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國防軍方面無論是前指和大本營都有些擔心神尾選擇第三條道路。一旦如此，意味著日軍和國防軍將進入防守vs防守的“最高境界”，日軍拖得起，國防軍拖不起……如果要轉入陣地進攻，不知道要犧牲多少人命。對於勝利也要，損失也要小的夏海強來說，這是一個委實難下的命令。當聽說神尾沒有收縮固守後，夏海強和大本營的一乾元老都松了口氣，小鬼子還是很要面子的，這恰恰印證了中國的古話，死要面子活受罪！

　經過一番推演和討論，神尾師團長和部下最終商定的結果是第一、二種方案的結合體。一方面，國防軍的包圍圈修築地范圍不大，極大地擋住了神尾師團進行機動的空間，迂回麽?對不起，到哪裡都是防守軍隊，看你何處遁形?另一方面，後路被斷、部隊被包圍的消息對於士氣和軍心影響太大。當然，目前的方針也經過了慎重考慮。神尾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錯，動用次要兵力對5團陣地發起猛攻，給國防軍營造突圍方向在彼的假象，逼迫國防軍將軍力和技術兵器集中與此，然後再將主要兵力攻擊64團，爭取一次成功，跳出包圍圈——神尾已打聽清楚，2師是從北洋軍余部改編過來的，無論價值取向還是忠誠度都無法與秦時竹的“嫡系”部隊相比，他認為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缺口和“弱點”。

　聽著日軍朝本方陣地加速推進的消息，負責斷後的22師少將師長吳佩孚不僅沒有任何擔憂反而倍加輕松——小鬼子氣數已盡，破敵就在眼前。吳佩孚是自視甚高之人，但對於用12萬吃掉對方5萬也沒有切實的把握，或者說認為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如果日軍蜷縮成為刺蝟，極難下口。但神尾先是對5團猛攻，猛攻不可後再命令後衛隊轉攻64團，卻是犯了“四處碰壁”的大忌，硬生生地將防衛戰打成進攻戰這不是找死麽?神尾的算盤固然打得很精明，但他沒有料到。所有部隊調動的情況和分布態勢都不可能瞞過國防軍頭頂的空中優勢。一馬平川地山東平原固然不是伏擊的好場所，但反過來講何嘗又是進行隱蔽和潛伏的好場所呢?環境對雙方是公平的。

　神尾師團面對被圍困的窘境，收縮了部隊的兵力，並且將全部兵力分成了兩個梯隊，5團陣地對面、戰事激烈地是次要梯隊，64團陣地對面。尚未進行戰鬥接觸的反而是主要梯隊。神尾在緊張地調度兵力，前指也在緊張地進行布置。沙盤上的日軍小旗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開始收縮，從四面伸展的八腳章魚狀編成了啞鈴狀——西邊小，東邊大，中間細細的隻布置了不到1個聯隊的聯絡兵力。

　推進，推進……鬼子在收縮，國防軍在前進。隨著情報的明確，在其他方面的國防軍開始緊縮作戰。各部隊猶如一道道鋒利地匕首，開始了向心推進。他們要麽沒有遭到敵人的抵抗，要麽隻遭到了微弱的反擊。鬼子很快退出了接戰。一天一夜過去後，包圍圈覆蓋地面積從東西寬55裡變成了45裡，從南北寬75裡變成了6裡，國防軍穩扎穩打、殺機畢露，鬼子步步後退，伺機突圍。但不管鬼子是快速撤退也好，節節敗退也罷，國防軍推進的速度也是有條不紊。既不因為望風披靡而加快步子追擊也不因為對手負隅頑抗而放慢腳步，條戰線猶如一個體。齊刷刷地向前推動，讓神尾師團找不到任何因一部推進過快破壞戰線的破綻。試了幾次以後，鬼子悻悻然作罷，放棄了“誘敵深入”的計劃，抓緊實施自己的計劃……

　大本營裡，張紹曾、蔣方震等面對沙盤苦苦思索，謀求一個殲敵要訣。4萬多的敵人，要一口吞下去而又不崩壞牙確實需要點真功夫。

　“報告，山東前指發來的最新偵查示意圖和作戰計劃。”

　“我看看。”蔣方震接過來一看。原本皺攏的眉頭忽地伸展開來，隨手在沙盤上擺弄了幾面小旗幟。聚精神盯著沙盤的張紹曾眼前一亮，驚喜地問道:“百裡兄，現在戰場是這樣地態勢了?”

　“是的，敬輿，我看神尾是在發昏。”

　“好好好，發昏就好。”張紹曾高興地說道，“對我們很有利啊……”然後手指頭直接指著沙盤上部隊，說道。“只需如此……如此……”

　“哈哈哈哈！”蔣方震大笑。然後把電報遞給對方，“你看看他們的建議。”

　張紹曾接過來一看。隨即啞然失笑:“大家地看法都是如此嘛！”

　“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啊……”

　鬼子失敗地命運。在這一刻已經被注定了。

　神尾師團被困在包圍圈中已經兩天了。兩天以來。包圍圈構築得愈發緊密和細致。布置地兵力也愈加從容與周到。這與國防軍山東前指高效而又卓越地參謀群體是分不開地。從戰略層面來加以思考地話就可以得出結論——國防軍地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在中國傳統地軍隊中並沒有單設參謀軍官這一群體。獨裁性強地、統禦能力強地將軍往往是一肩挑。根本容不得有同僚或者屬下地爭論行為。獨裁性小地、統禦能力弱地將軍雖然往往也發揮部下和親信地積極性。也聽取他們地意見。但成制度地參謀軍官是沒有容身之地地。頂多是冠以師爺、參讚等名義地人物(而且往往是人出身)來幫助參謀、籌劃。他們一般都是統兵將軍地私人幕僚。和長官有著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地連帶關系。並不是隨部隊地進退而進退地制度人。

　清末新軍改製後。雖然強調要向德國習。也仿效德國模式建立了參謀制度、軍事合議制度等。但由於袁世凱等人地操縱和蘊藏地野心。通常都把軍隊視為個人地私有財產。選拔參謀、下屬地首要條件是看此人忠誠於長官個人否。至於能力則是第二位地。參謀體系只有在主將認可地范圍內才能發揮作用。在這種體制下。參謀制度往往名存實亡。無法形成其應有地保障力。更何況。在視軍權為個人財產和立身安命所在地體制中。如果讓某人出任參謀。往往意味著對其兵權地剝奪。這是任何一個有抱負地軍人所無法容忍地。

　於是，出任參謀地人要麽是上級派遣下來監視、防范下級的監軍性人，要麽是被同僚、上級所排斥的邊緣性人，要麽乾脆就是上級已準備予以拔、任用的貴胄子弟，是來走個過場，前來鍍金的臨時性人。第一種參謀人與主官之間猜疑心極重，相互間雖然表面上一團和氣，但背地裡的小動作卻可能弄個不停;第二種參謀人與主官之間無共同語言。幾乎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相互間除了冷嘲熱諷和看熱鬧不有其他;第三種參謀人則是參而不謀，光顧著與主官進行個人關系維護了。參謀希望主官能一些鍍金的方便，以便為將來升遷謀求資本，主官則希望借助參謀手眼通天的本事為自己在上司前美言幾句，相互間只有彼此利用、彼此吹捧地關系而無忠心公事的做派。而且，在新軍中，參謀官一般要比主官低兩個級別的軍銜，無論個人地位還是職位都與主官相差甚多，在遇有分歧地時候很難據力爭。

　在辛亥戰事趨於平定特別是秦時竹出任北疆巡閱使後，北疆系國防軍的參謀制度就開始完地建立和完善起來。熟諳後世軍事體系的秦時竹雖然不可能在部隊中設立政委角色。但高、突出助手軍官的作用卻下了很大的功夫。國防軍核心領導班子認為，要杜絕軍閥現象、鏟除軍權為私人所有的弊端，必須貫徹四個務必:第一個是務必使部隊後勤獨立，使部隊成為單純的作戰隊伍而毋須為應補給操心，更不給主官插手民政、乾預地方事務的權限;第二個務必是指部隊主要軍官保持一致性、獨立性和流動性，所謂一致性是指所有軍官要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在緊急狀態下無條件服從部隊長官或高軍銜長官的命令，所謂獨立性是指主官不能擁有任免本級助手地權力，比如師長不能任免副師長、參謀長等同級助手軍官的權力。以此來保證領導團體之間在一致性基礎上的相對獨立和互相製約，所謂流動性則是強調軍官在軍隊系統內的自由和有序流動，以此來打斷一切小團體構建或私兵團體構建過程，只要保證士兵流動與軍官流動不相互伴隨就形不成兵為將有的軍閥割據。

　第三個務必是指務必使部隊編成保持高度的可控性。國防軍最為突出的一條紀律就是部隊不能自行補充軍械和人，任何部隊如果軍械出現損壞和缺失，必須通過總裝備部系統進行調補，哪怕在戰場上就地繳獲物資也不得擅自補充(當然，事急從權，可能有多少急事呢?)。除了軍械。人更不能擅自補充，必須如實將人缺口報與總參謀部。由後者從後備師中抽調已接受過基礎訓練的新兵進行補充，同時必須按照地域進行搭配，防止一個師出現全是湖南兵或者山西兵的狀況，而且一般也不允許補充駐地籍士兵(如某師規定駐地為浙江，如果老兵退役後要補充新兵，一般不允許補充浙江籍士兵)，對軍械和人地嚴格控制是對付軍閥化的有效法寶。

　第四個務必則是務必使軍官體系職能劃分保持合性與科性，科與社愈進步則軍隊所面臨的課題也日益繁多，部隊內部設立的機構也日益繁多，如果將各種職權都壓在主官身上，一方面衝淡了他指揮打仗、訓練籌劃的中心主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個人的高度集權，為了減輕主官的負擔也為了削弱其附屬權力，很有必要加以分權和限制。隨著國防軍四總部的建立，個從上到下的管體系開始完備起來，總參謀部負責軍令，總政治部負責軍法、軍與軍政(人事)，總後勤部負責部隊軍需和軍衡(薪酬)，總裝備部負責軍械，這四條線從上往下就形成了四個分子系統，在部隊中必然也要有所反映，每個功能模塊地領導不僅要對本級主官負責，也要對其上級對口模塊領導負責，在這種術業有專攻地氛圍中，部隊主官更多地是作為協調者和統籌者發揮其價值，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衝淡了作戰、訓練指揮這個中心。比如國防軍將士兵的化基礎補課和掃盲列為一項極為重要地工作，但如果部隊主官將主要精力用來抓此事，不管成績如何，起碼不是一個合格的主官，他最應該做的，就是在本部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之間進行協調，有效安排好訓練和化補習的時間和結構安排，至於如何開展，采用何種步驟和方式進行的主要執行者是政治部主任及其下屬。

　當然，各個助手機關雖然在職權劃分上是相對獨立的，在領導軍銜上也基本一致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區別。以四總部為例，出於可以解的原因，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總是相對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要重要一些，軍銜條例也規定，總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由上將擔任，總後勤部部長和總裝備部部長由上將或中將擔任，就像內閣各部總長雖然級別一樣、職級相等，但鑒於各部門的情況不一樣，財政部、外交部總是相對農林部、教育部要重要一些，都是可以讓人解的。在軍隊體系中，這條規定則更為明確——在緊急狀態下如果主官出缺或者不能指揮，由副主官接替其職務，然後依次是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主任、裝備部主任進行接替。

　在國防軍四總部建設過程中，秦時竹對總參謀長的任命曾經出現過猶豫，從資歷來說，號稱關外三傑之一的張紹曾比蔣方震更為資深，從能力和對戰略大局的把握上來說，是蔣方震更為出色一些。考慮到蔣方震無論對於總參謀長還是總政治部主任都是合適人選，而張紹曾相對隻適合總參謀部時，才做出了如此安排。不過總政治部並沒有因為位置的不同而削弱對國防軍參謀制度建設的貢獻，蔣方震不僅將其在德國留的經驗和對德軍總參謀部的認識都通過培訓傳授了下去，而且還手把手地培養了幾個優秀骨乾，雖然離脫胎換骨的要求還有些距離，但畢竟已比新軍時代大大加強了。至於德國教官團的教導則更離不開總政治部的參與，總政治部副主任蔭昌中將發揮了他留德多年的優勢，將一切安排地井井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