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一詞，首先是經濟學上的概念，是指一種物化了的人類勞動，具有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性。19世紀中葉，“價值”則又被賦予了主觀性，即有了滿足人的欲望和能力的內涵。千百年來，由於人們對法的價值的不同認識，使法律價值至今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所以在本文涉及到刑法價值之時，筆者心揣不安，深有不堪負重之感，在經歷了艱難的探求以後，有了這樣兩點體會:一是刑法價值不等同於刑法的功能，也不等同於刑法的任務和作用。“作用”是指一事物對他事物產生的影響[1]，這種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推而論之刑法的作用也就有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而“價值”一詞在辭海中表述為:“事物的用途或積極作用[2]”，在現代漢語詞典中也解釋為“積極作用”，可見價值僅強調事物的積極作用，我們一般不認為，刑法的消極作用也當寓於刑法價值之中。刑法的任務則是刑法擔負的責任，很顯然，我國刑法的任務是打擊犯罪、保護人民，但誰也不能認為，刑法價值也是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民，我們隻可以通過刑法任務的完成，來體現刑法價值，所以刑法價值應是刑法任務的上位概念。刑法功能，是指刑法本身所固有的本領和能力。刑法價值的實現有賴於刑法功能的正常發揮，正因為刑法有如此功能，才體現出刑法與眾不同的價值。但刑法功能決不等於刑法價值。如刑法具有懲罰功能[3]，然而懲罰什麽，怎樣懲罰，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度，則會受政治制度、經濟基礎、立法觀念及水平和執法情況等各種因素影響，不能簡單地說，懲罰了，刑法的懲罰功能完成了，刑法價值也就實現了。刑法功能屬客觀范疇，而刑法價值既是主觀又是客觀，言其主觀是因為刑法價值是以立法者的需要為基礎或參照的，如果主體沒有法律需要或追求，刑法的任何屬性和功能都不能構成價值;言其客觀，是指刑法對社會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它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二是刑法價值應是法律價值的具體體現，它除了應包含法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正義)以外，還包含著刑法所特有的預防犯罪(特殊預防、一般預防)的價值，即通過公正的刑事立法、司法，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則是刑法價值的終極體現。

一、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價值

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段樸素嚴謹的文字，充脹著正義、自由等法的基本價值，蘊涵著實現刑法特有價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學范疇而言，是指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變。就政治范疇而言，是指從被束縛、被虐待中解放出來。就法律范疇而言，則是獲得法律上規定和保障的一定行為的權利。根據歷史記載，英國大憲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淵源，具有保障人權的意義，所以罪刑法定是以個人自由為價值的。它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越過法定的范圍去行使自由，即嚴禁“越界行權”。它將什麽行為是犯罪、具有何種刑罰、如何懲罰等基本規范，規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並昭告於天下，從而給全體公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罪與非罪行為表，使人們明白，何者當為或不當為，把刑法所保護的自由突顯出來，使人們能夠根據刑法的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規避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在刑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

而免受刑法的意外打擊。正如洛克所說:“法律與其說是限制人們自由的，倒不如說是指導著一個自由而充滿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應當追求的利益”。[6]一句話，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確定性便於人們正確認識刑法、運用刑法，不論人們對刑法有怎樣的誤解，刑法決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公民的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是以法定界限為標準的，誠如西賽羅所言:“我們都是法律的奴隸。正因為此，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沒有法律強加的限制，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結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毀滅”。而罪刑法定原則就是通過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終確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也是刑法發展的軌跡。“正義”一詞的辭源含義為“公正的道理”[7]，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種道德標準，又是一種社會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法律規范，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阻擋不了人們對正義的強烈要求。刑法關乎於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義更應當是它的基礎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則恰恰也體現了這一點。現代社會，人們對法治的推崇，已達到了頂峰，為什麽?就是因為法治體現了正義、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則標志著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開始，也是刑法形式正義的裡程碑:它表明在我國，定罪量刑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國家政策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員、司法人員和公民個人感情的變化而改變，定罪量刑的標準只有一個，即刑法的明文規定。也就是說，罪刑法定原則終於廓清了一個長期困惑中國老百姓的問題，法比權大;它表明，在我國廢除了曾經具有合法地位，並運用了17年之久的司法類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規定以外也可以對某些行為定罪處刑制度的徹底終結，從而消除了在“法律層面上”最不能體現公正的司法制度;它還表明，不允許根據行為後施行的刑法，處罰刑法實施前的行為。因為一個人只能根據已經施行了的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依行為當時的法律不構成犯罪，他的行為就是合法，如果將行為後的法律，用以對他處罰，可以說是“不教而誅”有失正義，而罪刑法定高舉正義之旗，絕對禁止事後法;它還否定了全國性第一輪“嚴打”中，曾被明文允許廣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規定，重新肯定了從舊兼從輕原則，從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的所謂“吃風頭官司”的狀況，維護了刑法的公正、穩定價值。這如同一個“巨人”的宣言，擲地有聲地宣告著，正義是一種絕對價值，而且是一種不可能來自任何其他價值的價值，罪刑法定代表著正義！

二、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與刑法價值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政治家伯裡克利就首次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載有:“人人生而平等……”。在我國辛亥革命時期的《臨時約法》首次規定了法律平等的條文。新中國從第一部憲法到現行憲法都明文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現行刑法衝破種種阻力，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具體化，並在刑法中予以明文規定。前文已述，罪刑法定原則已蘊涵了正義的因子，而適用法律人人平等的刑法原則則是正義、平等的著重號。它告訴我們:刑法不再是神或君主的意志，而是平等體現了全體人民的意志;刑法的保護和懲罰對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機遇;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和借口享有適用刑法的特權。平等既不是上帝賜給的，也不是從宇宙結構和人類永恆理性中推論出來的，而是人類選擇的產物，千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淌著寶貴的鮮血和痛苦的眼淚對平等所做的無數次追求，不就是正義的體現嗎?臥槽不見了

刑法第4條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意在強調刑法上的人人平等是指刑法適用上的平等，即對已經生效的刑事法律的平等適用。它要求:第一，定罪平等。即當行為符合刑法某一犯罪構成時，不論行為人出身、地位、財產狀況如何，都應當平等地依法定罪，不能因為行為人身份、地位的不同，離開刑法的規定而“出入人罪”。一切特權對定罪標準的影響，都意味著法律的屈辱，為平等原則所不允許。第二，量刑平等。量刑平等是指犯有同樣罪行的人，判刑或不判刑，選擇何種刑罰，判處多重刑罰，必須采用法定的統一量刑標準，不得在法律之外，因行為人的出身、地位、財產的不同而減輕或加重處罰，以作到人不分官民，財不分多少，地不分南北。英國著名哲學家培根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次不公的判決比多次不法行為禍尤烈，因為那些不法的行為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決則把水源都破壞了”。[9]由此可見不公平判決的嚴重危害性。從實現刑法特有價值而言，如果同樣的犯罪行為，應當追究同樣的刑事責任，結果是一個被定罪，一個被釋放，一個死了，一個活了。這對稱之為法的刑法將是怎樣的譏諷和嘲弄，在此情況下，刑法預防犯罪的特有價值又怎能實現！第三，行刑平等。即判處同樣刑罰的人，應當依法受到相同的待遇，不得在法律之外，因地位、金錢等不同而受到優待和苛待。也就是說，給予相同或相似的條件下的每個罪犯以相同的減刑、假釋機會，承認罪犯沒有被法律剝奪的、應有的做人的權利。從罪犯角度講， 隨著社會的開發、進步，教育程度的提高，罪犯自身人格意識也在不斷地強化，當一種現有的不平等待遇，由於條件的變化或人類認識的發展而被認為不再必要不再公正的時候，身處不平等境遇的人會不再接受以至於反抗現有的不平等，[10]這樣不僅預防犯罪的目的不能達到，刑法價值也難以實現，只有行刑官員依法辦事，平等合理的對待每一個受刑人，才是對平等原則最忠實的遵循。第四，守法平等。筆者認為守法也是對法的一種適用。從守法上看，平等是人們自覺遵守法律、反對特權的力量源泉，因為只有人人有了平等意識，人們才會認識到行使平等權利和尊重他人同樣平等權利的重要性，這就大大加強了人們的法制觀念，從而能夠積極守法，並自覺地同一切體現不平等的特權現象作鬥爭，可見，平等原則也為自覺守法提供了外在保障，[11]它使刑法預防犯罪的特有價值將在不動聲色中得到實現。第五，保護平等。即刑法平等地保護每個公民所應享有的權利。對於無罪的人平等地保護他們不受刑事法律的追究;對於受害人在刑法規定的范圍內，平等地依法予以精神或物質的補償;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平等地保護法律賦予他們的訴訟權利、人身權利及其他權利。

勿容置疑，刑法上的平等原則，仍然只是一種可能的平等，這種法律的平等要轉化成事實的平等需要一個過程。在我國，從古到今，不僅有因地位卑賤，無權無錢而冤獄屈死的事實，而且更有憑借金錢、權力、身份、地位逃避法律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