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局勢陡變，漢遼衝突，乃至交兵，使得本就脆弱的漢遼和平瞬間支離破碎，回顧之下，七年的安定有如泡影，所謂的和議更是笑話。

　因為遼軍突然兵寇雁門關，引得東京朝堂上下，群議紛紛，不論文武，皆覺慨然，那是種被冒犯了的感覺。

　此時，大漢的君臣們，正投入在進軍江表、一統南方的熱情中。而雁門的戰事，就像一抔冷水，當頭澆下，雖然水不多，但足夠涼，涼至心底，並且足以將劉承祐的注意力再度牽扯回北方，而這一回，可就沒有那麽容易挪開目光了。

　事實上，對於遼國這突然的發難，還是有些意外加疑惑的，意外其翻臉之快，疑惑他就派一萬步騎。

　所幸，大漢這些年在對遼方面的情報工作還是有不小的成果的，經過一番周折，軍情司那邊上報了。雖然沒有過於詳細的情況，但明確一點，北歸的遼使蕭護思向遼主匯報了些什麽，在其覲見的第二日，遼軍便南下了。

　以大漢君臣的聰穎，自然第一時間把目光鎖定在蕭護思身上，並作出判斷。劉承祐即令武德使李崇矩去調查，從與蕭護思有接觸的職吏口中，得知了蕭護思南下的表現，分明就是秘密刺探大漢的虛實。

　同樣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眼中，看出的結果也是不同的。作為遼國的北樞密，蕭護思當然是有一定眼光的人，是以從其一路見聞中感受到了大漢的威脅，而遼帝也認可了此點，乃有後邊的舉動。

　了解到此事，劉承祐心生慍怒，當即下令，將接待蕭護思的官吏及軍官，一並削職罷免，同時，武德司內部，監視蕭護思的探事也做了處置。他們都是與蕭護思接觸最近的人，竟然對其異動，沒有絲毫察覺，即便有“遊山玩水、縱覽風物”的理由作掩護。

　嗯，那些被牽連的官吏，或許會感到委屈，畢竟此前為了維系漢遼之間的融洽關系，皇帝曾降諭，好生招待，禮遇遼使。他們雖有失察之嫌，不智表現，但終究還是被劉承祐遷徙怒了。

　同時，回憶起蕭護思在東京之時，幾次與自己直接交流，都是相談甚歡，誰曾想，在那張和善謙恭的面龐下，竟然含有如此機心與敵意，關鍵自己還沒有什麽察覺。

　說到底，還是自己的注意力都在南面事務上，對於北方的遼國，雖說始終保持著警惕，並不時提醒自己，但又怎麽可能真得做到時時將那種警惕記掛在心頭?再加上，這些年，契丹人也確實稱得上“安分”。

　有劉承祐的思考，再輔以宰臣們的分析，很快就把情況基本搞清楚了。而萬卒寇代的舉動，雖然從中感受到了少許異樣，但也暫時只能用“試探”來解釋其舉動。

　楊業的勝利，使得積壓在劉承祐心頭的少許鬱悶釋放了許多，對於他的大膽出擊，以少敵多，並戰而勝之，劉承祐表現得十分高興，並說道:“楊重貴果成名於此！”

　斬首1879顆，其中契丹人就有728人，其余殺傷還不算在其中，而自身傷亡，則在千人以內，加上俘虜，加上繳獲，實實在在的一場大勝，酣暢淋漓。大漢朝廷，乃至東京士民，多感振奮，對之都是多加褒揚，在皇帝的授意下，宣慰司也出來乾活了。

　不過，這種氛圍下，還是有人站出來掃興，說楊業貿然出擊，有失守關城的風險，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勳，大殺遼兵恐引起兩國大戰......

　對於這等言論，都不需劉承祐發話，樞密使柴榮當眾就將那進言的禦史給大罵了一頓。其後，左都禦史崔周度，迫於群情，主動將那下屬直接貶到地方上去了。

　對此，劉承祐只是感慨，這世間終究還是愚者多，智者少，不識時務，自以為是的人，更比比皆是。

　對於雁門大捷的有功將士，劉承祐自是不吝賞賜，楊業的爵位沒有提升，仍為崞侯，不過加了“開國”，並提升祿粟，同時將其妻馮氏賜五品誥命，其長子楊延昭賜勳職，讓楊業成功實現封妻蔭子。

　至於其下的康延澤等將校，也都是厚賞，傷亡優恤，功狗恩賜，用最直接的行為，彰顯皇帝對於此戰有功將士的態度。

　恩詔一下，東京朝堂又起波瀾，在京的武臣及禁軍將校，紛紛上表，請求皇帝出兵北伐，請戰奏表幾乎堆滿崇政殿的禦案。

　漢將們，有的是功業心作祟，有的是受楊業的勝績所感染，統一戰爭雖然重要，同是功勞，但自古以來，還是對外戰爭、開疆拓土，更能激發有志之士的熱血與豪情，更何況此次是契丹人主動搞事，而對於北面的強敵，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復仇雪恥的心理，畢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幾十年了。

　有的人呢，則純粹是湊熱鬧了。而禁軍的高級將帥中，也多有下場表態的，比如韓通、孫立、李重進、李繼勳等人。

　包括賦閑多年的前侍衛司副帥王殷，也主動向劉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從征。當年何福進病逝，朝廷選派北面都帥，任命都已經下達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為放肆，為人彈劾，也觸怒了劉承祐，直接被一擼到底，不只丟了北面都部署的帥位，還把侍衛副帥的軍職的軍職給丟了。

　這些年，朝廷不論是取荊湖，還是滅蜀，王殷都曾主動請求出征，不過都被劉承祐給拒絕了，一是大漢不缺將校，何須他這個花甲老將，二則是，當年的不矩行為給劉承祐印象實在太差了。

　這一次，也是王殷最後一次主動請命了，如果再不能給機會，他也就不作他想，憂憂鬱鬱地去過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將帥中，慕容延釗、向訓、趙匡胤也都沒有輕易表態，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將帥，心裡清楚，下面鬧得再積極，還得看皇帝的態度。而北伐的決策，可是朝廷頭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諸公仔細討論，全面籌算，不是輕易可下決定。

　這些，都還是在京的將帥，而地方的將領們，尤其是河北的邊軍，雖奏表未至，但劉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輩躍躍欲試之志，拳拳報國之心。

　將帥請命的背景下，是一場事關大漢戰略的爭論，南北之爭，這幾乎是貫穿開國以來大漢戰略方向的議題。

　早年的時候，基本沒有太大的爭議，當時國家實力不足，戰略環境也談不上好，四面皆敵，且漏洞不少，那樣的情況下，選擇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風險最小、收益最高的選擇。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遼軍聚大兵南下，火神澱之亂，當時就有不少人提議北伐。為何，還是北塞殘破的局面下，大漢上至君臣，下至軍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鳳後，國力漸富，兵勢漸強，又有人向劉承祐建議北伐。當時遼國雖然也恢復了幾年，但政治不穩定，宗室貴族叛亂不休，讓人看到了機會。

　不過，稍加思量後，劉承祐還是拒絕了，仍舊堅持南攻北守的戰略，北面既能維持基本的和平，給足了空間，那便按照既定的戰略走下去。

　其後，收荊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邊情不變，那麽接下來一舉平定江南，仍是堅持不可動搖的戰略。

　但是，這一次不同了，遼國主動改變，掀起戰爭，將漢遼之間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劉承祐不得不嚴肅北顧，不是心志的動搖，而是來自北面的威脅不得不重視。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戰略之爭，並且這一回，並不局限於少數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這一天，劉承祐乾脆下詔，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討論南下北上事。

　這封詔書，也反應了劉承祐內心的糾結。在群臣各抒己見的浪潮中，劉承祐對近臣發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還在為南北戰略頭疼！”

　議潮之中，劉承祐也不由思索，原來的歷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吳越獻土， 遼國都沒有如此大的反應，為何?

　思慮良久，雖未徹底洞悉其情由，終是有所得。

　如果說正史中，五代亂世的結束，從後周的建立開始正式奠基，走上統一的快車道。而今的大漢與之相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這三年的內功修煉，發展到後面，其間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區區三年了。

　中間少了三叛連橫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亂，又沒有北漢的掣肘，征淮半載而定......這些使得王朝的元氣得到了極大保存，恢復發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語。再加劉承祐苦心孤詣的勵精圖治，以致大漢國力軍力之強，遠邁“同期”，帶給遼國君臣的壓力當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語。

　而正史上，等北宋發展到如今大漢的程度，遼國也同樣安穩積蓄近二十載，又沒有欒城之戰的重大損失，自然安穩些。並且，進入到耶律璟後期之後，遼國的政治環境，也確實有些混亂，國內矛盾也重複劇烈，對宋事務也有心無力。

　而如今，大漢帶給遼國的壓力感太強了，倘若遼國君臣有憂患意識，就絕不會面對大漢而無動於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