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足壇的保守，其實是一個社會學上永恆的話題。
　　權力的追求是佔有，資本的追求的是增長。
　　這也是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根本矛盾。
　　一方想要掌握權力，牢牢把一塊蛋糕捂在自己手裡，不讓別人來搶;一方想要放權，大家一起把市場做大，做成100塊蛋糕，大家一起分享，就算自己只能分享到20%，也是20塊蛋糕，也遠遠超過改革前的收益。
　　前者雖然只有1塊蛋糕，勝在穩定，風險小，旱澇保收;後者雖然預期的收入很多，可能拿到20塊蛋糕，可風險很大，搞不好自己就出局了。
　　歐洲足壇就是前者。
　　足壇的這幫人，制定了各種各樣的規則來把足壇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手裡，尤其是德甲，甚至還有“50+1”政策。也因為這樣的政策，讓德國出現了一大批在足壇裡擁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足壇政客。
　　這樣的現狀，有利有弊。
　　優點是足球更加純粹，更團結、更統一，由上到下的執行力很高。缺點也很明顯，就是足球行業的各個階層，收入真是太少了，枉為世界第一大運動。別說跟美國的橄欖球、棒球比了，連籃球都比不過。nba的底薪還要50萬美元呢，曼聯一線隊的最低工資，周薪才4500英鎊。
　　隨著時代的發展、行業的進步，尤其是外國資本對歐洲足球的滲透，有著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推動著足球的改革。
　　g20失敗了，歐超失敗了，可大趨勢不能改變。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只要足球賺了錢，賺了大錢，再想讓他們退回以前的狀態，變成“純粹”足球，就不太可能了。
　　這背後還有美國的強大資本推動。
　　足球不是很純粹嗎?
　　不是一心隻想競技，不想賺錢嗎?
　　好啊，那就揭老底兒吧，看看你們搞足球的這夥人，到底是不是想賺錢！先把你們的帶頭人拿下！
　　fbi直接出馬，先是因為貪腐問題拿下了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又因為貪腐問題拿下了世界足聯主席布拉特。
　　兩大足壇最有權力的人先後落馬。
　　這直接讓整個足球世界的信仰崩塌了。歐洲足壇商業化的浪潮也就席卷而來了，50%肖像權的玩法已經成了豪門球隊的基本操作。
　　不過那都是以後的事了，周不器也不甚在意。
　　歐盟和美國的交鋒延伸到了足球領域，狗咬狗一嘴毛。這跟周不器無關，這種改革對足球到底是好是壞，一點也不重要。對他來說，最重要的順應未來足球發展的大勢，能賺錢就賺錢，能賺影響力就賺影響力。
　　周不器可不能把這樣的想法表露出來，opta公司的安德魯也是半個足球從業者，就像他自己說的，“在足壇裡做數據分析的大多數都是運動學畢業，我也是。”
　　“運動學?”
　　這句話讓美國的計算機博士亞歷山大·布朗很驚訝。
　　一個運動學的人，能做數據分析?
　　靠！
　　說來說去，咱們根本不是一路人啊！
　　安德魯有點尷尬，“我的團隊裡有很多統計學、數學和計算機學的高材生。可是在歐洲足壇的俱樂部裡，包括那些引領著數據足球潮流的人，他們都是運動學家，而非數據學家。”
　　亞歷山大微微皺眉，“在美國的橄欖球或者棒球，你經常可以看到哈佛數學院的畢業生，或麻省理工的計算機碩士來進行數據分析。這是個專業性很強的技術性工程，運動學專家還是更適合做運動指導。”
　　安德魯歎了口氣，“沒辦法，大環境所致。”
　　“歐洲不比美國。”周不器幫忙解釋了一句，“美國有用不完的技術性人才，可以分配到各行各業裡。歐洲差了一些，要把優質資源用在優質的技術型產業上，比如軟件、芯片、航空航天。否則歐洲很難跟美國競爭。”
　　“哦，這樣啊。”亞歷山大·布朗很隨意地應了一聲，他從來不關心這些，“數據呢?有足夠的數據做研究嗎?”
　　安德魯歎了口氣，有些無奈。
　　周不器很驚訝，“opta不是歐洲足壇最專業的數據公司嗎?你們手裡應該有最多最豐富的數據才對。”
　　安德魯道:“的確，可這遠遠不夠。嗯……我聽說美國的體育數據很開放?”
　　亞歷山大點了點頭，“對，有專門的數據庫，所有數據都開放，只要付費就可以買到。”
　　安德魯長歎一聲，“足壇太保守了。”
　　亞歷山大的眉梢一挑，“數據不開放?”
　　“是的，俱樂部們都把數據當情報來保密，我們的合作夥伴，都有保密協議。”安德魯看了周不器一眼，“尤其是曼聯，要求得很嚴格。”
　　然後他就做了進一步的解釋。
　　在opta的網站上，所有人都可以購買年度會員，然後獲得所有公開的專業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過去的比賽中總結出來的，比如跑動數據、射門數據、過人數、犯規數等等。
　　可是，想要評估一個球員，單靠比賽數據是不夠的。
　　還要看他在平時訓練中的表現。
　　尤其是通過數據分析來判斷一名球員的傷病隱患，比賽中的數據毫無價值。因為球員只有在健康的情況下才會登場。在球員很健康的情況下去評估數據來分析傷病隱患，誤差很大。
　　所以很多豪門俱樂部除了會購買opta的年度會員獲得公開數據之外，還會購買定製服務，跟opta的專業數據團隊一起，在訓練中統計球員們的數據。從這些數據中為球員做更精準的數據分析。
　　訓練數據才是一個球員最最真實的寫照。
　　一個球員在跑多少米的時候會陷入無氧狀態，一個球員在什麽情況下會犯規，一個球員在跑動多少距離後就失去了回防能力，一個球員在高速奔跑情況下的進球概率……
　　這些數據，都是一個球隊的核心機密。
　　一旦讓競爭對手知道了，對方就可以針對性地部署戰術了。比如知道了一個球員在衝刺50米後就會陷入無氧狀態，就可以重點打這個人的身後。
　　所以opta為俱樂部提供定製服務的時候，這些內部數據都不能公開，要簽下很嚴格的保密協議。
　　可是，如果數據不公開，就無法推動行業進步。
　　亞歷山大隨後就說了美國體育界的行情，那邊就開放多了，所有的數據都是公開可查的。這就給研究機構提供了便利。
　　周不器對這一點是知道的，因為紫微星就有大數據的分析處理技術小組。想做這個，前提是得有足夠多的數據。
　　沒數據就是純扯淡。
　　美國體育界都把數據公開了，美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和數據研究中心就可以紛紛地設立課題，然後把這些數據拿過來，進行一些運動學數據的分析、研究。
　　通過“市場-學術-市場”的過程，完成體育數據分析行業的進步。
　　安德魯對足壇的保守也很無奈，“足壇的數據不公開，很多大學的研究機構就不能做課題研究，就無法推動進步。甚至俱樂部們還不舍得聘用一些專業的數學或者計算機系的人才做數據研究，隻用一些運動學人士，甚至是退役的球員來做。這樣的團隊，能研究出什麽成果?他們把錢都用在轉會、球員工資和經紀人傭金上了。”
　　頓了一下，他又說:“對了，我認識一位專家，是牛津大學數據統計學的索托伊教授，他做了很多足球領域的數據研究，要去見見嗎?”
　　周不器笑了笑，“好啊！”
　　安德魯馬上聯系，對方說他在學校裡帶團隊呢，今天可以隨時過去。
　　大家馬不停蹄，奔向牛津。
　　在路上，安德魯又講起了數據分析應用在足球上的歷史。
　　最早的鼻祖，是前蘇聯基輔迪納摩的功勳教頭瓦列裡·洛巴諾夫斯基。當年計算機還像一棟房子那麽大的時候，他就敏銳地發現了玄機，並指出電腦在足球比賽裡能發揮巨大作用。
　　然後，他就把數據分析用在了他的執教生涯中，並通過數據分析，留下了經典名言:“如果一支球隊失誤率少於15%-18%，那它就不可能被擊敗。”
　　安德魯還建議道:“他當年的很多數據資料都保存在基輔迪納摩俱樂部，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專程陪你們去一趟。”
　　“去哪?烏克蘭?”
　　“對。”
　　“算了吧，那邊可不平靜。”
　　周不器搖了搖頭，他雖說對足球數據這個方向很感興趣，也很關系到紫微星在足球產業數據業務中的發展。
　　可東歐局勢有點動蕩。
　　首都奧運會的時候，老毛子出兵入侵了格魯吉亞，打了好幾天。在多方協調、威懾之下才退兵撤出。
　　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緊挨著，也好不了多少。不管是東歐還是遠東，形勢都一樣，區別就是東歐的可以公開說。
　　去了牛津，見到了馬庫斯·索托伊教授，說明身份，其他人都好，當知道周不器是曼聯的老板時候，老教授似笑非笑，“很抱歉，我是個忠實的阿森納球迷。”
　　周不器道:“我也是，從小就是。因為收購阿森納太困難了，所以才買曼聯。”
　　“呵呵！”
　　大家都在笑。
　　覺得這人很虛偽。
　　周不器很冤枉。
　　靠！
　　我說的實話啊！
　　從小我老爹就帶著我看阿森納的比賽，我們爺倆都是槍迷！
　　說起了數據對足球比賽的應用，索托伊教授對此就非常讚同，“足球與下棋很像，這點遠超人們的認知。一支球隊的賽季表現絕不是機率事件，而是連貫的、有模式可循的事件。數據可以將表現數字化，找出規律，再進一步預測未來。”
　　“可以把球場看作一個局域網，11個球員就是網絡中的結點。一個成功的球隊，巴薩是最完美的范例，他們的專長就是保持每個結節的暢通。但其它球隊也有能力將他們的足球提升到數字理論層面。如果主教練們能夠解放思想，接受更多外行人士的意見，球隊會變得更好。”
　　“比如，任意球的排人牆。為什麽要排人牆呢?也許這是防守最有效的方式，但他們應該測試更多假想的防守方法。”
　　周不器忍不住打斷他，“任意球?應該怎麽做呢?”
　　馬庫斯·索托伊教授解釋道:“這是個概率事件，有些任意球是越過球員頭頂打近角，這需要大個球員來排人牆。有些任意球是打遠角，這需要門將來撲救。可還有一種，就是打人牆腳下。貌似足壇裡缺乏對這種任意球的防范。可實際上，如果是距離球門20米以內的任意球，有28%的任意球進球都是從人牆腳下打進的。也許派個球員躺在草坪上能夠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