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等來中央軍到廣場上訓練，但是卻來了一位國民黨軍官，帶著一位日本姑娘，進了我們的院子。

　　那軍官後來我們都管他叫馬副官。

　　一進來就跟我父親說話，說著說著就掏出一大疊錢，要請我父親上飯店吃飯去。

　　我父親也是個極其愛顯擺的人，生怕輸了，道:“家裡多方便啊，就在我們家吃得了。”

　　於是，馬副官和日本姑娘就留在我們家吃飯，吃完飯就住下了。

　　日本姑娘被安排在了我和奶奶的房間，她不會說漢語，就一個勁地哭。

　　第二天，我看父親親自上陣，正在拿紙糊西廂房，還讓我打下手，我知道，這是馬副官和日本姑娘要長住我們家了。

　　當然這些都是免費的，我父親把家當驛站接待客人也不止是這一次了，這種隨時來隨時免費吃住，長住的事情，我早已經習慣了。

　　從我記事起，我們家的客人就不斷。

　　有一批客人是窮透底的關裡人，關裡人就是我們原籍來的人，河北景縣。

　　我從小就認為關裡人窮，正是因為他們留下的印象。

　　他們到我們家來，一個是吃，一個是住，一個是要錢，都要住一些時間，這些人或者是要去東北找生活，或者是去黑龍江大興安嶺伐木。

　　我父親慷慨到什麽程度呢，這一類人在我們家吃住完畢，走的時候路費、車票全包，最後還要帶上衣服、被褥以及安家費。

　　所以我對老家的印象就是窮困，只要進山海關就窮得不得了，這個觀念不是我一個人有，全家都是這個觀念，就覺得關裡人又窮又落後又愚昧。

　　當然這樣的認識未免偏頗，北平、上海、南京、杭州、廣州也是關裡，我們沒有見過這些地方來的人，不懂。

　　除了老家來的人，就是我父親的狐朋狗友，以及各種社會關系介紹來的人。

　　他都接待，來者不拒，在我們家吃，在我們家住，這些人就是些沒工作的社會閑散，有的是要做買賣而沒錢到處混的。

　　我記憶中最深的是一個叫劉景彥的，一個青年人，來了好多次，最後一次吃住了半年多，最後跟我父親說要做生意。

　　我父親不僅給他買了大批的貨物，還給了一大筆錢，他就到北京去做生意去了。

　　這筆錢，再也沒提歸還。

　　1955年，我到北京上大學的時候，家裡實在困難得接不開鍋了，我都打算挖煤去了。

　　我父親來找他接洽，兩人算了一下，說一個月給我兩塊錢，等五年後我上完學，也還差一大筆。

　　結果我父親來那個月，他給了我兩塊錢，後來就再也沒給過，人也沒消息了，躲起來了，所以我知道借錢的是永遠不會還的。

　　我相信莎士比亞的名言“不找人借錢，也別借錢給別人。”

　　這種客人，幾乎三兩天就得有一個，非常頻繁。

　　為什麽我記得這麽清楚，因為只要客人來，我們小孩，母親以及奶奶就沒資格上桌吃飯，就得等著他們吃剩了，我們才能吃。

　　我們全家，除了我父親，陪著客人海吃海喝，十分高興，我們都餓著肚子等著，有時候客人還要喝酒劃拳，弄得跟開宴會似的，多晚我們也得餓著肚子等著，不能吃一口，等他們吃飽喝足，我們才去吃殘羹冷炙。

　　為了顯示他的慷慨大度，我父親就昏庸到這種程度。

　　所以，請原諒我對來家裡的客人都沒有好感。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解放後，

直到我們家的工廠集體化。　　集體化以後換了一種更惡劣的形式，以後再講。

　　馬副官住下沒多久，忽然有一天，來了一批人上我們家吃飯，其中有一位20歲左右的姑娘，他們喝酒，我爸陪著，當然他是業余的，他的專業是炒菜下廚。

　　這姑娘挨個兒勸酒，把大家都喝倒了，她也沒醉。

　　那天晚上之後，別人都走了，她就留在我們家了，當然照例也被安排在了我和奶奶的炕上，我不知道她是幹什麽的，也不知道她是從那兒來的，奶奶讓我叫她姑姑。

　　這位姑姑自從住下之後，就不停地召集周邊的姑娘，包括我們鄰居小丫、小換頭、小珠子，十多歲的姑娘們，整天跟她們講一個女英雄的故事，說是她挽救了北京城。

　　八國聯軍侵華時，本來德國人說要把北京城燒了，把北京人殺了，由於那女英雄的現身精神，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就放棄了行動，把北京人民給救了。

　　這是姑姑給小丫們講的女英雄的故事，長大後我才知道，她講的是賽金花。她把賽金花當成楷模，讓那些女孩子都要學習。

　　說賽金花去世的時候，風光無限，各國的公使都來送行。

　　這姑姑識字，隨身帶著一個四角號碼字典，她有支自來水鋼筆，每天都要寫字畫畫。

　　但是因為她沒有繪畫基礎，畫不好，每次拿出自來水鋼筆在紙上，先畫出一個側臉的女人，像古埃及壁畫上的那種，每次都只有側面。

　　我知道她是想畫個站著的女人體，但是往下就畫不出來了。

　　草草幾筆，極其概念，不過她是真努力，沒見過那麽努力畫畫的了，不厭其煩，一天一天地那麽畫，想畫好，一畫到頭以下就失敗，所以紙上都是人頭。

　　然後她就改為寫歪詩，寫得跟神經病似的。

　　她念給我聽，我六歲那裡懂什麽詩歌，還是歪詩，覺得不通也不懂。

　　完全不懂她是在幹什麽。

　　有一天，她突然只寫了兩個字，廟上的了乘法師來我家收房租，在我父親那屋說話，她就叫我把那兩個字給和尚大爺送去。

　　我還沒上學，不認識字。

　　但是那兩個字啊，實在庸俗不堪，即便放到當今，也沒有正經女人會說，男人也不會。

　　和尚拿著字，左搖搖頭右搖搖頭，念叨道:“這什麽字呢，上下結構，沒見過啊。”

　　了乘法師是廟裡最有文化的和尚了，解放後，大廣濟寺變成了文化館，他就住到文殊庵，也即我們的院子。

　　了乘法師否定，姑姑還不死心，又讓我拿那兩個字去找袁玉清，袁大叔。

　　袁大叔也是住到我們家的國民黨軍官，比馬副官沒晚幾天來的。

　　袁大叔一看那兩個字，臉色就變了，變得極為嚴肅，道:“你去把她叫來。”

　　我跑去叫姑姑，姑姑聽到袁大叔要見她了，以為要接納她了，拿起梳子，對著鏡子，梳了梳前鬢，理了理衣裝，然後高高興興地跟我去了。

　　袁大叔見我們來了，嚴肅地對我說:“你先出去。”

　　我就跑到院子裡去玩耍，他們說了什麽我全然不知，但是從我那姑姑出來時候都快哭了的樣子，我知道，一定是被袁大叔訓斥了。

　　袁大叔本來就是一個很正的人，極其講衛生，自從住到我們家，每日都要洗衣服，掛在院子裡晾曬。

　　姑姑還不死心，晚上拉著我上街，告訴我:“不要跟別人說這些事，就說我帶你到街上走了幾圈。”

　　其實街上早有一個國民黨軍官在等著她，國民黨軍官見到我，在小攤上給我買了一大塊糖，有吃的，我自然是高興的，回家什麽也不說。

　　他們一邊走一邊聊各個國民黨官僚的狀況，我知道那些人，跟這個姑姑都有交往，她現在是躲著那些人。

　　姑姑約會的這個人其實也比較正，但顯然他們兩個關系親密。

　　他們聊聊就告別了。

　　沒隔幾天，來了一個氣勢洶洶的國民黨小軍官，一看就是痞子，他要見這個姑姑。

　　姑姑不見她，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

　　我父親接待了這位小軍官。

　　我聽他那氣勢，非得狠狠地打這個姑姑，把這個姑姑打死他才解氣。

　　還問我父親，她喜歡什麽。

　　我父親說:“她可能是喜歡糖吧，她老帶著孩子出去買糖。”

　　我給姑姑充當電燈泡已經不是一次了，每次都給我買塊糖，所以家裡人就以為她帶我出去是買糖。

　　這痞子一聽氣呼呼的，做出打人左右扇嘴巴的姿勢，好像他下一次見著那個姑姑非打死不可。

　　這可把我奶奶嚇壞了，姑姑回來，就告訴了姑姑。

　　姑姑說:“我不會死在他手裡的。”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躺在炕上，半截身上蓋著毛巾，神色陰鬱，極其沉悶痛苦。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洗臉，痞子*軍官又來了，我還以為他來打人來了。

　　姑姑不見他，他就拉著我說話，說話的時候還從左兜裡掏出一整打新錢，紙條封著的，一看就是銀行剛取出來的，倒進右兜裡去。

　　但是我認識錢，我一看，雖然是一百張，卻都是兩毛一張的零錢。

　　他的兜子看著是鼓鼓的，長方形的，分明是一大摞錢無疑，他還生怕我沒看見，時刻用手去摩挲，但是我知道，他那打錢也就可以買幾塊糖吃，物價已經飛漲得厲害，連吃頓飯都做不到。

　　不過，他還真帶幾塊糖來了，是街頭買的沒有包裝的塊糖，一進門就給了我一塊。

　　姑姑總也不見他，他隻好到院子裡轉悠，一看袁大叔掛著洗淨的軍裝，他來勁了，說明天他們分隊要檢查衛生，要借走穿一下，他來不及洗衣服。

　　袁大叔堅決不借，他走後袁大叔憤憤道:“一看就不是好人，要騙走我的衣服！”

　　後來又有別的人來找姑姑，不停地騷擾。

　　最後她不知道被哪位國民黨軍官給帶走了。

　　解放後，她姐姐來了，當時已經是我家工人的媳婦了，但也是這樣，不停地和男人產生糾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