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張思然記憶力超好，這是化名為約翰遜的佐爾格先生訓練出來的，他很快就把近三個月以來他和父親去過哪些地方，在什麽時間可能與抗聯或者滿洲省委的同志接過頭寫了出來，他有把握無一遺漏，無一錯誤。

　　伊萬諾維奇大尉拿到張思然寫的材料，就讓翻譯複錄了一份交給抗聯和滿洲省委的同志去查證。

　　政治指導員洛特尼克夫中尉還是強烈把張思然押送到邊防支隊去，但是伊萬諾維奇大尉再次拒絕了他，並且告訴他，遠東特別紅旗軍第四科要來人處理這件事。

　　政治指導員才嘟囔著沒有再提送走的事情。雖然邊防軍並不受蘇聯紅軍管轄，而是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但是在遠東邊疆區，邊防軍在情報工作上面同時也接受第四科的指導。

　　實際上除了蘇維埃最早成立後的極短時間，工農紅軍組建後，邊界守衛任務臨時由紅軍負責過，除此之外，絕大多數時間都是由名稱各異的邊防軍負責邊界守衛。

　　1934年7月10日，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改隸屬於新組建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稱作國家安全總局。蘇聯邊防軍由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邊防與內務總局”(GUPVO)領導指揮。張思然越境後的次年(1939年)，該總局改為“邊防軍總局”(GUPV)。

　　一九三二年四月遠東特別紅旗軍第四科長(當時還叫情報科)卡爾波夫大校調回莫斯科，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瓦林上校來到伯力特別紅旗軍四科任科長，蘇聯駐中國廣州武官伊利亞欽克上校和遠東特別紅軍司令員加倫將軍秘書紀略夫中校任副科長。

　　伊萬諾維奇大尉給洛特尼克夫中尉說那番話的時候，他並沒有聯系上第四科，因為他必須找到伊利亞欽克上校本人。幸好政治指導員洛特尼克夫中尉的性格猶如他的姓那樣，像鐵匠一樣粗暴簡單(洛特尼克夫這個姓就來自於鐵匠)，並沒有去查證站長說話的真假。

　　伊萬諾維奇大尉第二次給位於伯力(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心加寧大街102號的蘇聯紅軍特別遠東紅旗軍司令部打電話，終於找到了第四科副科長伊利亞欽克上校，把情況說明後，表示張思然精通多門外語，熟悉東三省各地情況，適合做情報工作。

　　一開始伊利亞欽克上校興趣並不大，他手上掌握大量的中國情報人員資源，可以從抗聯和滿洲省委手上要人，而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勞動大學也不斷有受過培訓的中國情報人員以蘇聯紅軍軍官身份派過來。

　　當伊萬諾維奇大尉告訴他，張思然並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抗聯戰士。伊利亞欽克上校聽到這個情況，就有了興趣了。

　　張思然如果是中共地下黨員和抗聯戰士這兩種身份中任何一種，按照共產國際與中共滿洲省委的約定，人還得算他們的，但可以接受我們的指導並為我們工作。

　　伊萬諾維奇大尉繼續說:中共方面很快就傳回消息，中共滿洲省委已經證實在張思然寫的證明材料上，那些時間和地點，確實滿洲省委有一名交通員與抗聯進行了聯系，證明確實有一名本姓張，化名為老馮的交通員，也確實一直帶著一名小夥計，不過滿洲省委並不知道這名小夥計實際上就是老馮的兒子。

　　而且，從興安警備軍傳出消息，前幾天，在二卡交通線附近進行巡邏的巡邏隊，打死了一名中共的交通員，而且把他的頭砍下來，在滿洲裡的一個小鎮的那裡懸掛了好多天，

現在還懸掛在那裡，已經拍回來照片了，通過中國同志現場辨認和照片辨認，確定就是滿洲省委的交通員。　　伊利亞欽克上校現在對於張思然很有興趣，雖然在滿洲國，有滿洲省委，有抗聯組織，還有直接由遠東特別紅旗軍第4科派出的大量情報人員，但是在他眼裡，無論是滿洲省委還是抗聯，雖然現在說他們主要是接受共產國際東方部和遠東特別紅旗軍第4科的領導，但是他們同時也接受中共的領導，而在一個情報人員看來，擁有兩個上級，意味著泄密的風險增加10倍不止，雖然在共產國際那些官僚眼裡，這種方式很好的詮釋了什麽叫做國際主義，但是情報人員出於本能的排斥這種雙重領導方式。

　　伊利亞欽克上校同時在負責對滿洲省委和抗聯過來的同志，進行短期培訓，但是以他的標準來看，這些培訓出來的人員，可能勉強能滿足工作的要求，但是絕對談不上是優秀，滿洲省委送過來的人，大部分都是戴著眼鏡的黨務工作者，善於鼓動宣傳，也有文化，但是往往手無縛雞之力，更別提擒拿格鬥、槍支使用、定向越野、跳傘什麽的，而抗聯過來的人，身體素質、野外生存能力都要強得多，但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又太差了，僅僅一個教他們收發報和照相，都要把教官逼得抓狂，而在語言交流上面，滿洲省委的同志，在日語俄語方面都還勉強說得過去，而抗聯的幾乎很少精通這兩門外語，如果張思然真的如伊萬諾維奇大尉所說的那樣，精通德語日語英語，又讀過滿洲國的“國民優級學校”“國民高級學校”這兩所學校，又有過近三年的，跟隨他父親當交通員的經歷，那麽，他一定是一個很好的間諜苗子。

　　伊萬諾維奇大尉又介紹到，他父親去世後，他就沒有直系家屬了，他的母親早在8年前就病逝了，所以他十歲就離開家鄉去了上海。

　　伊利亞欽克上校腦子裡盤算著，而且隨著他父親的死去，他再沒有直系親屬，就更符合要求了，沒有人認識他的過往，那麽張思然可以成為任何一個人，都沒有人能揭穿他。

　　伊利亞欽克上校就說:我會給邊防支隊打電話，讓他們下令你們不要把人送到邊防支隊去。另外，伊萬諾維奇同志，你要保證讓他與中國人接觸越少越好。

　　伊萬諾維奇大尉就問:那是否直接送到你們這裡來。

　　伊利亞欽克上校急忙阻止:不能送過來，我們第四科的中國同志有康根成、周雲庭、蘇子元、范傳甲、王光祿。對了，蘇子元長期負責二卡和你們阿巴該圖等地的地下交通線，很可能見過張思然和他的父親，他與你們接觸較多，你注意不要讓他見到張思然。我會盡快趕到阿巴該圖來的。

　　伊萬諾維奇大尉稍稍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到:蘇子元已經於1938年2月4日，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了。(1)

　　伊利亞欽克上校輕輕地“啊”了一聲，蘇子元是他在遠東特別紅旗軍第四科的同事，但是他的行蹤自己也不能隨意打聽，沒想到已經被關押近半年了。

　　2.

　　張思然現在吃住還是在關押他的那個小房子裡，但是他也注意到，雖然他沒有行動自由，但是無論他的飲食，還是看守他的士兵對他的態度，都有了細微的改變，飲食方面他完全是按照一個蘇軍士兵的標準，給他提供的這一切都是站長安排的，除了大小便可以出去上廁所外，其他時間還是必須得待在屋子裡，但是守衛並沒有像以前那樣粗暴的推搡他了。

　　張思然，只要一躺到床上，腦子裡面就不由自主會想起，他父親的身體被偽滿軍巡邏隊員，把雙腿倒提著在地上拖行的畫面，他父親的後腦和後背一定被沙石摩擦的很痛吧?雖然那時候他的父親應該已經犧牲了，據說人一旦死去，就不會再有任何痛苦，但是張思然總是感覺父親應該很痛，他用力掐著自己大腿上的肉，這仇一定要報，不管是日本人，還是偽滿軍人，他至少要親手殺死200個，才夠祭奠他父親之數。

　　他已經決定了，只要一從邊防站放出來，他就去投抗聯，他不怕鑽深山老林吃苦，只要能報仇，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這時候，關押他的小木屋的門打開了，阿巴該圖邊防站站長伊萬諾維奇大尉開門後後退一步，站在門邊伸手做出請的動作，接著一個軍官走進了小木屋。

　　這是一個當時被稱為“上級首長”的蘇聯紅軍上校(邊防軍應該稱作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邊防軍，並不屬於蘇聯紅軍)，他的軍銜領章上是代表上校軍銜的三顆長方形軍銜標志，同樣是是鑲了三道金邊的，他的軍銜袖章為角向下的紅色角形飾條，佩戴在軍裝的袖子上。與邊防軍官不一樣的是，這沒有穿軍大衣，而阿巴該圖邊防站的軍人由於經常夜裡執勤或設伏，江邊樹林裡夜間很冷所以早早就穿上了呢大衣。

　　也許因為伊利亞欽克上校在中國當過多年的武官，所以眉目間少了軍人的肅殺之氣，多了幾分平和，但是考慮到他作為格魯烏的軍事情報人員，可能這也是他很好的偽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