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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曉雨

1952年，陳惜秋剛去青田縣人民法院工作，那年她24歲，常常要獨自背著卷宗，翻山越嶺。

對於從無去過的路，總是覺得遙不可及，但也只能悶著頭走下去，有時抬眼望去，也是明山明水。

今年她88歲了。春天時，她應邀和同行做一場分享，300字一頁的格子紙，她寫了14頁。

連綿起伏的字跡上，熱愛法醫工作的心依然滾燙——

細節決定成敗，有些看起來不顯眼的，但是，你不注意忽略了可能影響到案件的判斷。自己認為正確的，該堅持的要堅持，不要人雲亦雲，要敢於擔當，你堅持下來要擔當，如果錯了你也要承擔，要有這樣的勇氣。

我做了一輩子法醫，但也就是做了這麽一點事情。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女法醫，一旦有人了解了她的職業，總會問，“怕不怕?”

大多數時，她總是自信地說:“這是工作。我面對的只是不開口的病人。”

有人纏著她，想要幾句箴言，她想起自己在養老院跟著91歲的老師所學的陸遊的詩句——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1952年，陳惜秋在上海法醫班實習時照片。

陳惜秋兒時膽子很小，

鄰居家死了人，她都忍不住要躲得遠遠的，

連棺材也不敢看一眼。

1949年，惜秋19歲，在溫州市白累德醫院高級護士職業學校(音譯，如今的溫州衛生學校，下文簡稱“白累德護校”)，開始第二學年的學習。

這是一所由英國護士參與講課的醫護學校。第一年全部是理論課，學習基礎醫學，護理學;第二年，當理論實踐開始相結合，惜秋也第一次進病房，親眼見識了死亡的意外與恐懼。病房分三個等級，惜秋經常被輪轉在三等病房值班，這病房的患者大多是窮苦人家，有20多位，夜裡值班時，白天還好好的人，突然走了。

“患者走了，就要我們跟著職業護士去做死亡護理，鼻孔、口腔、女性陰道、男性肛門都要用棉花塞起來，衣服拉拉好。”

惜秋的很多同學覺得受不住，和家裡商量，有的中途退學，有的重新去讀師范學校。惜秋兒時膽子很小，鄰居家死了人，她都忍不住要躲得遠遠的，連棺材也不敢看一眼，在白累德護校的實踐，讓她也不免猶豫著，去問父母尋建議。

1950年，陳惜秋在溫州白累德護士學校實習照片。

父親陳仲桐，是當地很有名望的教員，他給女兒取名“惜秋”，意為春華秋實，當去珍惜。問父親意見，父親直言，女孩子要自立自強，你不是那麽漂亮的女孩子，更要笨鳥先飛，要勤能補拙。母親也勸她，護士總是有一技之長，能讀下來，總是有一個本領在的。

惜秋班裡剛入學時有60多名同學，最後一起畢業的只有10來人。

惜秋回憶，“正是在這所學校的學習，讓我明白學技術，就是要從嚴從實。值班時，即使坐在護士長辦公室裡也不好睡覺的。進病房時，完全不能坐的，要一直走來走去，詢問病情，另外如果還有空余時間，要幫忙做棉花球，做棉簽。”

在白累德護校讀書三年，惜秋用了家裡的600斤大米繳學費，第一年400斤，第二年半工半讀，只要200斤。第三年全部在病房實習，要輪白、夜班，也就不用再拿大米當學費。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剛剛加入共青團的惜秋正式畢業，

滿懷愛國激情，報名參加抗美援朝。

陳惜秋從護校畢業和同學一起合影留念。

“當時就想我已經是一個合格的護士了，我要去前線參加醫療隊，救死扶傷。”

雖然去前線的心願未能如願，但此時的她，也絲毫不知自己的未來，會以“法醫”作為自己畢生的職業追求。

1952年，惜秋調到青田縣人民法院工作。

當時，青田法院有一起殺人案。因證據不足，嫌疑人長期關押。院長謝順興請溫州中級人民法院派檢驗員到青田開棺驗屍，因提前了解到惜秋之前的護士學習經歷，也通知惜秋一起前往。

這是惜秋第一次看到法醫檢驗，也是她第一次接受法醫學的感性認識。

“那時還不叫法醫，叫檢驗員。出發之前，他要求我們帶一把油紙傘，等開館驗屍取顱骨時，他讓我把油紙傘撐開。我學法醫之後，才知道這是紫外線，通過油紙傘，反映在這個骨頭上，如果是生前打傷，是有血癍的，但根據現場損傷判斷，死者並不是打死的，是高處墜落致顱腦損傷死亡。結合案情調查，現場勘查資料，改變了案情性質，還被告一身清白。”

惜秋說:“正是這次近距離接觸，讓自己明白，法醫要面對的每一個現場，自有千鈞萬力。”

也是這一年，國家鼓勵推薦有文化的年青人去上大學。惜秋當時也成為青田縣的推薦對象之一。就在準備起身時，青田法院接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中央司法部法醫研究所開辦解放後全國第一屆法醫專修班。

浙江共選派7人參加，惜秋是其中唯一一位女同志。上半年主要學習醫學基礎課，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那時，沒有禮拜天，沒有節假日，大家學習都很勤奮。”

除了理論學習，惜秋也和同學配合，一起完成屍體解剖。

“比如，黃浦江裡發現屍體或公園裡發現屍體，都要送到上海驗屍所，我第一次解剖，遇上的就是一具高度腐敗的屍體。說不害怕?是不好說的。但是，既然已經學了這一行，這一行就是我終生的職業了。害怕也沒用，不能上也要上。”

全國第一批法醫專修班八位女同學合影。(中排左一為陳惜秋)

專修班100位同學，只有8位女同志。直到退休，惜秋當年專修班的女同學中，仍在一線工作的就只有惜秋。他們有的改行，有的做實驗室，有的搞物證，不再去現場。

陳惜秋是新中國第一批培養出來的女法醫，也是全國第一批主任級法醫師中唯一的女法醫。

每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都無須自卑。

作為一名女法醫，失去自信

就意味著失去了判斷力。

法醫專修班畢業後，惜秋被評為優秀學員，回溫州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刑庭工作一年多後，於1955年7月，正式被調入省高級人民法院法醫室。1958年4月調杭州市公安局刑事偵查處技術科刑事法醫工作。從此，馬不停蹄。

據不完全統計，惜秋做過近4000起法醫鑒定，其中殺人、搶劫、輪奸、強奸、傷害和毒害等特大、重大案件達1000多起，解剖過2000多具屍體，檢驗了血痕、精斑、毛發、骨骼等物證1000多例，絕大多數是個人單獨完成的。

2009年10月，陳惜秋獲得中國法醫學會頒發的50年貢獻法醫專家榮譽。

2011年春天，惜秋80歲生日，她的兩個女兒特意收集了母親幾十年來發表的論文(名錄)、講稿和部分工作筆錄，出版文集《歲月留聲》，作為送給媽媽的生日禮物。

大女兒說:“作為女兒，十分敬重媽媽對事業的選擇和追求。在協助媽媽整理辦案手記、工作筆記和大量案例時，越來越懂得她所從事的法醫工作在她心中多麽的至高無上。”她記得，當時家裡離杭州公安局很近，夜半時分，也常常有人來家裡敲門，案子來了，媽媽就必須第一時間到案發現場。

陳惜秋說:“當時不如現在條件這麽好，我有一個原則，尊重現場，不錯過一絲纖發。”

惜秋曾面臨這樣一具屍體，從溪水打撈上來時，死者身上纏著玻璃絲袋和漁網，還壓著三塊大石頭，惜秋層層疊疊打開後，又仔細檢查每個上衣口袋，通過發票票面察覺死者身份，又從破漁網裡找到一張記工單發現犯罪嫌疑人，甚至連麻袋上的一根頭髮和谷粒都追蹤溯源，為破案提供了扎實的線索。

去案發現場後，不論結束得多晚，惜秋都要首先回辦公室做好筆記，消毒、整理好帶出去的工具，為下一次的隨時出發做好充足準備。

同事周莉紅回憶:“我當時還在上海刑偵總隊實習的時候就聽過陳老師的大名了。”之後，在杭州市公安局見到陳惜秋後，周莉紅說還是有點怕她的。陳惜秋的名字時常被老一輩法醫們提及，“這點苦都吃不了嗎，想想老太太，當年在棺材旁一蹲就是7、8個小時”。

1986年除夕，時任杭州市長鍾伯熙慰問正在工作的陳惜秋。

老同事們時常會用陳惜秋當年開棺驗屍的經歷來教育年輕法醫們。“陳老師辦案比一般人都要細致，你看她每次解剖完，從來不會讓血濺到袖口以上”。陳惜秋的徒弟蔣水成回憶:“陳老師的這個習慣也影響了我，我解剖到58歲，血弄到袖口也是沒有的。”

惜秋從不對人講法醫工作的艱辛。“我是在公安刑偵戰線上成熟起來的。刑偵警察都是不畏春夏秋冬、嚴寒酷暑、白天黑夜，隨叫隨到的。外出工作，爬山涉水忍饑挨餓都是在所難免的，這是使命決定的。”

但有一次她還是忍不住哭起來。大女兒說:“很少見媽媽流淚，那次是她跟著公安系統去野外拉練，回家時見到我和在讀幼兒園的妹妹都在發燒，淚落下來。”

即便如此努力，可有時也要面對孤掌難鳴的局面，這種情況下，惜秋選擇尊重客觀事實，保留自己意見。

惜秋回憶，她曾遇見過這麽一起案子，1981年，在杭州某條小巷內，有人騎車返家途中，暈倒在地，蘇醒後掙扎著起來，自行車、錢包、手表均不見了，踉踉蹌蹌回到家中，對所發生了什麽說不清楚，由家人送到杭州市第一醫院急診並報案。

當時，其他四位專家認為這是一起單人作案的搶劫案件，只有她認為犯罪分子有兩人。但她的意見並沒有得到同行的認可。

案件被擱置一年後，偵查員在破獲另一起搶劫案件中挖出本案線索，證實了惜秋的判斷。

1975年，陳惜秋在北京天安門前留影。

惜秋說:“我認為男女差異主要體現在體力勞動方面，而不是智力方面，在腦力勞動領域裡，男女之間沒有天生不可逾越的鴻溝。每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都無須自卑。作為一名女法醫，失去自信就意味著失去了判斷力。”

“我們的法醫工作和偵探一樣，

要重證據，證據就是在屍體身上”

惜秋從小愛學習，在白累德護校學習時，也學一點英語。惜秋弟弟，小她六歲。她自己在學英文時，也幫助弟弟提升英語學習的興趣，經常學著用英語寫短信給他，在陳家的清晨，常常見著姐弟倆一邊查閱英漢字典，一邊背誦英語單詞，並大聲朗讀。

愛學習的熱情，從無褪色。

惜秋外甥女回憶，1978年，改革開放後，為了能讀懂國外文獻，47歲的惜秋開始自學日語，每天聽日文廣播，堅持了三年。

惜秋習慣記筆記，寫了幾十萬字的讀書劄記，做了千余種文摘卡片來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即使是在養老院學古詩詞，對於自己很喜歡想要一直記著的詩句，她還是習慣抄寫在格子紙或條紋本上。

惜秋文章也寫得好，善於從自己的工作實踐出發，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學術研究。曾發表文章42篇，10多萬字。其中一半左右刊載在公安部《刑事技術》和《中國法醫學雜志》上。

1988年，她的《160例性犯罪案未婚處女膜檢驗》一文，參加北京國際法醫學術交流會展出後，得到國際同行好評。英國倫敦警察局法醫泰勒女士，專程從北京南下杭州，登門造訪。找到惜秋後，她不禁嘖嘖稱奇，想不到這位業績斐然的法醫，竟是如此清瘦嫻雅的東方女性。

陳惜秋和英國女法醫泰勒女士合影。

而在惜秋心中，很崇拜的是法醫學鼻祖宋慈，也多次向同行推薦宋慈的《洗冤錄》。她說:“我們的法醫工作和偵探一樣，要重證據，證據就是在屍體身上，打傷的、活著的還能講一點。死了他不能講，全靠法醫去發現，去搜索。”

三年前，陳惜秋和女兒商量後，

搬進了杭州的一家養老院。

第三次見到陳惜秋那天，杭州持續半個月的冬日陰雨，終於有了一絲明媚。

臨近中午，她在養老院的房間桌子上，一團熱氣，電飯煲正燜著一點粥，她守在桌前，圍著一條白布圍裙，褲子依然穿著上兩次見面時的卡其布褲，補丁邊緣縫著的墨綠色細線都已褪成青綠色，可她仍很愛惜著一直穿著。

1987年，陳惜秋在重慶烈士紀念館前。

陳惜秋說，這褲子是上世紀80年代杭州刑偵大隊的警服，她穿習慣了。

三年前，陳惜秋和女兒商量後，搬進了杭州的一家養老院。

她的房間裡兩條木床，一張寫字台，一隻簡易的木式鬥櫃，一台電視機，兩台雙開門冰箱，和在這裡住著的老人們的房間幾乎一致。

只是，她的房間裡一直有花。

在養老院，清晨5點左右，她起床梳洗後，會和相鄰的老人家一起去樓下廣場打太極拳。

最近一段時間，她時不時要去醫院檢查視力。她很遺憾自己有些耳背，因為聽不清，錯過了養老院裡有趣味的課堂。

她講話時，一直戴著老花鏡，可依然沒有什麽能阻擋她眼神裡的神采;她的清臒平靜，甚至是平淡，讓人很難相信，她一直所在的行當，多是男人的天地。

她和養老院裡大多數的奶奶一樣，即使初次見面，也會熱絡地拉著你的手。她看到我懷孕了，第二次去采訪她時，她早早準備好一整箱紅棗，也會叮囑我中午要睡個午覺，寫東西時間不要太長。

可一旦我們纏著她，想離往事更近一些，她總是回到冷靜的分寸感，像一口老井一樣，隻讓人見到井口的水沿，卻依然難以觸碰。

但只要稍稍離她近一點點，就會感受到多年的法醫生涯，留給她近乎胎記一般錙銖必較的細致——

她步伐乾脆，聲音很輕，送我們下樓離開時，經過院子裡一棵香樟樹前，她停住腳步，我們跟著走近一看，才發現這裡蜷著一隻肥暖暖的貓咪，安靜得只有呼吸。

太多人從它身邊走過，都絲毫不曾留意，可陳惜秋卻特別記得它，甚至記得她第一次出現在這棵樹下的時間。

“會不會是其他的貓呢?”

陳惜秋回答得果斷而堅定，“不會的。她頭部的花紋，黑色旁一道黃色。”

“它一直在這麽?”

“它總是這個時間出現，這段時間，它有點可憐，平時中午來喂她貓糧的奶奶最近身體不好，好久沒下樓了。”

編輯:李沐

編後語:今天是三八國際婦女節。我們這篇文章講述的是一位新中國第一代女法醫，當時去采訪陳惜秋女士的記者於佳已經懷孕數月，特別巧合的是，我們剛剛得知，就在昨天，於佳生下了一個漂亮的小千金。還記得於佳之前去采訪陳惜秋時，陳惜秋曾驚詫，“你們怎麽知道我的”。她從事的工作環境，其實並不是很適合女性，但她卻以自己的勤奮、認真和細致，給自己的兩個女兒、也給其他後輩和女性，做了一個可貴的示范。新生命的到來，總是讓人看到希望。祝所有的女神們節日快樂，心中永遠盛開一朵花。

在此我們向新中國第一代法醫們致敬:

檢查物證

商討案情

搜查痕跡

案件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