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吳景濂率領所有由“民選”選舉產生的各省代表返回參議院(基本就是原先的“官派”議,由各省議表決通過,同時又略微增加、更換了少數幾個議),人民黨保住了議長一職,副議長由湯化龍接任。[]繼議長改選後,審議長及各部審查和其它常任職也全部重新改選。谷鍾秀被選舉為全院委長,林長民被選舉為秘書長,各部委也大都改頭換面。但總的說來,人民黨基本保持了原先的勢力,同盟勢力大受打擊,失去了對好幾個部門的控制權。
經歷了種種,同盟議發生了程度不同的分化,渙散的趨向越來越明顯。有的無視“黨議”,自行其是;有的為了個人地位,不惜犧牲“黨見”,大搞政治投機,成了唯利是圖的政客;有的則不分青紅皂白,不辨是非,一味以謾罵、攻擊來謀求黨勢發展,徒然為反對派指責的借口。首發
各小黨的勢力也在不斷分化組合,一個突出的實例就是以民社為核心,包括國民協進、民國公、國民黨和統一黨五個政黨,合並改組成為共和黨,成為參議院中的第三股大勢力。民社的本部雖然在上海,但其發源地和大本營均在武昌,核心人物是孫武、政客孫發緒和未公開掛名的黎元洪秘書饒漢祥,主要由舊軍官、失意同盟和清末立憲派。
國民協進是民國成立後黃河以北地區建立較早地政團之一。大部分為清末立憲團體憲友和辛亥俱樂部成。與梁啟超關系密切,曾表示願意為梁所用;
民國公由陳敬第、黃群等人發起,多系光複中殘余分子和地方政客;
國民黨由潘昌熙等人於上海成立,未成立前,暫稱“國民黨同志”,但直到5月初,也未能舉行成立大,所以應該一直稱之為“國民黨同志”。=首發=
以上四黨加上統一黨。雖然各具特點,略有差異,但在鞏固維持自身勢力,反對同盟、人民黨兩大勢力上卻是一致地,同盟、人民黨和共和黨構成了臨時參議院中的“左”、中、右三派。三黨以外,獨立人士尤其無黨派人士就相當稀少了。
袁世凱也在竭力增強自己的勢力。幾乎將總統府改成了北洋系的大本營,他剛剛就任臨時大總統,就迫不及待地設立“臨時籌備處”,作為辦事機構。所安插的5人,全部是他的心腹親信,唐紹儀內閣成立後。他又將許多人充實到各部,一方面牢牢掌控局面,另一方面對唐紹儀也起到牽製和監視的作用。此外,他還以“諮詢一切”的名義,於總統府設立外交、政治、軍事、海軍、法律、教育等名目繁多地各種顧問,顧問又分高等、二等、三等之分,目的在於安插私人,網羅社“名流”和牢籠革命黨人。顧問愈設愈多。名目愈來愈奇。
在安插親信的過程中,袁世凱幾乎達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終於引起了參議院的警覺。特別是袁世凱無視《各部官製通則》的規定,又不經參議院的同意,便下令任命張元奇、榮勳為內務部次長,遭到議竭力反對。5月初,袁世凱的追認谘送到參議院。無論哪個派系的議們都一致投了反對票。老袁沒有辦法,隻好下令取消。
袁世凱控制權力地野心。在針對南京留守的問題上暴露得更加明顯。孫中山卸任後,黃興被任命為南京留守。按照公布的《南京留守條例》,“南京留守直隸大總統,有維持南方各軍及南京地面之責”,表面上似乎權利很大,但由於財政大權控制在袁世凱地手裡,實際難有作為。\\\\\\同時,條例又規定,“俟南方軍隊就緒,即行裁撤”,這就是說,留守府只是一個暫時的軍事善後機關,袁世凱無非就是借黃興之手來裁遣南方軍隊罷了。
早在南京臨時政府結束期間,黃興即已著手變軍隊。他先後將駐在蘇、皖、浙、閩的軍隊編成二十六個師,五個軍,即柏蔚的第一軍,徐寶山的第二軍,王芝祥的第三軍,姚雨平的第四軍,朱瑞的第五軍。4月19日南京兵變事件地發生使黃興懂得了有軍無餉的嚴重危險,更堅定了他裁遣軍隊的法。在兵變後的半個多月內,除將贛軍繳械押回原籍外,又將桂軍六大隊及粵軍一部遣散回籍,浙軍全部調回原籍,同時也抓緊了江蘇軍隊的裁遣。\\\\\\準備於兩月內縮編兵數三分之一,將第一軍、第二軍劃歸陸軍部直轄,其余除三十九旅劃歸山東以外,交江蘇都督統轄頓。
為抵製列強利用借款監督中國財政的圖謀,黃興一面積極倡國民捐,一面以愛國相號召,動退伍。他的邏輯是,借款是因為財政困難,而財政困難是因為軍餉負擔太重,因此解甲歸田就成了避免借債亡國地愛國行動了。在黃興地感召下,許多士兵主動離開了軍隊,一些高級軍官如第二師師長朱志先,第五師師長劉毅等相繼要求撤銷師部,解甲歸田。
袁世凱對這一切看在眼裡,喜在心裡,他表面上極力挽留黃興,實際上則在考慮如何穩妥地接收留守府。
赫圖阿拉的滿人叛亂由於秦時竹嚴密封鎖消息,半個月過去了,還沒有傳開,但很多消息卻是封鎖不住地。首發4月27日深夜,葛洪義剛剛到赫圖阿拉準備直接辦案時,在鄭家屯車站僥幸逃脫的阿拉坦敖其爾回到了貢王府。
近半個月在野外飄忽不定、風餐露宿的生活讓阿拉坦敖其爾形容憔悴。頭髮、胡須老長且肮髒不堪。見到貢王后,他隻喊了一聲“王爺”,就昏了過去……
也許是快到家地興奮讓他降低了周圍環境地感知力,也許是貢王沉浸在自己的幻裡一直難以自拔,他們兩個根本就沒有主意到黑暗中有幾雙警惕的眼睛盯著王府。
“這小子果然回來了,快,回去報告鎮守使!我在這裡繼續盯著。”
在部隊駐地得到確切消息的夏海強大喜過望,大叫道:“好小子。=首發=你終於回來了,看爺爺怎麽送你們上路!”……
解決蒙古問題的,不止秦時竹一家,袁世凱也很有所作為。
從地緣政治上來說,控制了內外蒙古,等於將北疆勢力一分為二,有利於中央權威的發揚;另一方面老袁作為臨時大總統,也需要在國內樹立威望,解決蒙古問題。確實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解決外蒙問題的方法不外兩種,一是在中國內部通過談判或武力地方法解決,二是通過外交途徑。與外蒙的後台沙俄交涉解決。從維護國家主權的立場出發,自應選擇前者,這是中國的希望;可從實際情況考慮,又很難避免後者,這是沙俄的圖謀。北京臨時政府也曾嘗試與庫倫當局談判解決“獨立”問題。袁世凱上台不久,即兩次致電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謂“外蒙同為中華民族,數百年來儼如一家”。首發“但使竭誠相待,無不可以商榷,何必勞人干涉,致失主權。……務望大擴慈心,熟觀時局,刻日取消獨立,仍與內地聯為一國。則危機可免。邦本可固。”北京政府頒布的《蒙古待遇條例》等優待法令,既為安撫內蒙王公。也是向外蒙示以姿態。
袁世凱在出台這些發令的時候,預先征求了秦時竹的意見,秦見到電報後微微一笑,認為無濟於事,自然也就不出面反對。除此以外,北京政府還準備派人去外蒙直接商談,其中先行出發的蘭遜(Lann牧師等已在庫倫多方活動,運動蒙人中止俄蒙談判,改與中國政府協商。但庫倫當局地上層人物多是長期受惠於沙俄的親俄集團分子,自恃有沙俄撐腰,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對北京政府的呼籲和優待置之不。首發哲布尊丹巴在給袁世凱地回電中竟稱:“與其專來庫,徒事跋涉,莫若介紹鄰使,商榷一切之為愈也。”北京政府幾乎無法和庫倫活佛建立直接的聯系,自然更談不上和平協商解決問題了。
武力解決的路同樣走不通。外蒙軍事力量雖然不強,然地處偏遠,氣候惡劣,軍事行動不易。更為窘迫的是,要對蒙古用兵,必須通過北疆勢力的范圍。袁世凱在心裡掂量,首先秦時竹不同意,即便同意,也不真的全力以赴;其次,袁世凱一向視軍隊為自己的命根子,用來控制國內局勢都嫌不夠,更何況平定邊疆呢?因此對調動自己的北洋軍出征不甚積極;再次,要出兵外蒙,就意味著與沙俄刺刀見紅,袁世凱對帝國主義有一股與生俱來地害怕,自然不冒這個風險,事實上沙俄作為外蒙後院,極力威脅中國不得進兵,也讓袁世凱有所顧忌;最後,通過指揮北疆國防軍出動也不如意。\\\\\\秦時竹任命馬佔山為呼倫貝爾鎮守使後,牢牢控制了黑龍江與外蒙邊境地區,但絕對不越雷池一步,袁世凱不可能強令要求進兵。在西路,袁世凱雖然可以指揮楊增新由新疆調兵援阿爾泰,但沙俄立即出面干涉,表示“決不承認”,沙俄外交部甚至公開威脅中國公使:“中國進兵外蒙,俄當干涉”,逼得北京臨時政府隻好下令“暫緩調動,免生交涉”。
兩種方法都行不通,剩下的只有一條路——和沙俄交涉解決外蒙問題。這是沙俄自外蒙“獨立”後的基本立場,由中俄間的交涉,迫使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的現狀,無論交涉結果如何,都能為以後的侵略留下伏筆。
秦時竹對歷史的了解是袁世凱比擬不了地優勢。他明白眼下和沙俄鬧翻是不明智地,外蒙的狀況只能繼續維持,非得等到俄國革命爆發才有機,但內蒙問題和外蒙問題不一樣,有充足地由和依據,也完全有能力解決。在這一點上,他比袁世凱的態度要積極和現實的多。袁世凱通過解決外蒙問題進而推動內蒙問題的解決,這種一攬子方案好雖然好,卻無成功的可能;秦時竹的計劃是安定內蒙,孤立、分割內外蒙古,麻煩是麻煩了點,卻有效。
控制內蒙古落到實處,就是要消除那些封建王公的割據勢力,尤其要打破八旗制度,實現近代化改革。秦時竹的策略,就是要殺雞駭猴,貢王就當仁不讓地成為了這個對象,夏海強這個急先鋒的任務,就是盡快拔除這個眼中釘。
夏海強是個粗人,但不莽撞,有道是話粗不糙,他的邏輯是:貢王非除不可,有借口要除,沒有借口製造借口也要除。為完成這個任務,他拚命搜羅情報,尋找有利時機。不僅從李春福那裡千方百計要來了精乾的騎兵團,更為重要的是,在貢王府周圍安排了眼線,任何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只是貢王十分謹慎小心,夏海強一直苦於抓不住他的小辮子,而秦時竹交待給他一定要有依據的要求就像一道高壓線攔在面前。
不除掉貢王,夏海強食不甘味、睡不安心,用秦時竹的話來形容,這是“夏海強樸素的階級感情在起作用”。貢王私運軍火的消息傳來,讓他樂得合不攏嘴,樂顛顛地跑去要求動手的命令,本來明明已批準了,卻趕上滿人叛亂這檔子事情,讓他恨得咬牙切齒,卻只能按兵不動,心裡縱有一萬個不樂意,卻只能服從安排。
當然,他絕不死心,做夢也找到動手的由和借口,有人跑回貢王府報信,在他看來就是最好的由。為得到確切的授權令,他一連拍了三封加急電報給秦時竹,請求批準行動,秦時竹愣是沒同意,氣得夏海強直跺腳,卻又無可奈何。
5月2日凌晨,夏海強還在睡夢中,副官將他搖醒。
“師座,快醒醒,大本營來的絕密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