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羊平，位於榆林道腹地，屬夏州治下，去州城約百二十裡，處沙漠邊緣，以沙灘梁地為主，輔以周遭大量的水泊，因而成為了黨項族一大聚居地。

　而以黃羊平為中心的黨項部族，乃是野利部，這是黨項大部。溯黨項之源，在過去幾百年間，曾有兩次大規模的內遷，先是吐蕃崛起，迫於唐蕃相爭，徙至秦隴一帶，後是安史之亂，吐蕃入據秦隴，再度東移，長居夏綏靈慶延，待唐末，隨著拓跋李氏的崛起，徹底成為西北一方豪強藩鎮。

　在黨項人的變遷之中，形成了幾個大的部落聯盟，居慶州隴山之東以拓跋部為主的“東山部”，居靈、鹽、慶州地區的“平夏部”，還有便是以野利部為主的“六府部”。

　當然，隨著大漢的崛起，漢軍漢民的強勢回歸，原本的世界線被徹底打亂，黨項人崛起的進程也被徹底打斷，如今的黨項部族，被朝廷拆分得支離破碎，上層權貴被嚴厲打壓控制，下層部民也被分散遷置，二十年間，足有不下十萬的黨項人，被外遷安置在山陽、燕山、安東乃至他們的源地。

　然而，這些動作，終究只是治標，未達根本，夏綏地區的黨項人，依舊以大小部落聚居的形式存在，上層首領酋長的影響雖然被盡力消除，但仍舊殘留有巨大影響。

　而隨著朝廷越發嚴厲的民族政策，民族矛盾也在不斷加深，黨項人對朝廷的不滿情緒也在不斷增長，至開寶二十一年，已到積重難返的地步。

　朝廷或者說劉皇帝的初衷還是好的，想要實現對黨項人的同化吸收，徹底解決西北黨項問題，維護政權穩定。政策上的強製與嚴厲，或許帶有劉皇帝鮮明的個人風格，但不強硬，根本無法推行。

　只不過，很多政策出現問題，往往就在執行層面，榆林道這邊，也是如此。想要實現民族同化的目標，最好是要做到文化消滅與建立新的文化認同，中樞也降下指令，讓榆林地方官府在黨項人中推行漢字、漢話、漢服、漢禮。

　然而，想法是好的，只是有些現實問題卻無法得到解決。要切實推行朝廷制定的那些政策，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這些都是地方官府所稀缺的，即便朝廷有些政策的優惠以及相應財款的調撥，但針對幾十萬黨項人，仍顯杯水車薪。

　再就是，地方上的官員，也有畏難情緒，更有懶政心理，還不乏貪汙腐敗，這同樣給執行層面增加了阻礙與難度。

　不過，朝廷權威正盛的當下，對於來自京師的政策方針，也不敢公然違背，因此，做則做矣，做不做得到便是另外一回事。

　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朝廷的那些政策，地方官府也是有選擇地推進執行，硬的一方面，是簡單粗暴，照章辦事，軟的一方面，則怠慢其事，甚至刻意忽略。

　比如對其首領權貴的打壓，官府很賣力，因為能在那些黨項首領身上挖出財富，獲取利益。比如對其部族的打亂外遷，同樣執行得很到位，不服從的出兵鎮壓即可，外遷出境後，就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而沒有外遷的黨項人，也根據朝廷的要求，進行了拆分重組，但也只是進行一些不得人心的人員變動，對其聚居形式、生活習俗並沒有什麽改變。

　初期，不得不盡力，還有監督，具備一定的約束力，到後面，除了重要城邑周邊，其余廣地區，其改化革新、移風易俗，基本就處於放任狀態。

　至於建立學校，教習黨項兒童漢字漢話，也只是在城鎮以內，像遣專人到黨項人聚居點教學，同樣也只有零星幾個點，裝裝樣子，應付檢查罷了。

　出現這樣的情況，主觀原因是地方官僚們執行遲誤推諉，客觀原因，則是地方上缺少讀書人，即便有，沒有人願意到黨項聚落中去燃燒自己，貢獻學問。

　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到開寶二十一年，朝廷過去制定的多項民族同化政策，在執行不到十年之後，就基本宣布失敗了，尤其在榆林地區，更是流於形式，只剩一個空架子了。

　當然，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比如已然安分下來的境內契丹人，馴化很順利，這還是得益於遼國時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區，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爛的局面，決策層有責任，執行層也要背大鍋，當然，黨項人的難馴與排外也是關鍵因素。

　而從榆林地方官僚們那遲鈍的表現也可以反應出一些問題，他們對朝廷的那些政策，實則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覺得太折騰，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對於這些內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羈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麽多花樣，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長首領，下折騰那些部民氓隸，中間官僚們還麻煩難做，實在是不得人心。而作為地方上的當權者，他們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亂子即可，朝廷強行推行同化政策，也著實給他們增加了不少麻煩，他們是來做官的，不是來坐火爐子的。

　當年夏州黨項人的動亂，就讓榆林道的官僚們徹底警醒了，因為那場動亂被罷官奪職的可是劉承錫，那是正兒八經的皇親，出了亂子，都不得幸免，何況其他外臣。

　不過，官僚們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亂子，至少不能出現帶有叛亂性質的動蕩，為此，一些當地官員，甚至不惜捂蓋子，乃至對黨項人做出些妥協。在他們看來，只要你們不給官府惹麻煩，官府也不找你們麻煩，大家相安無事。

　當然，也不是所有官員都這樣，也有盡心王事，積極作為的，但不論做法還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樣為了減少麻煩，好搞一刀切，強硬、強勢以至無理。

　還有更為過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員、將校，借著朝廷整頓黨項部族的機會，從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黨項部民，榨取他們的財富。

　形形色色，亂象紛呈，在夏綏地區回歸朝廷二十年之際，當地的形勢，已然十分糜爛，黨項人怨聲載道，矛盾不斷激化，不安的情緒也在不斷擴散，就像一堆乾柴，只差個火星就能引燃。

　這還只是黨項人以及胡人的問題，地方的官僚，徙邊的漢民豪強，也是矛盾重重，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人心混亂思變。

　對於地方上的情況，朝廷不是一無所覺，不論是地方的有識之士，還是武德司的奏報，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畢竟隔得遠，不論是留皇帝，還是政事堂的宰臣，都隻當是政策施行過程中的一些負面影響。思及乾祐時代，朝廷制定的多項政策，鬧出的亂子同樣不少，大叛亂都有，榆林道所謂的不穩，又能嚴重到哪裡去?

　直到去年，隨著黑汗使團案的爆發，鳴沙匪的現形，對於西北治安亂象，才終於引起了朝廷足夠的重視，一場針對西北匪盜的治安大作戰，收獲雖豐，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擊，並沒有根治。

　隨著對西北各項調查的展開，那隱藏在開寶盛世幕布下的真實一面，也終於露出冰山一角。

　在劉皇帝被朝廷內部事務牽扯，朝臣們也為動蕩的政局所吸引，還沒來得及對西北推行綜合整頓治理政策時，李繼遷率先舉起了反旗。

　毫無疑問，李繼遷就是那朵點燃西北亂局的火苗。當然，這顆火苗的影響，在初期並不是那麽大，甚至顯得脆弱，畢竟，大漢朝廷的威勢依舊強大，哪怕滿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貿然像李繼遷那樣舉旗叛亂，正面對抗朝廷。

　但同樣的，蠢蠢欲動之勢，也不可避免，若沒有黨項勢力的支持，豈能有上千黨項部眾跟隨李繼遷舉兵。而在李繼遷事敗外逃，遠遁戈壁的過程中，也少不了當地部落的掩護。

　比如野利部，由於地理位置的關系，就成了夏州官府重點的盤查目標，甚至，都不需要什麽證據，完全可以斷定，野利部必然與叛逆李繼遷有所勾連。

　因而，在過去的半年中，野利部的日子更加不好過了，夏州知州上官正下令，讓野利部眾，相互舉報，報則有賞，同時，駐軍也在都司的調動下出動，戒嚴排查，而隨著來自東京的指令，有了中樞背書，做起來就更加肆無忌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