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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叔從部隊複員之後，差不多也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因為爺爺去世的早，奶奶不過是舊式的婦女，所以好多事都是爸在幫著張羅。老叔當時談的對象叫吳英蘭(也就是後來的老嬸兒)，她好像曾經跟老姑是一個集體戶的。

　　老嬸兒出身革命幹部家庭，她的父親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革命，當時是百貨公司的經理。不過在老嬸兒的身上卻看不到一點兒千金小姐的架子，她的性格很靦腆，不太愛說話，有時候老叔當著我們的面兒說到她的不是，她不但不急眼，反倒是在一邊嘿嘿地紅著臉賠笑。這樣的好脾氣雖然得到了我們全家人的認可，但在老叔那兒，卻並不把它當做是什麽優點。

　　老叔的年紀和我父母要差上好多，彼此的性格以及思想觀念似乎也都迥然不同。父母自然都是老實本分，中規中矩的，比較而言，老叔的個性則稍顯張揚，他自幼頑劣，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什麽話都敢說，什麽事都敢做，遇有機會便要顯露一下年輕人的鋒芒。

　　父輩的哥四個裡面，他是最心靈手巧的一個，他用有機玻璃做的飛機模型，小巧精致，惟妙惟肖，像工藝品一樣的，非常漂亮，看了讓人愛不釋手。

　　綜合以上種種，再加之高挑的身材以及英俊的外貌，老叔的女性緣應該還是相當不錯的，家人也能感覺到，老叔對老嬸的感情似乎並沒有百分百地投入。於是父親代表全家跟老叔攤牌了，他只要老叔一個口供:老嬸是否是老叔最終要結婚的對象?在得到了老叔肯定的答覆後，全家人便開始籌備老叔的婚禮了。

　　那時奶奶還和二叔住在一起，三間舊式的房子，緊挨著百貨公司的二層小樓，前臉朝街，後面是自家的院落和一個不大的園子。宴席就在自家操辦，臨到婚期，一大家子人忙了個團團亂轉。

　　小孩子們感覺事事新鮮，也跟著大人屋裡屋外亂跑。這會兒，我雖然不能替大人們排憂解難，但也絕不礙手礙腳地給人添亂，隻守著那炸油酥豆的大鍋，一邊流著口水，一邊看廚師在那裡熟練地操作。

　　婚禮的過程簡單到似乎只有隨禮和吃飯這兩項，不過說起來可能是主人和賓客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主人在意的自然是隨禮，而客人看重的則是吃飯。

　　那時的賀禮分為兩類，有人直接給賀金，有人則是送上禮品。禮金自然是很直觀，一元就是一元，兩元就是兩元，一目了然;禮品就稍稍要費些腦筋，什麽床單、被罩、洗臉盆子，統統都要耐心細致地研究推算它們的實際價格。

　　待到酒席宴罷，賓客散去，綜合評比後的結果是老叔的同事們——磐石鉛筆廠的職工，獲得了全家人一致的好評，他們不但禮金數額大，(大多是五圓的現金。)而且就餐人數少，基本沒有拖家帶口的。到底還是縣城裡的人，自帶著農村人無法比擬的優越感。

　　說到城鄉差距，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奶奶和媽帶著我到石棚村的舅奶家去串門，主人用“臭碴條”來招待我們，(所謂“臭碴條”就是用玉米碴條經腐敗發酵而成，原理大概和臭豆腐差不多，不過若操作不當，會有食物中毒的風險。)本來我們主要是圖吃個新鮮，便暫且把風險放到了一邊，只是那味道卻不如原本期待的好，於是我對舅奶說:“給我來一點兒醬油吧。”

　　不想因我這一句話卻讓主人和客人全部陷入了尷尬。

　　“家裡沒有醬油啊，孩子！”舅奶臉上的神色幾乎已經羞愧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

而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不知要花費她多大的勇氣，其中又包涵了多少辛酸和無奈。　　在此之前，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一個家，居然可以窮到連醬油都吃不起！而且，在當時的農村， 這也許似乎可能大概並不是極個別的現象。

　　舅奶的個子很矮(我們都叫她矬舅奶)，但性格卻十分要強，家裡面三個孩子在鎮上讀書，裡裡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操持。也許是舅爺耳聾的原因，她平常說話就是大嗓門，每次上我們家，還沒見到人呢，總是先聽到高且脆響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大外甥在家沒?”這一嗓子喊過之後，左鄰右舍便都知道我家來客人了。

　　她叫我爸大外甥，但其實二者之間並沒有什麽血緣關系，聽爸爸說好像是從我奶奶那面認的乾親，由於相處的不錯，走動又勤，久而久之仿佛就跟真的一樣了。

　　矬舅奶不但嗓門大，而且非常能說，她往我們家炕沿兒上一坐，滿屋子便全都是她的聲音。

　　“你別看舅媽個兒小，不傻！哈哈哈······”

　　“我這大外甥不光人長得精神，心眼兒也好······”

　　“哦，說這說那的，說到哪兒了?噢，我這次來·····”

　　雖然她每次來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我們招待她的夥食幾乎是固定不變的，基本上不是掛面就是疙瘩湯。因為媽知道，在她們農村是沒有白面的，如果想吃，便要拿自家有限的大米和供應戶換，二斤換一斤，所以她們一年到頭也吃不上幾口白面。

　　至於他們大人間的事情，並不是我所要關心的內容，我只在意舅奶每次來，我們都差不多跟著借光改善一下原本無味的夥食。等到看著她手捧著肚子笑呵呵地離去時，我心裡想的和媽媽嘴上說的竟出奇的一致:“常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