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農不穩，無商不活，在農牧上堅持治本，在商業上安東也是大開方便之門，尤其體現稅收以及貨物進出的寬松。
　　自古以來，歷代王朝都堅持一個重農抑商的政策，這是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決定的。
　　同時，於統治階級而言，過度的商業活動，既會影響從事農桑的勞動力人口，也會增加人口的流動，增加治安的隱患，最重要的是，不利於官府的統治管理。
　　時至如今，大漢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煩，還是那些走南闖北，時刻處於流動狀態的商業人口。
　　即便朝廷在戶籍制度上是堅決強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至於跨道州甚至跨縣鎮辦案都十分困難。
　　因此，天下的官員們，雖然知道商業活動的好處以及必要性，但為了政績，為了安穩，他們仍舊更願意將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樣既能創造生活資料，也更利於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員，對商賈就更是大加鄙棄了。
　　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漢朝廷上下，實則也屬於常態，哪怕大漢如今商業活動日趨頻繁，商業氛圍日漸濃厚，但本質上並沒有什麽改變，在農與商的問題上，農永遠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業的興旺，也基本局限於京畿、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縣，而這些地區之外，實則仍舊處於一種相對固化的小農經濟狀態。
　　同時，在經商上，仍舊伴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像鹽、鐵、茶、酒、糖等產業，其大部分資源，都是實行國家專賣政策，一盤的商賈根本無法參與其中。
　　雖然鹽、酒早已開禁，但其生產源頭，尤其是製鹽，仍舊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擔分銷的大商人們，也要按照官府的規定，要舔著官府臭腳，才能正常經營而不遇麻煩。
　　各地的商道確實通常了，層層重重的卡稅、關稅也被廢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嚴厲且嚴格的市稅，尤其在大城市內，要是不交足稅，連市場都進不去。
　　像趙匡義在開封實行的人貨進出通道分離，如今已經被全國各地的官府給學了去，這也確實極大地減少了商賈逃稅、漏稅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貨物售賣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時，也意味著規范，至少，還從沒有一個王朝，對商業從事人員、活動及稅收有過如此細致明確的管理，並專門制定了一部《商法》。
　　當然，趙普等大臣最初制定這份法案的初衷，是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緩解財政拮據，卻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畢竟，在《商法》的框架下，進行合法商業貿易，從事商業活動，這本身就是一項進步，也是商人們願意接受的。不願意遵從商法的，那是奸商，自然需要懲罰，願意遵從的，自然就是良商了，只要服從管理，照章納稅，就可以安心經營。
　　事實上，對大漢商業的推動，劉皇帝是有大功的，要不是他時不時地商人說好話，大漢如今的商業氛圍，也未必有這麽“寬松”。
　　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改變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無法改變大漢是一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農業帝國，在生產力沒有取得突破性發展的情況下，大漢的商業也只能局限於此，也難有更多的突破發展，政策的限制始終在那裡。
　　甚至於，就是劉皇帝，如果真因為過度的商業發展，影響到了農桑漁牧，影響到了農業產出，影響到了社會治安，威脅到國家穩定，那他也會毫不猶疑地舉起大刀乃至屠刀，狠狠地砍下去，什麽都沒有帝國的安全與穩定重要。
　　在這樣的情況下，劉煦在安東也采取了一些堪稱激進的勸商興商政策，比如商稅的大幅度降低，像商人開放安東的各項資源，包括木材、皮貨以及各類動植物資源，就是礦藏，也持對外開放的態度，只是被聞消息的東京給叫停了。
　　不過，對於金銀礦這樣的貴金屬，還是同意讓商賈開采、冶煉，只是要加強監管。而在這方面，也著實吸引了不少人，甚至在安東掀起了一陣淘金熱。
　　一直以來，像礦藏這類資源，都是由國家直接控制的，朝廷在全國各地，也設置了大量的礦監，也開采、冶煉，民間是不允許私自開采的。但這一點，在安東也被打破了一些藩籬。
　　同時，對於前來安東貿易經商的商賈，安東都督府還同意他們組織護衛隊，佩戴武器，武裝押送貨物。
　　總的來說，安東對於把隊商賈的限制放得很寬，可以說擺足了誠意，很多在大漢其他地方難以實現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在安東都可以發生，幾年下來，劉煦基本把安東地區打造成為了一個冒險者的天堂。
　　除了地理位置有些偏遠之外，從其他任何方面來說，安東對商賈來說，都是十分友好的。而位置的偏僻，對於常常需要走南闖北的商人來講，完全是可以克服的，關鍵是有利可圖。
　　安東都督府的興商政策，也著實吸引了天南海北的商賈，哪怕是抱著嘗試的心態，也有絡繹不絕的客商前往闖蕩。
　　甚至於，有大量南方的商賈，聞訊而往，不遠千裡，奔赴安東。尤其是東南沿海的一些商賈，南方的商業氛圍本就濃厚，那些從商者，尤其是海商，更顯踴躍，尤其是臨海的江浙、福建乃至兩廣商賈。
　　隨著海上貿易的興起，以及大漢海運的發達，北上的海路航線，已經十分成熟，通過海路也能節省許多成本。
　　在過去幾年，就已經有大量商賈，到遼東經商了，東北的毛皮貨物、人參鹿茸、造船建築木料等等都是重點經營對象。安東雖然還要更遠更偏些，交通也更加不便，但得益於惠商政策，也攤薄了成本，基本只要能成功把東西運出，那就有得賺。
　　商賈本就自帶冒險因子，願意出海闖蕩的，更富有冒險精神，乃至搏命。大量商賈、商隊的湧入，也給安東地區注入一股蓬勃的活力，安東都督府也從中得利不少。
　　農牧，那是統治的根基，安東官府選擇的支出，對商，只是促進發展的一種手段，哪怕優惠再多，都督府也是不可能搞賠本生意的。
　　因此，商稅也成為了安東都督府在近幾年間最主要的財政收入，而有了這些稅收，才使得都督府能夠正常推動開發。
　　如果僅靠朝廷每年下撥的那一百萬貫專款，要把安東帶上正常的發展軌道，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即便朝廷能夠長期堅持，也會引發閑話，大漢這麽大，好地方那麽多，何必要花費大代價在如此偏遠的安東。
　　同時，從開寶十五年開始，安東每年都會向朝廷貢獻大量的黃金、生鐵，有了這些，朝中的異聲才被壓製下去了。
　　像金銀這樣的貴金屬，哪怕向民間開放了，挖掘出來也是帶不走的，必須得向安東官府折價兌換成銅錢或銀錠，夾帶藏私出境的，一旦被發現，會遭到嚴懲，那就不只是破財免災的問題了。
　　在安東的開發上，劉煦以極大的決心，抵擋住了巨大壓力，銳意進取。不得不說，哪怕取得了一些成績，引起的爭議卻更大。
　　按照朝中一些官僚的說法，安東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壞朝廷的法度，敗壞朝廷的綱紀，標新立異，激進魯莽，與大漢的治國理念相悖，屬於異端，該當被取締......有太多人對劉煦在安東的“大動作”，持反對乃至批判的態度了。
　　也就是劉皇帝沒默許，太子劉暘不表態，宰相趙普也沉默，輿論壓力才沒有轉變為實質的政治舉措，即便如此，劉煦哪怕身在安東，也是有所體會的。
　　大概是為了表明決心，劉煦甚至把在兩京的秦王府產業全部變賣，所有仆傭內侍，全部帶到安東，投入到當地的發展中去，以實際行動，表明他開發安東的堅定意志。
　　在兩京，也只是留下了兩座王府，以及零星的維護人員。這樣的舉動，這樣的態度，也著實堅定了不少追隨執行“安東政策”的官員信心，也給商旅、移民帶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