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就參加了人民黨?”

　“是的，宋教仁來了好幾封電報，勸我繼續參加同盟。[]我只是婉轉地說，我已加入了人民黨，不宜再入別的黨。你猜他怎麽說?”

　“呵呵，怎麽說?”何峰來了興趣。

　“他居然說，參加了一個，還可以再參加一個嘛。反正就先掛名任個事，不用具體工作。”藍天蔚說，“可把我給氣壞了，參加政黨，投身政治，是很嚴肅的事情，怎麽能隨隨便便參加一個政見不合的政黨呢?更不要說什麽事也不乾，隻做個招牌，他們把我藍天蔚看成是什麽了?我參加政黨，為的是救國救民，不是為了個人沽名釣譽！”

　“說得好！說得好！”

　“經過這一系列事情，我現在總算通了，同盟為了所謂的議、民主，已走火入魔，忘記了自己的本份和職責，我不願意和他們同流合汙，我要有新的方向。\\”藍天蔚激動地說，“從人民黨的黨綱裡看，我找到了這個希望，只是希望複生兄不要讓我失望。”

　“這個黨，是人民的，不是誰的或幾個人的，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一起為中華崛起而奮鬥！”

　“好，為中華崛起而奮鬥！”商議了有關軍事細節。夜深時分，葛洪義還毫無睡意，似乎在等待一個人的到來。

　“先生，事情辦成了。”不知何時，屋外飄來一個身著黑衣的女子，卻是號稱騰龍社東龍的“黑蜘蛛”劉玉。

　“怎麽樣?順利嗎?那家夥是什麽答覆?”

　“不順利，這家夥起初抵死也不肯承認，後來我讓他看了他們組織的標志和誓詞。他才信服了。”劉玉不好意思地說，“所以這麽晚來，請先生恕罪。

　“阮尚賢不是省油的燈，要不是咱們捏住了他的確切證據，他估計抵死也不承認的。”葛洪義口中地阮尚賢表面上是《並州日報》主筆。實際上卻是越南革命志士。

　“先生，我始終沒有明白，您為什麽要和安南人合作?”劉玉不解地問。“用咱們自己人。不是更好?”

　“自己人自然要是用的，但阮尚賢在山西經營多年，形成了自己的門派。我們如果不和他有效合作，怕是立足未穩不好辦事。”葛洪義輕微一笑，“而且，據我所知，復國(阮尚賢的組織)人和以前咱們也有點像，沒什麽劣跡，這是我敢放手和他們合作的一個主要原因。”

　“既然我們自己也要搞組織，先生和他合作地目的何在呢?”

　“自古都言強龍不壓地頭蛇。==他已有了氣候，不能為我所用，簡直太可惜了，很多事情，通過他們去做比我們做更方便。[]比如，現在山西幾個大毒販，你知道嗎?就算是知道了。你掌握了他們確切的運貨手法和途徑嗎?你能保證一網打盡嗎?就算是你行。這中間又要多少時間?”葛洪義意味深長地說，“我現在把家弘派到這裡。就是希望他能迅速地打開局面。”為了山西地工作，葛洪義派出了號稱西龍地吳家弘。

　“我明白先生的意思，我還是負責京畿吧。”

　“記住，一般的動向，你通過白毓匯報過來就可以了，絕密地情報才需專人投遞。”

　“是！”

　革命成功後，騰龍社的手腳越伸越長，除東北依然由葛洪義和北龍薑哲瑋管外，中龍林宇翔已被派遣到了湖北包括華中一帶，南龍周毓正則在江浙一帶潛伏下來。這些都是葛洪義多年的心腹和騰龍社的佼佼者，他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沈麒昌和熊希齡為了籌建各處分行，匆匆忙忙地趕到了上海。江南一帶，尤其上海，票號眾多，錢莊尤其興盛。錢莊和票號一樣，都是獨資或合夥經營，而以合夥制居多。出資人對企業負無限責任，通常以一筆錢存入錢莊，在上海稱附本，又稱護本，不過錢莊資本大都小於票號，因為錢莊多以經營商業信用為主，只要周轉靈活，並不需要很大的資本。在上海，因為吸收了大量存款，又有外商銀行給予拆借，平均資本就更低了，每家不過4-5萬兩。

　上海錢莊的另一大特色是錢莊家族，如著名買辦徐潤投資2家，敦信洋行買辦嚴蘭卿投資7家，住友銀行買辦席聚星投資5家，一般來說各大買辦或多或少都有投資。錢莊也分幫派，在上海有12幫:紹興幫、寧波幫、蘇州幫、鎮揚幫、廣東幫、本幫、松江幫、南潯幫、安徽幫，還有顏料幫、潮州土行幫、洋布幫，視出資人的籍貫和主要服務行業而定。==”

　錢莊地人事制度和票號也大體相仿，經和高級職大都與出資人非親即故。不過也不全和山西票號一樣，中間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易子而教”，即甲莊經的兒子到乙莊徒，乙莊的則送甲莊。也因此，錢莊很多都是父子相承。

　年終分配，錢莊也有獨特性，在裡面工作之人，除徒以外，都有工資，但工資甚微，高級職就要通過人力股分紅了，一般佔左右。以上海協源錢莊為例，規定三年一結(票號為四年一結)，純利潤按照17股分配，出資人得到12股，督、經各1股，協得。8股，其余2。2股分配給清帳(計)、跑街、匯劃(票據交換)、錢行、銀行、洋房(負責與其它錢莊、票號和洋行的往來)，信房(書)、客堂等八處負責職，即上海錢莊所謂的八把頭。

　“這倒和票號大異其趣，特別是這個易子而教挺好，比晉商那些老死不相往來強多了。”

　“正因為有這種千絲萬縷的關系，錢莊還有正式地同業組織，這也是與票號地一個很顯著的區別。這種同業公，不僅是聯絡感情、謀求共同利益地團體。而且有實際地業務，主要就是票據交換、錢莊間的款子匯劃、議定拆息和商定銀洋價格等，這些是每天都必須進行的。對官府或外商的交涉，也常常通過同業公進行。

　錢莊的利潤有一個很大地來源——莊票，分為即期和遠期兩種。便利於收付、活躍交易，促進商品流通。實際上，莊票給錢莊帶來存款。擴大了業務。並高其信用力，出票越多，信譽越好。==但錢莊對於流通的莊票數目總是竭力保密，以防謠言擠兌。同業公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合力破除謠言，防止擠兌。”

　“這麽說錢莊要穩固地多嘍?”

　“也不是，因為有這層關系，錢莊經營一般要比票號大膽，往往也造出更多事端，比如前年發生地橡皮股票風波。錢莊周轉不靈，大量倒閉，去年革命爆發，外資銀行陸續收回對錢莊的拆借，錢莊又因此而倒閉58家，幾乎奄奄一息。上海的報紙幾乎每隔幾天都有報道地。”

　銀行和錢莊的關系既有共生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銀行是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比較大。不象錢莊或票號那樣依靠財東個人的財產和信譽;銀行以法人資格經營，錢莊依靠個人關系。銀行主要做抵押貸款，錢莊通常為信用貸款;銀行辦票據貼現，錢莊的莊票一般不貼現。雙方最根本的矛盾就是錢莊由於既得利益，死守銀兩記帳不放，不僅壟斷洋厘行市，還表現為在同業往來上，銀行間收解是現銀授受，錢莊就只能劃撥，即以公單過帳，如果銀行收進錢莊票據，需遲日取現，無形中造成了損失。因此，遇見有風吹草動，銀行，尤其是洋人銀行，常常對錢莊落井下石。

　“所以你一反常態，不和錢莊談，就和那些銀行談了?”沈麒昌恍然大悟。

　“正是，上海金融業發達，各大列強的銀行雲集，人民銀行若是要開設分行，沒有熟悉當地業務地合作夥伴是不行的。”熊希齡得意地說，“我已事先和三家商量好了，估計再碰個頭談一談就沒有問題。”

　其中一家是196圈#開業年的信成銀行，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家私營銀行，由周廷弼創辦，資本11萬，在北京、天津、南京和無錫設有4個分行革命爆發後，由於金融市場緊迫，該行就宣告歇業。熊希齡要開設分行的消息一傳到，兩人立馬一拍即合。

　另一家是198年由浙江人李雲書創辦的四明銀行，資本15萬，於漢口、寧波設立分行。虞洽卿是創辦人之一，與錢莊關系密切，尤其與寧波幫的商業和錢莊關系十分親近。主要就是投放商業和航運業，後來逐漸由虞洽卿主持。

　最後一家是197設立的浙江興業銀行，由浙江全省鐵路有限公司創辦，初期目地是為了解決鐵路股款地保管和利用。資本1萬，分1萬股，浙省鐵路公司佔四成半，在鐵路公司和銀行都有投資。辛亥革命爆發，杭州謠傳漢口浙興倒閉，發生擠兌風潮，曾任大清銀行首屆監督的葉揆初是當時地總負責。

　通過談判，熊希齡和三家銀行達成了協議:信成和四明兩行在上海的股份，吸收並入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總股本5萬元，其中人民銀行總行2萬，信成持有5萬，四明持有1萬;北京和天津分行中，信成各持有1萬(周熙各持有15萬，其余都由人民銀行總行掌握)，在南京分行持有萬(相應的，人民銀行為7萬);漢口分行中，四明佔有2萬，浙江興業為萬，人民銀行為5萬;寧波分行中，四明佔有萬，浙興2萬，人民銀行5萬;杭州分行中，四明2萬，浙興5萬，人民銀行萬。\以上諸行，除北京和天津分行行長由人民銀行委派外，南京、上海、杭州、漢口、寧波五處分行都由原有三行的負責人出任行長。之所以這麽讓渡，一方面是因為這三家銀行心甘情願的接受合並，能擔任行長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另外也是因為人民銀行實在派遣不出那麽多的人才，尤其是熟悉當地業務的人才來管各地分行業務，也樂得順水推舟。

　得益於騰龍社的分布和《人民日報》駐外地分支機構或明或暗的渠道，葛洪義人在山西，消息卻頗為靈通。

　“北方兵變，南方也沒有安於本位。滇軍北伐司令唐繼堯攻入貴陽，拒絕孫中山任命的貴州都督楊藎誠回歸。”葛洪義首先通報了這個信息。

　“唐繼堯混水摸魚?”秦時竹笑著說，“恐怕背後還有蔡鍔的指使吧?”

　“情報上說:楊原任第一標教練官，兼任貴州陸軍小總辦，武昌起義後，被推舉為都督，以同盟控制的自治社為樞紐，而憲政預備公陰謀顛覆軍政府，就與蔡鍔商定密約，準備換馬。當時由於形勢危急，楊率軍北上援助湖北，唐繼堯率領滇軍過路貴陽，貴州副都督趙德全不知是計，讓唐部到南門駐扎。第二天，滇軍突襲螺螄山，佔領全部城外製高點，架設大炮，對著都督府。趙見城外兵力空虛，一方面動用緩兵之計，強調和平解決，另一方面趕緊派人求援，讓楊火速回師。這是本月初的事情。”

　“蔡鍔的手倒是伸得夠長的。”秦時竹另有所思，“西南諸省的同盟勢力恐怕要煙消雲散嘍！”

　“蔡鍔?他卻不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唐繼堯當了貴州都督，還能這麽乖乖聽他?”葛洪義冷笑一聲，“倒是這個行為為鄰省兼並開了惡例。”

　“還有什麽重大消息?”

　“有，七天前改良政治群英在武昌舉事，此為武昌醞釀許久的二次革命。該本來是武昌、群治二社社所組織，因不滿湖北軍政府上層人物日趨反動腐化，聯合武昌軍政各界激進人士，是日凌晨舉事，本擬將湖北軍政府各部一體推翻，並罷免黎元洪的職務，後因少數團體意圖妥協，乃將矛頭專門指向孫武及平日作惡多端之人。”葛洪義介紹道，“為應對此事，我已派遣林宇翔率得力人手前往。據悉，事變後黎元洪借口奉命改部為司及群眾不滿孫武的因素，將所屬各司全部換成自己的心腹，並借此大肆捕殺社等革命團體，不少人士已經要求我們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