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開寶年的新政，並不止於農事、民政，在養民生息的綱領之下，還著重提到了幾條。

　其一，吏治。除了繼續明確反貪、反腐之外，對於朝廷的監察體系繼續調整，使三法司的職權范圍更加清晰。同時，對於朝廷其他部司衙的官職權責，也加以明確。

　繼續清減冗官，對中樞及地方道州諸衙職吏數量進行精簡，以縣政為例，除了朝廷委任知縣、縣丞、主簿、縣尉等親民官外，對於當差吃糧的吏人公人數量也進行一定的削減，對各類吏職進行調整，該合並合並，該裁撤裁撤。同時規定，小縣各類公職吏人的數量控制在50人，中縣75人，大縣100人，望縣150人。

　大漢各縣分級，還是按照人口劃分，兩千戶以下為小，兩千戶以上為中，五千戶以上為大，萬戶以上為望。當然，對全國人口清查登記，也在新政施行之列。

　在選才方面，繼續完善科制度，增加實用科目，擴大錄取范圍，控制錄取名額，加強徇私舞弊的懲罰力度。同時，提高貴族蔭官入仕的標準。

　另一方面，繼續拓展觀政制度，不僅限於中央部司與近畿衙門，而向天下道州推行，並加強對官員的考核。同時，新的俸祿制度，也正式頒行，這是配合此前的勳爵製，提高官僚們基本待遇，畢竟在乾祐時代，劉皇帝並不算“優待”官員，經常聽到有官員清苦而難以維繼生活的情況。雖然屬於少數，但也能地窺其一貌。

　其二，則為河務。既為防備水患，也為疏通漕運，不管是對政治、經濟、還是軍事，漕運之通達，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劉皇帝打算在舊有水道水脈的基礎上，對全國的漕渠進行一次梳理，在此前的議政中，就有不少人就此提議。

　不只是針對中原、東南，河北地區也一樣，甚至於，關中布政使武行德也上表，請求重鑿砥柱、三門。當然，在河務方面，劉皇帝始終秉持的一個基本方針，就是不急不躁，穩步推進，量力而行。

　除了開鑿、疏浚、改道、並流之外，針對於水患頻發的地區，除了加固堤壩之外，就是繼續推行植樹，於水岸密植楊柳以固土。

　其三，則是軍事了。對於大漢的軍製，劉皇帝目前還是很滿意的，內外相製，更戍法也實行多年，算是穩固了，因而只是微調。

　提高諸邊戍卒的待遇，除了禁軍的輪戍之外，對於地方戍卒，采取就近輪換的辦法。另外，則是對全國軍力進行一次調整，禁軍、及邊軍主要是汰換，將老弱退役，地方則裁減，當然，嶺南、東南地區暫時猶以重兵控制。而皇城宿衛的軍士，則提升至一萬人。

　更重要的，則是劉皇帝做出一副不再對外用兵，軍事以守備為主，一心經營發展國內的樣子。當然，這只是表象，短時間內，確實沒有再大規模用兵的意思了，國家需要調整，百姓需要安寧，以內安官民，外惑四夷罷了。

　在大漢取得基本的統一之後，這輪冉冉升起的紅日，所釋放出的光芒，已經讓周邊諸國側目不已了，包括契丹、回鶻、高麗、大理這些國家，都爭相遣使，忌憚之意，不需言表。

　至於其他小國、部族，更是紛至遝來，包括此前沒有多少聯系的安南吳朝，也遣使到東京了，卑辭厚禮，態度尤其恭順，稱奴顏婢膝也不為過，妄圖稱臣以得到朝廷的認可。

　新政政策頒告之後，當著滿朝大臣，劉皇帝則再度直言發聲，表明志向，勉勵群僚，君臣同心，共創盛世，護天下之太平，與百姓以安康。

　另外，諸多政令的實施，是需要一批素質過硬的執行者的，需要一大批有力官吏推行下去。歷來國家政策，都是些綱領性的意見，可解釋的空間太大了，自上而下，在朝廷是一個意思，下達道州是個解釋，再到縣裡或許就已經完全變味了。著也就使得許多初衷良好的改革政策，最終跑偏，不遂人意，進而失敗的原因。

　朝廷對國家的掌控力度在這裡，信息的傳遞，內外的聯系，社會的發展程度，都注定朝廷不可能更細致地治理天下，會發生類似的情況也並不出奇。

　當年，以當下朝廷的權威，倒也不至於發生那種極端情況，縱有偏差，也不會太離譜。但是，想要盡量順利地推行新政，盡量完美地實現目標，卻也需一個有力的領導團體與執行班子。

　因此，劉皇帝對大漢的權力中樞，又進行了一次大的調整，以迎新時代，並為新政的施行保駕護航。

　魏仁溥為中書令，仍居首相，主掌國政;竇儀以吏部尚書，兼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王溥以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成為政事堂內最年輕的相公，他與竇儀可以說是推行新政的骨乾人員;雷德驤雖為三司使，但比起王溥，除了年齡大些，其他似乎都比不過了，有些憋屈。

　工部尚書，該任慕容彥超了，主要讓這慕容皇叔將的經歷放到對河工水務的調研與治理上去;雍王劉承勳改授幽冀安撫使兼真定知府，代表皇室到河北坐鎮。陶谷則自相位上退下來了，有人拿他在杭州的一些劣跡彈劾他，劉皇帝讓他回宣慰司乾老本行，估計最不樂意的就是他了。

　刑部尚書， 則由回朝的國舅李業擔任;慕容延釗因為身體不佳，幾度告老，劉皇帝準他歸養，卻不允其致仕，繼任的兵部尚書乃是趙匡胤，直接把他從樞密院給調離了。

　至於樞密院這邊，也有所調整，李處耘仍穩居樞相之位，接任副使的，乃是安守忠。樞密學士承旨韓徽則高升，調至三司任鹽鐵使。

　從劉皇帝對王溥、安守忠的任用來看，過去那些從禦前走出去的文武，已經逐漸成為大漢朝廷的骨乾力量了。

　對於禁軍職位，倒沒有進行大調整，向訓、高懷德、韓通仍管著侍衛、殿前、巡檢三衙門，不過楊業調任殿前副都指揮使，劉廷翰出任殿前都虞侯，王審琦為侍衛都虞侯。

　在這個基礎上，劉皇帝再度從翰林院、都察院、刑部、宣慰司，挑選了三十多名大小官員，分赴諸道州，作為朝廷的勸政使，指導宣揚開寶新政，當然也承擔一部分監督的職責。

　與此同時，對於當下大漢的行政區劃問題，也到了最後的落實階段。對於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如何重新劃分，也已經醞釀多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