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而言，打造關東州這個烏龜殼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昔日關東軍、朝鮮軍在遼陽防線前撞得頭破血流就是最好的例證，即便軍部一貫嘴硬，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惟日本人，世界各**事理論都有這樣的一種思潮湧動:謂鐵絲網、機槍出現以後，戰役優勢的天平重新倒向了防禦方。一戰已證明了塹壕戰的合理，從某種意義上說，遼陽之戰就是歐戰西線戰事的提前預演，堅固的彈性防禦體系再三證明了陣地戰與防禦作戰的優越性，只是對日本人而言，這種新戰術不是首先在歐洲，而是被一貫看不上的中國國防軍首先采用感到奇怪與震撼了一些。
　　日本軍部雖然以頑固著稱，但在“新軍事革命”面前並沒有閑著，除面上強烈指責內閣“縮手縮腳”以外，對於作戰理論的反省與探索同樣激烈，戰後十年也采取了大規模的變革與創新——既是觀念和理論上的，也是操作和實踐層面上的。
　　對關東州防禦力量的持續增強，特別是關東軍從單純的步兵師團擴充到包含步兵、重炮兵、航空兵、坦克兵等在內的諸多合成軍種在內的真正軍級單位，以張紹曾上將為首的總參不止一次地表示了擔憂，甚至好幾次都下定決心要發起預防性打擊，為此還擬定了多個突襲方案，以便阻撓關東州的防禦強化，但這種請求總是為秦時竹、陸尚榮等所拒絕。理由當然是現成的——時機不成熟！但到底什麽時候才算是時機成熟，卻又語焉不詳。
　　其間的個中緣由，只有在穿越組這個序列才能明白秦時竹的用意——當年唾手可得的關東州之所以迫而不取，不在於心慈手軟或者姑息養奸。而是另有所謀，對一心希望造成日本陸軍大出血的秦時竹來說，日本軍部十年強化推行得越徹底，他的策略就算是越成功。
　　倘若沒有關東州，日本失去了中國的立足之地，則必將導致日本“大陸政策”的全面破產，日本把全部精力放在海軍上面，軍費只會向海軍傾斜。考慮到中日海軍之間的實力差距，力量對比對中國更加不利。因為身為島國的日本可以不發展陸軍，作為傳統陸地大國的中國卻不能不發展陸軍，如果中日交戰需要消耗對方1億元的損失。明顯是從陸軍這裡實現更有把握。留著關東州不收，就是讓日本陸軍還有個念想;而在東北軍區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就是迫使日本陸軍將大量實力困頓在朝鮮與關東州。
　　目的果然達到了，在戰後的10年間，日本海陸軍之間的軍費爭奪貫徹整個始終。按照日本陸軍在日俄戰爭後制定的擴軍計劃。是按照平時25個師團，戰時50個師團的標準籌措的，但遼東戰事一打，這個規模就維持不下去了。甚至於為了應對遼東戰事，陸軍被迫挪用了後面財政年度的軍費。其窘迫姿態清晰可見。
　　從編制來說，十年來日本陸軍一個師團也沒有增加。相反因為遼東戰事的失敗，還主動撤銷了4個師團的編制——13師團、15師團、17師團、18師團相繼被撤銷，除第18師團因為山東之戰中洋相出的最大而首當其衝外，其余被裁撤的都是人員和裝備完好率最低的部隊。西園寺公望內閣在穩定局面之後，換掉了激進派的寺內正毅，換上了山梨半造擔任陸相，4個師團的大裁軍被人稱山梨軍縮。本來按照山梨半造的意思，連第4師團這種中看不中用的窩囊廢師團也可盡數裁撤，奈何人家番號靠前，國內又有大阪財閥作為靠山，動搖不得，是故只能到此為止。
　　遼東戰事打殘廢了56個師團，光是恢復兵力和裝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擴軍根本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單就人數而言，哪怕日本真編練了50個師團，也不是中國國防軍的對手。根據日本的情報統計，中國三北軍區——東北、華北、漠北三大軍區每家都有30萬的兵力，再加上2個直屬中央師的編制，黃河以北中國擁有百萬大軍，現在可不是當年吹噓一個大隊等於支那一個師的時候，這百萬國防軍都是實打實經過中俄北方戰爭洗禮的生力軍，再加上中國近乎無限的後備力量，靠堆砌數量是拚不過中國的，唯有在質量上下功夫。
　　除4個師團被裁撤外，長州派在師團內部也進行了改組，取消了全部師團所屬的旅團部與騎兵聯隊，代之以增強炮兵力量，除獨立騎兵旅團以外，騎兵聯隊這種編制算是徹底消失了。再加上降低騎兵數量後有關後勤保障的壓力也大為壓縮，整個山梨軍縮整整裁掉了8萬多兵員額度和近3萬匹馬。改革之後，甲等陸軍師團滿編規模從2.7萬下降到2.4萬，通過內部結構調整與優化組合，拖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遼東戰場上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幾個師團才恢復了元氣。不過現在的陸軍師團可比戰前精乾多了，火力投射密度也大，只是軍資耗費水平也隨之水漲船高。
　　在17個常規師團以外，日本還編成了若乾個獨立混成旅團與特種旅團，其中最寶貴的當屬兩個半裝甲旅團。一個部署在關東州，一個部署在京畿附近，還有一個則在關東平原上擔負訓練任務，原本軍部在朝鮮也想安排一個戰車旅團的，奈何朝鮮的地形實在太過於複雜，不適宜坦克使用，只能作罷。而坦克同樣也是所謂的“世界最新型號”，純粹用一戰剩余物資武裝起來的，至於日本國造的戰車，根本就是慘不忍睹——在國防軍裝甲力量的刺激下，日本比真實歷史提前10年搞出了坦克。從1919年開始，以“七九式輕戰車”為開端，各類型的日本坦克、裝甲車以每年一個型號的速度下線。看著豐富多彩，但其實均是英法各國裝甲車輛的翻版與仿照，比起原產國來，這些歷史的早產兒更加脆弱，無論可靠性與性價比都十分低下，沒有一款達到量產標準，擔綱戰車旅團主力的還是進口坦克，特別是以法國雷諾17型的後續改進型號為主。由於中國的戰車從未在歐洲戰車亮相，在遼東之戰中也有不少的機械故障，日本方面便想當然地認為在機甲領域，日本是大佔優勢的。
　　在遼陽之戰結束後的不久，日本一直處於恐慌之中，生怕國防軍利用兵力和裝備優勢挑起事端，趁機收回關東州，這種心態一直維系到戰車旅團編成之後才扭轉過來。同時，針對華軍的空中威脅，不但強化了高射炮的添置，而且也推出了飛行師團，唯一例外的是，由於陸海軍一致反對航空兵獨立，飛機是被陸海軍分別瓜分與掌握的。
　　在裝備發展這一點上面，應該說日本人還是非常善於學習的，及時從遼東之戰中汲取教訓，但日本固有的陸海軍矛盾卻遠不是這種“新軍事變革”所能夠消弭的，甚至在這一輪變革中對立程度更勝一籌。陸軍雖然裁撤了大量編制，但因為裝備強化與損失彌補，一直處於捉襟見肘的地步，甚至於為了優先保障關東軍和朝鮮軍的換裝，日俄戰爭時期的步槍還在繼續使用。在每年的財政經費爭取上， 更是屢屢與海軍鬧得不歡而散，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算是存續時間最長的，也隻存在了不到3年便被迫宣告解散，後續的內閣似走馬燈地更迭，平均存續時間不超過10個月，光西園寺公望和加藤高明就合計組織了4次，直到1922年大隈重信、山縣有朋紛紛去世後，藩閥特征的內閣體系才宣告結束，正式進入了民主政治時代，平民出身的原敬第一次擔任了內閣首相。雖然比歷史上晚了好幾年才當上首相，但因為有山本權兵衛被暗殺的前車之鑒，繼任的首相都十分注意自身安保，原敬也因此避免了被暗殺，安然無恙地繼續執政。
　　陸軍的發展反過來也卡住了海軍了喉嚨，雙方搶經費、搶資源、搶生產能力，甚至於還發展到搶飛行員，為避免對手的爭奪，乾脆最後連飛行學校也一分為二，一個歸了陸軍，一個歸了海軍，各自培養。甚至於還發生過從國外引進同一種發動機專利，因為相互防備，陸軍付了一次錢，海軍再付一次錢的咄咄怪事。在華盛頓海軍協議達成以後，陸軍沒有任何“同仇敵愾”，反而幸災樂禍地說道:“對海軍大量擠佔陸軍軍費的事實，連各國都看不下去了。”
　　同樣，在中國就關東州問題發出最後通牒後，海軍也表達了袖手旁觀的意思:“陸軍不是號稱關東州防線固若金湯麽，那就讓中**上去試試看，免得到時候又說海軍搶了陸軍的功勞。”
　　這種相互觀望的心態，一直持續到了5月27日華夏社發表爆炸性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