正迫切需要。家長選擇了分數，學生選擇了分數，教師選擇了分數，學校選擇了分數。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各種教育機構更是應分數而生，手段花樣層出不窮，招徠需要分數的人。這些機構裡壓根就沒有“做人”一說，更別說“造士”。我們市裡一所私立學校，完全是“造分”機器，但發展得很好，學費一年比一年高，學生一年比一年多。

　　總之一句話:社會需要決定學校辦學方向。

　　社會對學校最大的需要就是分數，學校全部的努力就是分數。

　　我有時想，辛懷玉是不是生錯年代了?要麽早生幾百年，要麽晚生幾百年。早生幾百年又怕出身農民的辛懷玉連學習讀書的機會也沒有，晚生幾百年，人的需求自然升到精神需求的層面恐怕辛懷玉又沒有了存在的價值。

　　那麽，這個悲劇的人物是適逢其時了?

　　好了，還是不要打斷辛懷玉對教育的思考，讓他繼續吧。

　　無論教育偏離教育多遠，辛懷玉還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

　　辛懷玉無力對抗社會需要對教育的左右，隻好把自己的思想退縮到校園裡，退縮到教師身上。

　　顯然，教師作為教育活動的主導，在整個教育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師的言傳身教無疑對學生整體價值意識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辛懷玉由此想到師范教育，想到慎擇師資。

　　誠如潘光旦所提出的，選擇教師不僅要看他的學識多少，學問深淺，更重要的是他的學識對他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發生了多少良好的影響，所謂學識與個人操守之間是否是貫通的，也就是教師在言語舉止、工作作風上表現出的氣質風度。

　　這種與人的學養貫通的氣質風度，對學生尤具潛移默化的作用，尤具偶像的魅力。人在青年期都有崇拜偶像的天性，因此教師的深厚的學養與嚴謹操守相貫通的氣質風度是教師必須具備的資質。

　　可是這些本來是師范教育應該有的東西似乎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點辛懷玉深有體會。以三流分數招進來的師范學生似乎也不再把這些東西當作自己的修養追求。他們更願意把自己定位在教書匠的層面上，完成機械的、技術性的工作即可，至於學識涵養、個人操守已是工作以外的事了。

　　師范學習生活留給辛懷玉另一個較為深刻的印象是對中國傳統教育的自卑。講教學論的老師不願提中國傳統教育中蘊含的教學論，講教育學的老師不願提中國傳統教育中蘊含的教育規律，講教育心理學的老師更不願意提中國還有教育心理學。唯有講中國古代教育思想史的老師皺著眉頭埋怨中國古代教育沒有完整的體系。與之相反，凡講到西方教育，大多眉飛色舞，跟看到親娘似的。

　　辛懷玉後來反躬自省，發現自己受老師的影響，也曾著迷於西方教育理論。然而，真正接觸了中國古代教育理論和典籍後辛懷玉才逐步意識到潘光旦教育思想中一個教育觀點的重要。潘光旦說:“教育只能產生並發揚光大於教育對象生存的土壤。”

　　歐美教育的土壤，是歐美的歷史背景，歐美的文化傳統，歐美的風土人情，即歐美的實際國情所決定的。顯而易見，中國的國情與歐美是迥然不同的。中國是一個以儒學為主，孕化幾千年的文明古國，中國有中國的文化，冒然摒棄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精髓，一味機械操作西方教育理論，是一種背棄教育對象、背棄教育對象生存的教育土壤和教育環境的教育，其結果可想而知。

　　辛懷玉的思想終於又回到了“做人”、“造士”。

　　辛懷玉後來完成的一篇論文《師范院校應秉承的教育理念》中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和清晰論述。

　　回到“做人”、“造士”的辛懷玉想起了大學時曾經讀過的潘光旦的一篇題為《近代教育對不起青年與國家》的文章。當時興奮之至，還做了筆記，最後一段幾乎能背下來。

　　“國難的形成，自有它的內因外緣，若就其內因而論，我始終以為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教育沒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沒有教一些有聰明智慧的人做士，沒有教大家見利思義，安不忘危，沒有教我們擇善固執，矢志不渝，也沒有叫我們諒解別人的立場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是錯了的，錯了，應知懺悔。”

　　“而今雖沒了國難，但教育也不能隨波逐流，成為庸俗的附屬。”

　　辛懷玉這樣想的時候，心中澎湃起了激情。

　　也許恰恰是這段話啟迪了辛懷玉，賦予了辛懷玉神聖的使命。

　　也許是因了“菁莪造士，棫樸作人”的緣故。

　　也許是懷著“育才造士，為國之本”的教育理想。

　　辛懷玉的教育人生就此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