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入冬之前，大漢朝廷主要忙碌於四件大事。

　其一，關於齊州水災的善後事宜，有一片處置周到、救濟及時的官員得到了封賞與提拔，同樣也有不少州縣官員，因之罷官免職，乃至下獄問罪。

　黃河已經日益顯示出其威脅了，破壞力強大，每決口，總是給官民造成重大損失。這些年每聽到沿河州縣報上的大小水患水災，朝廷都不由緊張起來。官方統計，自大漢開國以來，在黃河中下遊，發生的大小水災，就達三十六次，其中只有四年完全無事。

　對於黃河水患，朝廷的重視程度也在日漸提高，甚至已經費了不少人物力，進行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而負責水務的大臣，前後更派出去不少，包括王樸、雍王劉承勳以及昌黎王慕容彥超。近幾年，慕容彥超更是帶著一批水務專家，四處巡視水文，籌謀治理方案。然而，總是治標不治本。

　為水患問題，朝廷也開了好幾次專項會議，並發明詔集思廣益，同樣也沒能議出個根治的辦法。

　下面的官員倒是有人提出了一個想法，說堵不如疏，當效仿大禹治水，開挖溝渠，變更河道，用以行洪泄洪。

　這個思路聽起來也是不錯的，畢竟連大禹都抬出來了，然而卻遭到了包括魏仁溥在內的一乾重臣的反對。

　畢竟，黃河水道要是真那麽容易就變更，也不會成為歷代王朝的一個痼疾。劉皇帝是有些心動的，覺得構思不錯，堵不如疏確實是個淺顯易懂的道理，卻也不盲目。

　因為在劉皇帝的印象中，黃河改道，帶來的往往是一種災難，輕易不可為。並且，這種事情，還是需要做詳細的調查，周密的準備，論證可行性之後，才好施行，還要考慮人物力的投入。

　在此之前，對黃河的治理，還是只能老一套，清淤、固堤，再多植樹木。然而，南道河床過高，堤岸也越築高，幾乎已是地上河，這也是最讓人感心驚肉跳的。哪怕清道，都不是那麽容易的。事實上，改道真的是個不錯的辦法，只是不能像北宋時期那樣不顧實際、看圖劃線，瞎改亂改......

　不過，有一點，是開寶年來，朝廷在推動的，那就是對黃河水系的梳理上，河水北流，劉皇帝甚至有萌生過把“京杭運河”開鑿出來的想法。

　黃河的治理，非一時之功，甚至非一世之功，可以想見，會貫穿劉皇帝的整個統治時期，乃至整個大漢帝國時代，還有得頭疼了。

　除了水患這種長期擾人的事情之外，便是太子劉暘成婚了，這可是朝廷的大事，涉及到國本的事情，豈能不重大，政治意義尤其突出。

　相較於當初皇長子劉煦成親，對太子婚禮的操辦，顯然要更加隆重，規格更不可相提並論，畢竟是儲君成親，迎娶太子妃。

　婚禮都是在崇元殿上舉行的，內外公卿大臣一齊相賀，為此還專門讓翰林、學士及文才們，寫了大量的詩詞文章，以作祝賀。

　太子與其他皇子之間地位上的差距，十分明顯，劉皇帝也完全體現了他對劉暘的重視。太子的地位，愈加穩固了。

　首先皇帝看重，其次宮內有皇后，宮外有符家、慕容家，這種陪著，幾乎難以動搖。

　另一方面，與太子結上親，也使得慕容家族在朝中因衛國公慕容延釗之死而滑落的地位，重新鞏固了。

　婚後，劉暘仍舊以太子的身份呢聽政於廣政殿，但可以負責具體事務，一應軍政詔製的審核工作，都由他主持，算是把門下的職能劃給他了。

　與此同時，劉晞、劉昉這兩兄弟，也正式出任官職，劉晞到太仆寺任副職，劉昉到兵部，在南北用兵的後勤事務上打下手。

　剩下兩件大事，無外乎南北用兵事宜，北邊大張旗鼓，南面則悄悄摸摸。

　對定難軍，朝廷準備多年，此番意志更是堅決，定要一舉解決這個帝國內部的隱患，妨礙軍政統一的最後一顆絆腳石。

　事實上，從李彝殷病故的消息傳開後，夏綏地區的氣氛就緊張起來了。或許是，苟延殘喘多年，鍛造了一根敏感的神經，李光睿當時就有所預感。一種朝廷迫害李彝殷，使先公含恨而終的說法在定南軍內部蔓延，逐漸轉變成為一種復仇的聲音。

　對於朝廷相召，進京扶棺治喪的詔令，李光睿自然不會乖乖地聽令，其父殷鑒在前，他可不會上當，權當沒聽過。

　同時，李光睿也是真正意識到了，此番不同往常，從朝廷透出的風，就明顯不同尋常。當楊業遠赴西北時，李光睿也進入了緊鑼密鼓的準備之中。

　一時間，夏綏地區陷入了多年未有的緊張，人來人往，陰謀算計，層出不窮。有些手段，或許俗套，但往往管用，在蠱惑人心之上，李光睿還真有幾分能耐，將定難軍上下，成功地凝聚到一起，打出的口號也很明確，保衛夏州祖地。

　在楊業抵達延州，漢軍積極調動，直指夏州之時，定難軍同樣在努力調度，準備應對事宜。然而，兩方之間，強弱形勢，力量對比，可謂一目了然。

　且如劉皇帝所預料的那般，大勢壓迫下，人人都心存疑慮，大漢這麽多年，從來都是戰無不勝，願意跟著李光睿對抗朝廷的人，當真不多。

　哪怕是定難軍內部，團結是那些黨項將領與土豪們的共識，但那只是為了應付來自朝廷的壓力。然而當那種壓力化為實質，變成軍事行動之時，幾乎所有人心中都要打個問號。

　倘若同朝廷刀兵相見，結果或許難料，但甘州回鶻的下場，可是血淋淋的......

　另一方面，朝廷這些年，對定難軍與黨項人的內部滲透太嚴重了，李光睿那些動作，從一開始，就是不斷地傳出來，最終匯聚到招討使行營，上呈東京。

　同時，夏綏四州內部，也有大量的官員將吏，秘密同大漢官府取得聯系，其中有漢人，也有黨項人。

　如果對定難軍內部，李光睿還能凝聚一部分人心，畢竟哪裡都不缺死硬份子，在諸黨項部落的聯絡、尋求支持上，結果讓李光睿大失所望。

　談及同大漢朝廷為敵，大部分人都表示猶疑，而少部分人都明確表示拒絕。他們之中，不乏與大漢官方聯系緊密，與漢民利益相關的人，還有人更在意後果。

　與朝廷作對能有什麽好處?幾乎無法想象，能夠看到的，只有惡果。部民死亡，邑落毀滅，牛羊馬駝不複所有，所產食鹽換不得糧布......

　當然，這些情況，都是在多年的滲透中，由大漢官方主導，傳遞給黨項部族的信號。因此，當的不到廣大黨項部民支持的時候，定難軍也只是無根之萍。

　到九月中旬的時候，李光睿便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而在赴任西北後， 楊業除了將行營設在延州後，便再沒有大的動作。除了再度遣使到夏州，宣告朝廷詔書之外，就是整練調集來聽用的諸軍，同時準備輜重糧草，並不急於進兵。

　此番行動，政治攻勢顯然在軍事行動之前，王祐事情做得很漂亮，使者四出，縱橫夏綏，在落實分化瓦解事務的效果上，更展示其靈活的手腕。

　因此，到立冬以前，兵馬輜重都已經整備完畢的情況下，眼見李光睿左支右絀，日陷窘境，楊業終於自延州發兵了。

　相較於北邊的大張旗鼓、磨刀霍霍，南征事務，則做得夠隱秘，他想要個突襲之效。潘美亟於南征，但真正請得詔令之後，卻一板一眼，不急不躁的，比之延州楊業還要穩重。

　最終，樞密院從嶺南嶺北諸州調集了兩萬軍隊，加上征召蠻兵以及借調的平塹軍，算上一定的隨軍民夫，總計調兵四萬眾，給潘美更足的底氣。

　南北並舉，卻又同時引而不發，都在尋覓戰機。劉皇帝沒給他們定硬指標，也給了二將更多的發揮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