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論還是實踐上來看，匯率都是和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匯率是貨幣的國際價格，生產力要得到體現，必然需要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是決定貨幣內在價值的根本衡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匯率是生產力在貨幣領域的體現，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高，其匯率指數(指相對指數，不是指絕對數值)就高，生產力水平不高，匯率指數肯定不高。個中的邏輯非常簡單:生產力水平高製造能力強等於商品種類豐富、技術含量高等於富有市場競爭力、市場需求大，為了換取生產力水平高國家的商品，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只能千方百計地獲取高水平國家的貨幣以便完成交換，而一旦對高水平國家貨幣的需求超過平衡點，就推動該國貨幣的稀缺，反映在金融市場就是匯率上揚(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明白為什麽中國需要製造2億條褲子才能換回一家波音客機，如果以勞動時間來衡量是無法象的)。這個關系如果反過來推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論——在生產力水平一定期限內保持穩定的前下，匯率水平與商品競爭力成反比，高匯率容易窒息以該種貨幣作為本幣計算的單位商品的核心競爭力。

　當然，匯率和生產力水平決不是等價的。前者只是後者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客觀反映，有可能真實，也有可能有所扭曲但決不是生產力水平本身，總體而言是一條上下波動頻繁，長期平均時間內保持穩定的曲線，不能認為高匯率指數就等價於高生產水平，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匯率能與生產力水平截然分開。比如在戰爭這種極端條件下，匯率就沒有用處，一旦實行價格管制，匯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之間的對應反射將很快失真。例如以秦時竹穿越前的世界為例子。在和平時期，美國本土是不可能生產廉價服裝的，從匯率的角度來說那樣遠遠不劃算，本土2個美元可能連條褲腿都做不出來而如果進口2美元就可以買一條褲子了，但在戰爭時期，貨幣只有紙面上的意義。美國如果需要這種物資，不要說2美元，讓他用2美元自己造一條褲子都行——一切為了打贏！可如果沒有國際交換，叫2美元還是2美元有什麽區別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美國和新加坡都是所謂的高匯率指數國家，但在戰爭條件下，前者可以大量用國內生產來替代因戰爭而絕跡的進口產品，而後者卻沒足夠地原材料、能源與人來實現這一點，只能發傻！這樣得出的結論就是。在戰爭條件下，美國是生產力發達國家，新加坡是生產力落後國家。甚至要比大多數國家都要落後。決定戰爭成敗的，是工業化基礎，是製造能力但不是匯率水平和金融發達程度。

　極端的條件畢竟是少數，因為即便在戰爭條件下交戰國仍然可能存在進出口業務，要完全封堵、斷絕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時候匯率就發揮出對於生產能力的調控作用——高匯率指數國家製造能力、生產能力競爭性開始下降，低匯率指數國家相應地工業製造能力和商品競爭力開始上升。秦時竹的腦子裡記得很清楚——在另一個平行時空中，廣場協議後的日元匯率大幅高，原本日本老百姓用於購買1輛進口車的日元過了沒多久就可以變成2輛。日本的資本能力、金融權力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很快問題就來了，因為日元計價水平的高，日貨變得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雖然能夠通過強化本國市場予以鞏固升，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卻一落千丈，一大批專職從事外貿的企業倒閉或者轉型，大型地工業企業紛紛將自身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中國等落後國家進行再發展，本土的工業製造業大幅萎縮，金融業和有價證券市場畸形發展——雖然日本掌握了金融優勢。也沒有喪失科技優勢，但製造能力卻在下降，並進而造成後來長達1余年的衰退。

　從這個例子反過來解，中國固然能夠依靠投機資本地力量和山東戰場的利好消息大幅打壓日元匯率水平，但強製降低日元匯率只能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度增強日本工業品的競爭力和製造能力。原本出口1億條褲子的能力因為匯率變化可能成了2億條，或許在外國貨幣計算上仍然是一致的，但生產能力卻結結實實地增長了1倍。如果將這層顧慮告訴內閣，內閣絕大多數成都不可能解，在他們看來。將日元匯率降低到一個較低水平帶來的利益極大——日元大幅貶值。中國以日元為單位計算的貸款便能大幅下降，等於中國可以獲取巨額的匯兌溢益;日本本國因為貨幣貶值。就需要在償付外債的時候付出更多，等於大幅降低日本地財政實力和綜合國力;中國企業可以憑藉較高的匯率水平購買自己不能製造的日貨，等於可以降低成本，升利潤。如何計算中日兩國的彼此收益呢?他們選擇的必然是貨幣，或者乾脆就是黃金——這是重商主義的念，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收益，只是很可惜，這卻蒙蔽太多人的眼睛。

　在秦時竹等穿越派看來，這樣做的最危險之處就是不恰當地升日本地生產能力和工業化製造能力，如果對方鋌而走險，那什麽負債和資本融資都不是什麽製約——打贏了，債務自然一筆勾銷;打輸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筆債。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其他原因，但伊拉克因為在兩伊戰爭中欠了科威特大筆外債卻是誘因，薩達姆侯賽因的算盤打得不錯——只要吞下了科威特，那什麽樣的債務都可以一筆勾銷。這個目的幾乎就要達成了，卻因為國際環境的製約而無法實現。只是現在這個時代，弱肉強食卻是天經地義。日本這個國家的危險性在於，它的工業實力、製造業水平每增長一分，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危險程度就增加一分。采取恢復日本匯率指數地方針，可以有效地恢復中國商品地國際競爭力，能有效地刺激國內工業地發展，當然如果過分抬升日元指數。對中國也有一定的損害，作為一個積貧積弱的淨債務國，中國既沒有足夠的金融實力來應對債務壓力也缺乏強有力的國家實力來進行翻臉不認人，關鍵還在於力度地把握。

　中國有遠比日本豐富的資源、有更廣闊的市場、有成本更為低廉的勞動力，這是天然的競爭優勢，不需要通過扭曲匯率杠杆就能實現。何苦要冒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風險來加以變更呢?況且，日元匯率的短期受挫並非是由於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只不過是暫時的政治產物，一旦事態平息，遲早恢復原位，這是經濟規律不以人地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體現，強行壓製需要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而且還不一定能夠奏效。

　電波頻頻往返於東京和北京之間，雙方都是聰明人，不需要彼此花費太多地口舌予以解釋說明。在日本看來。中國了個好建議，雖然不能挽回對華戰爭的損失，但起碼能夠體面的下台。避免更多、更大的損失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中國人的要價也很聰明，以遠期的戰爭賠款作為即期的戰爭補償，隱約有扳回一局的用意，但在交涉層面上卻是異常謙虛——這場戰爭並不是中國所要地，是日本內部一部分不願意看到中日友好、不願意中日相互攜的人的所作所為，中國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領土主權而“不得不”予以反應，並保持了“極大”的克制。

　經過藏相的耐心解釋和一乾經濟界大佬的勸說，山本首相對於體面結束戰爭，鞏固內閣地位保持了傾向性意見。但他同時擔心:陸軍如何安撫?為了表示誠意，他可以下令在山東沿海附近轉悠的艦隊返航，但對已在朝鮮登陸的2個師團，他找不到適合地辦法予以勸阻。事態發展到這裡，局面已經很清晰了——陸軍派希望能夠利用此次事件來海軍內閣！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陸軍有兩種方式，一是搞臭山本本人，攻擊山本貪婪、膽小、虛偽，這是立竿見影的方法。可惜沒有找到太多有力的證據;二是樹立陸軍的功勳，通過朝鮮軍、關東軍的相互配合，利用日軍的優勢在東北扳回局面甚至造成更有利的局面，這是效果明顯的手法，但卻耗費浩大，需要付出更多地努力。權衡之下，長州派認為還是采用第二種方法較為妥當，第一種手法或許可以迅速山本本人，卻無法改變海軍和政黨勢力依舊掌握大權地格局。急於扳回局面的岡市之助下令陸軍加速進軍。“要讓海軍那批膽小鬼看看。陸軍才是帝國地中流砥柱！”

　在山本首相和齋藤實海相親自下令山東前線的海軍艦隊脫離接觸後，這一地區的戰事便暫時告一段落。對內閣的舉動。陸軍派是不滿的，在大本營召開的例上，陸軍少壯派天天發脾氣斥責海軍方面膽小如鼠、汙損了“皇軍的名聲”。海軍的中級軍官雖然對最高指示也有些摸不著頭腦，但並不等於他們就任由陸軍辱罵，海軍中堅派則不甘示弱地回擊道:“倒是陸軍膽大包天，居然能讓支那軍殲滅了一個師團，真是創下了皇軍不朽的威名”雙方從言語諷刺、相互人身攻擊、進而爆發肢體衝突開始，居然在大本營裡上演了全武行，引發了足有1余人參加的“海陸大戰！”，直到1多分鍾後才被聞訊趕來的海陸軍高級將領所製止。從場面上看雖然雙方勢均力敵，但陸軍方面的少壯派大多出身農家，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完全是從孩子群中摸爬滾打出來的，無論身體還是野性，抑或對於打架的領悟能力也要略高一些;海軍則截然相反，基本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並且出身良好，平素並沒有養成用拳頭說話的習慣，論單兵作戰能力是決計比不上陸軍的，但海軍師法英國，對於運動精神一直較為強調，無論足球、橄欖球海軍將士都有所涉獵，因此團隊協作性較好，幾個人群起圍毆在場面上也程度上堪堪敵手……雖然事件隻維持短短的十多分鍾，事後海陸軍高層也緘默不語，沒有發表任何公開或者過激的話語，但雙方的對立情緒和憤懣程度則更甚一層。

　對海軍方面的擅自撤退，岡市之助在第一時間就表示抗議，山本耐著性子聽完了他的法後才不疾不徐地說道:“海軍的決策，事先經過了深刻的檢討，海相也及時向我進行了通報，我原則上是讚同的。”

　眼看岡市要忙著說話， 山本擺擺手，製止了後者的衝動，繼續用慢條斯的話語解釋道:“海軍這麽做有些突兀，但卻是合的。經過一段時間高強度的作戰，海軍需要補充燃料、淡水、軍火、物資，艦艇需要檢修、保養，士兵需要休息……軍艦是一部大機器，不是人，只要稍有不適就不能發揮戰鬥力。另外，從戰場的態勢上來看，山東沿線集中了支那軍的主力，神尾師團的結局就是最好的明證。我軍縱然再增加一個師團的兵力，與事又有何益呢?只能白白犧牲……”

　岡市之助本能地反駁，山本還是繼續往下說不松口:“你不要告訴我只要一個師團就可以改變個戰局的話……山東攻略發動之前，陸軍方面曾親口向我保證，得到加強以後的第18師團是帝國陸軍最為精銳的部隊，足以完成對支那軍隊的致命一擊，現在怎麽樣?你現在再說那些話，要麽是不折不扣的大話，要麽是在表示戰前所說的最為精銳的話語純粹是謊言。”

　對於山本的質問，岡市之助顯然沒有料到，了半天后才不痛不癢地回答道，“下官確實低估了支那方面抵抗的決心，也承認我軍在山東方向暫時受挫……但帝國的實力遠遠高於支那毋庸置疑，支那只是僥幸打贏了第一局，並不能代表什麽，只要我們一鼓作氣，發揚皇軍一貫的忠勇精神，我深信支那一定匍匐在我們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