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二，東京皇城，垂拱殿。

　　禦史中丞俞栗昂身而立，手捧笏板，語氣憤慨，奏道:“今日士風，有觀望苟合之弊，有頹靡不振之弊，有阿黨之弊，有誕謾之弊，有巧言譖愬之弊，有奔兢請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於好進，革好進之心，禮義廉恥為本。”

　　“今有知定州梁子野上表‘管下有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壟，計六尺三寸，生為一穗，並中間壟內，一科三莖，上生粟三穗’，實駭人聞聽，物極必妖，臣請令定州速貢嘉禾，以定真偽。”

　　玉階上，天子趙佶沉吟不語。

　　今日輪值押班的宰相余深暗自搖頭，朝堂爭鬥了這麽多年，純臣都快絕種了，怎的這個俞栗就是不開竅呢?

　　官家天資聰穎，所觸之事無不精通，登基之初，向太后還在聽政，官家尚未親政，便能一言而使跋扈至極的權相章惇“懼而退”。

　　如今，官家禦極十二載，馭臣之術早就爐火純青，便是當朝第一人——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不也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說用便用想罷就罷麽?

　　以官家的聖明，又怎會被梁子野這種跳梁小醜般的臣子蒙蔽?

　　在梁子野之前，今年就有兩個奸滑臣子欺君而先後獲罪。

　　二月初一，河南府李譿奏“新安縣萬歲蟾蜍背生芝草”，官家不信，令其進蟾芝。

　　蟾芝入宮後，官家僅看了一眼，便說“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近侍取水盆浸泡一晚，蟾蜍和芝草自行分開，發現乃是用竹釘和膠紙，將二者強行固定在一起，由是，下詔責李譿欺君罔上之罪，作散官安置。

　　五月初七，又有知永嘉縣虞防上表，言“朝廷昨行當十錢，最富國便民之良法也，所貴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異議之人，務快一日之私，上欺天聽，改為當三，亦誤國之一也。望特許興複，以便上下”。

　　對這種把握不準風向就投機的奸猾臣子，官家都懶得細查，直接下詔將其除名勒停，送循州編管。

　　這幾年，州縣地方進獻祥瑞的，又何止李譿、梁子野兩人?

　　可以說天下州縣，幾乎爭相進獻，以至於玉芝產禁中殆無虛歲，凡殿宇、園苑及妃嬪位皆有之。

　　除了祥瑞，州縣也屢獻嘉禾。去年，便有知河南府鄧洵武言“秋禾大稔，自雙穗至十穗以上，嘉禾無雙”，又有榮州奏粟一莖九穗，蔡州奏麥一莖兩歧，或三五歧至八九畝近約十畝，遠或連野。

　　一個比一個膽大，一個比一個更駭人聞聽！

　　梁子野不過是追趕這趟風潮的眾多臣子之一，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鬥，是崇寧五年(1106年)的狀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嘉禾，而直指吏治士風積弊問題，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頭腦，知道不打攪官家的興致。

　　只是行事還是過於剛直，前幾年還曾因“勿和於時”，由殿中侍禦史貶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禦史中丞之重任，足見官家明見萬裡，用人上極有決斷。

　　但，官家也有苦衷，自興花石綱、修宮殿道館始，朝堂上下總有臣子變著法的進言，官家不堪其擾，屢次禁言，也難堵住眾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屢現災異，六月辛亥熒惑入井，隨後傳來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貫日，七月熒惑犯太歲，歲星犯積薪。

　　為平息朝野物議，官家先後放出宮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鬥西南方。

　　當此之時，天子急切需要能衝抵災異影響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暫時放過，若貿然同意俞栗所奏，諫臣們受此鼓舞，豈不是又要牽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間，忽聽玉階上天子綸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確有奏，知鄆州事梁子美及知壽張縣事蘇瑾，聯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戶沐官家聖德，已登冊歸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龐恭孫上表‘夷人董舜谘、董彥博乞內附’，都堂不敢擅斷，請陛下聖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錫二夷部乞內附，根本不是甚新鮮事，實際上，兩部在嘉佑(仁宗最後一個年號)、熙寧(神宗第一個年號)年間就曾兩次請命於朝，此類蠻夷素無禮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幾十戶亡戶歸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處理的“小事”。

　　但在這個敏感時機，將二者放在一起，意義便大不同了，這就是內聖外王，乃聖君所為，盛世氣象，有此兩奏，臣子們再想就梁子野之事借題發揮，扯到道觀、花石綱之上，就得掂量掂量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兩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