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粟校尉乃是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職位，漢武帝晚年便曾任趙過為搜粟校尉，推廣代田法。

　作為鄉中力田小吏，視趙過為偶像的氾勝之對這個職務是可望不可及的，直到五年前，還在濟陰郡的他本以為攀上了西安侯這根高枝，可以走一走捷徑，不說一步到位，也能爬得快一些。

　沒想到說好的三年之期，卻因為地震等事一拖再拖，西安侯國的作物已經從大地震裡恢復，試驗田的畝產也飆到了驚人的十五石每畝，但西安侯就是不兌現承諾。

　豈料，在任弘當上大司農後，一甩手就讓不到三十歲年紀的氾勝之，成了他夢寐以求的搜粟校尉！

　千石銀印很輕，但捧在手裡又很重，氾勝之有些失神，倒是任弘拍著他說，是對他六年如一日在西安侯國，不但改進區田法，還將任弘從西域送回來的幾乎每一種新作物都鑽研透的獎勵。

　如此一來，那些在地方上鑽研的農事之學，不就能名正言順推廣了?

　但如何做還是任弘拿主意，氾勝之隻管提供技術，任弘道:“區田法與代田法不同，只能在關東地少人眾之地推行，亦既每縣萬戶以上郡國。”

　區田法是專門為耕地較少的小農打造的法子，在有限耕地上加大人力投入，精耕細作外加施肥，達到畝產倍增之效，地廣人稀用代田法耕作的大農場根本就沒必要，推廣了甚至會適得其反。

　所以任弘沒有不假思索一刀切，非要全國看齊，而是細細甄別了一番。

　“平均每縣萬戶以上郡國，一共二十九個。”

　眼下，任弘就指點著地圖，讓氾勝之知道他的第一批工作地點，相當於每個縣的戶口是敦煌郡兩倍人數，才有必要行區田法。

　“司隸有京兆尹、右扶風、弘農郡、河東郡、河內郡、河南郡。”

　“兗州有東郡、東平國、城陽國、濟陰郡。”他們算過之後，發現氾勝之的老家濟陰郡，才9個縣，每縣竟三萬戶，十多萬人口，為天下人口密度之冠，難怪氾勝之在那兒的糧食壓力下，費盡心思鼓搗增加畝產的辦法。

　“冀州有魏郡、清河郡、趙國、中山國、信都國、河間國。”

　“豫州有陳留郡、潁川郡、沛郡、淮陽國。”

　“青州有濟南郡、齊郡、淄川郡;徐州有魯國、彭城郡(楚國)、益州有廣漢郡、蜀郡。”

　“荊州則僅有南陽郡。”

　這一比較下來，誰菜誰知道，大漢哪個刺史部人口密度大便一覽無遺。司隸、兗、冀、豫的人口已經不堪重負，而並、幽、揚、涼、交六州地廣人稀，急需人去填滿。

　若能損有余以補不足無疑是最佳的，國家推行的移民已在漸漸進行，但非自發的移民費時費力，代價大不說，遷移走的人可能還沒新生的多。

　而人口繁眾的各郡蛋糕就那麽大，非要派酷吏將每一個大小地主統統打了均田地，也起不了大用，該餓還是會餓。

　所以任弘以為，最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要發展生產力！

　區田法的推行，至少能讓這些郡畝產上一個檔次，讓小農家多點收成，給移民拓邊贏得時間。

　“但當年趙過推行代田法，亦是先在行宮、離宮閑地上開田試之;進而推廣至三輔、京畿公田;最後才是邊郡農都尉之田和河東等地。”

　任弘以為，這種循序漸進是必要的:“明年先從司隸校尉和青州的幾個郡開始，東西兩開花，後年再全面推行至中原各郡國。”

　也不能按西安侯國那邊不計成本的試驗田來要求各地，能讓畝產增加三至五成便是極善。

　末了，任弘對氾勝之感慨道:“勝之，我可是連上三道奏疏，陛下才允許你以侯國家臣身份，直接為搜粟都尉，若是出了差錯，我身為舉主，亦是要受責的。”

　氾勝之十分感激，連忙保證，自己一定兢兢業業，這次咱們不說大話，不亂搞什麽畝產百石的賭約……

　“賭還是要賭。”

　任弘卻道:“籍田令之事你也一並做了，每逢開春，天子要帶著皇后及百官，在宗廟社稷之田行籍田禮，當然，只是推一推犁而已，這田地還是要交給籍田令來管。”

　“屆時，便安排你從西安侯國帶來的人，將天子親耕過的地，用區田法加熟糞耕之，不計成本，等入秋時，也弄個畝產十四五石出來，可能做到?”

　“能！”氾勝之再度立了誓，卻不明白任弘為何要如此，他不是在西安侯國證明過了麽。為何關中也要搞投入遠大於產出的試驗田?

　技術人員果然不懂如何運營和推廣，任弘笑而不言，心中卻道:

　“關中一般良田畝產不過四五石，儒生們連禾生雙穗也是能當祥瑞的，看到畝產十余，還不得爭先恐後吹噓豐年，等到出征匈奴時，就不好說什麽天下五谷不登了。”

　“再者，大將軍時關中多旱，籍田都會欠收，若親政之後，天子所籍之田得糧十余石，那皇帝是不是特有面子?”

　……

　任弘特地調來大司農的第二個人，叫耿壽昌，三十余歲年紀，乃是巴郡人，口音很重，好在將任弘養大的夏丁卯也是巴蜀人，還算聽得懂。

　而一抬頭，任弘發現，耿壽昌居然是鬥雞眼。

　這個特征估計沒少被人嘲笑，甚至影響到了仕途，耿壽昌連忙低下頭，看到了任弘剛剛授予的銀印黑綬，心裡有些激動，但更多是迷茫。

　跟苦等了快六年的氾勝之不同，耿壽昌與西安侯素未謀面，在他接到調令，讓他入京為“太倉令”，主持天下倉稟之事時，雖然心中喜悅，卻也不明白，高高在上的大司馬衛將軍因何看中了自己這個郡倉曹掾。

　任弘道:“我看過你提議在邊塞設常平倉的奏疏。”

　那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奏疏石沉大海，沒想到西安侯竟知道！

　任弘是從尚書台翻出來這奏疏的，當時大將軍霍光病篤，朝政耽擱，故耿壽昌的提議沒有引起注意:“你奏請說，應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

　這一提議是與對匈戰爭籌備相適應的，調集十幾二十萬大軍，外加幾十萬牲口的軍事行動，人吃馬嚼消耗巨大，邊郡根本承擔不住，而若是設立常平倉，提前幾年就開始囤積糧食，到時候就不必一次性發動那麽多民夫千裡挽粟了。

　任弘讓耿壽昌細細說說他的計劃，耿壽昌便低著頭講了起來，聲音有些緊張，大概是第一次遇到這麽大的官。

　“天下水旱無常，一百余郡國，一些地方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甚至有每石八錢者，農人少利。不如由大司農出面收購谷物，一來讓百姓不至於血本無歸，能賺點錢交賦稅，二來，也能獲得谷物，派役夫運往邊塞囤積。”

　“此外，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不如從近處三輔、弘農、河東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聽得出來，這是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法的延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桑弘羊將其總結成了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看來這耿壽昌《管子》學的不錯，這本書相當於大漢的《國富論》，是指導經濟活動的理論依據，重點是“輕重之術”，國家以商人姿態直接進入商業領域獲取經濟利益，只要學過的人，都成了醇儒口中的“功利之輩”。

　說到這，看耿壽昌有些緊張，任弘停下談論公務，而說起他的興趣來，在征調此人前，任弘是派人細細打聽了解過的。

　“我觀蜀郡上計，裡面說你善於計算，能商功利，長於運籌，還在公務之余，修北平文侯所作《九章算術》?”

　耿壽昌連忙道:“北平文侯作《九章》至今百年，太初之後，畝產等略有變動，下吏又以為略簡，便私自添了些上去，不言言修書。”

　這卻是他謙虛了，原本的歷史上，很多人知道九章算術始於張蒼，卻鮮少有人曉得，它最終成於耿壽昌之手。

　這是一個民間數學家啊。

　這點任弘倒是不驚奇，因為有了張蒼開的好頭，漢朝官吏沉迷數學的不在少數，連儒生也對這種“君子六藝”之一的學科投入了不少精力。而官吏考核升遷裡，想從百石以下少吏鬥食成為端鐵飯碗的長吏，有幾個標準是必須達標的。

　其一，能書，也就是能識字寫字;其二，知律令，了解基本的法令;其三，會計，懂得基本的算數，而會的標準就是……

　會背“九九術”，也就是後世的九九乘法表，只不過是從九九八十一往下背起。而若是想要在專門管錢糧的大司農任職，還要精通簡易版的九章算術《算數書》，裡面涉及的內容有加減乘除的計算，以及稅收、價格、面積、容積等的計算方法。

　聊了會他擅長的算術，耿壽昌稍微放輕松了點，沒初見那麽緊張了，甚至主動對任弘示好道:”下吏也有幸，讀過君侯《雷虛》一篇，真人驚為天人。”

　“哦?我的拙作，都傳到巴蜀去了?”

　“早就在成都傳抄，也傳到了閬中窮鄉僻壤。”耿壽昌道:”不瞞君侯，下吏乃是落下閎同鄉，落下公歸鄉後，我曾前往拜訪，有幸拜為弟子，得其遺書一卷，故亦好觀天象，常仰頭望日月星辰。”

　所以，你的鬥雞眼就是盯太陽月亮星星盯出來的?任弘知道，耿壽昌口中的”落下閎“乃是漢武帝時的大天文學家，跟司馬遷一起修訂了太初歷，還製作了第一台渾天儀，提出了渾天說，跟傳統儒生的世界觀蓋天說爭鋒相對……

　“下吏在巴郡觀《雷虛》時，便與同門打賭，我料定……”

　耿壽昌再度抬起頭，鬥雞眼盯著任弘:“君侯定持渾天之說，而否蓋天說！”

　任弘知道，這蓋天說和渾天說都是漢人的宇宙觀，蓋天說比較早，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一直盛行，簡單來說就是……天圓地方。

　蓋天說以為，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穹隆狀的天覆蓋在呈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地的周邊有八根柱子支撐著天，這一點聖人孔子背過書的:“天道日圓，地道日方。”

　渾天說就很新穎了，是落下閎首倡，說簡單點就是……認為大地就像一個雞蛋黃，是圓的！而天則是雞蛋清，將蛋黃緊緊包裹，還有很多水，這便是將大地包圍的大海。

　自渾天說誕生後，沒少被蓋天說非難，儒生多持蓋天說，因為要證明天高高在上，天人感應才能講得通，渾天歪理邪說， 蛋黃和蛋清哪有什麽尊卑之別?

　兩者之間的爭鬥，雖不像後世地心論和日心說那般不死不休，但也是兩種哲學和世界觀的較量——究竟是相信肉眼經驗、聖人之言，還是相信專業的天象儀器觀測。

　不過話說回來，這耿壽昌腦子確實很軸，哪有第一次見上司就追問學術傾向的啊，若任弘說不是，那豈不是尷尬無比?

　但任弘卻是一笑:“我究竟從哪一種學說，一句話你便知曉。”

　“屈原《天問》曾言，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渾圓為圜。”

　任弘指著腳下大地道:“地，我喜稱其為‘地球’。”

　“地球，當然是圜的！”

　……

　PS:蓋天說和渾天說的大辯論，就發生在西漢末年，揚雄擁護渾天說，提出“難蓋天八事”來責難蓋天說。而年代較早的耿壽昌是渾天儀的改進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