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社的發展策略，

外人看不懂，內部非核心成員也未必能懂。

說韜光養晦吧，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所有的政治勢力，全部暴揍一頓，真是逮誰咬誰，行事無忌。

說肆無忌憚吧，

明明已經有了拳打金國，腳踢高麗的實力，

面對最慫最弱的大宋，

徐澤卻偏偏要悶聲發大財，選擇猥瑣的隻挖牆腳不吭聲。

在這種形勢下，

同舟社未來幾年的發展形勢其實很難預料，根本沒法制定長期的“發展計劃”。

如果可以的話，徐澤當然希望能有有長期穩定，

給自己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讓同舟社一直挖空整個大宋。

但大宋朝廷那幫神仙大能混蛋歸混蛋，卻是一點也不傻，

他們遲早會發現徐澤的膽量和貪婪超出想象，靠綏靖買不來平安。

最終，他們將不得不選擇對抗和打壓。

只是，“神仙”的思維方式和常人完全不一樣。

未來的幾年，究竟會發生哪些事，誰也預料不到。

因此，徐澤並沒有盲目照搬後世的“五年計劃”。

也沒有因為隨時可能會打仗，就稀裡糊塗過一天是一天。

實際上，同舟社從成立至今，徐澤就一直堅持邊抓建設邊擴大地盤的方針，

而且，擴大地盤也是為了抓建設，讓治下百姓過得更好。

其實，徐澤並沒有指望各部、曹能夠一次性就拿出可用的發展計劃。

不算之前的改組後的工作磨合期，

他又給了各部曹足足兩個月的時間，讓眾人慢慢準備，

一次不行就多寫幾次，缺一手資料，不熟悉治下情況，

還可以安排快船送到遼東去調研，務必要做出可用的計劃。

制定年度發展計劃並不是一件簡單的臨時任務，而是有著極深的戰略考量，

但包括趙遹、宗澤、吳用等人在內，沒人知道徐澤的真實用意。

中國所處的地理位置過於“優越”，導致“古代”向四邊拓展的收益都不大，

甚至，疆域擴張太大後，漫長的供給線，會使得維穩成本大過擴張所得。

這使得歷代王朝一旦完成統一，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而將精力放在維穩上。

“量入為出”是王朝管理的常態，甚至是較好的狀態，

大部分的時間裡，其實是“入不敷出”。

至於制定長遠發展計劃，要哪玩意幹啥?

封建社會講究的是“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這句話出自大儒董仲舒，有很深刻的哲學內涵。

一個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統治百姓，

就必須改製，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等，

以體現與腐朽沒落的前朝不同。

但治理社會必須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變的。

這一點，其實並不完全是糟粕，在後世也有一定的適用性。

如曾經的超級大國，後來的毛熊，

“根本大道”變來變去，受折騰的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是誰?

問題的根源在於此時的生產力不足，

在“天”沒變“道”也沒變的情況下，天下的百姓“變”多了，

多到開荒、移民都無法解決人多地少，百姓吃不飽的前提下，怎麽辦?

任何時代都有遠超常人的精英，新舊之交的人傑們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並不是後世鍵政者以為的“古人”如何短視，

實際上，各朝各代的奠基精英們都有極長遠的眼光，

也都認真的思考過王朝治亂循環的問題，並且想出了很多的辦法。

但都無法突破“生產力不足”這道桎梏，

既然開荒種地的增長速度，永遠都不可能趕上百姓的自然繁衍和增長，

生產資料的“發展”有極限，而人的“發展”卻沒有極限——

那鼓勵發展就是危險的、要命的、自取滅亡的。

這一點，對當前的同舟社也部分適用，

若是沒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消化人口過快增長的壓力，

僅僅是之罘灣不斷增加的外來人口，就能把同舟社撐垮，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實！

經歷了人口銳減的亂世後，那些奠基王朝的人傑們痛定思痛，謀求出路。

但受限於生產力的不足，最終都只能無奈選擇設計一個靜態的、穩定的、不變的理想社會模型。

沒有誰會癡望王朝萬載，能維持幾百年就行，國祚延續的時間越長，就越成功。

這一點，一直影響到後世，

很多人衡量古代王朝“好不好”，照樣會帶入這個標準。

因此，在治理國家的精英眼中，

未來的幾年，“天”會變嗎，還是誰想讓“天”變?

“天”既然不變，“道”也不會變，

那制定未來幾年的“發展計劃”，就是極度的“政治不正確”！

這並不是開玩笑，而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大事！

當然，同舟社現在還處於造反的階段，並沒有完成大一統，

就需要不斷發展，以完成“天變”，進而實現“道變”。

但實現“天變”和“道變”以後呢?

還要走老路麽?

實際上，現在的同舟社也解決不了人的發展與生產資料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但徐澤堅信，未來的同舟社一定能。

所以，他讓眾人擬定發展計劃的目的，

根本就不在發展計劃本身，其實是為了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的習慣。

在儒家獨大，就連同舟社學校的所有教習都是靠儒家經典讀出來的情況下，

搞學術辯論沒有任何意義，一個人如何能辯得過包括自己下屬在內的整個天下?

徐澤也沒想用辯論的方式讓屬下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他更習慣用鐵一般的發展事實打臉，並讓所有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新的一切。

同舟社上下早就適應了社首愛開會、開短會，要材料、寫乾貨的做法，

就連農曹曹首梁忠，也能用歪歪扭扭的字跡寫出能用的政令了。

再多一個發展計劃，眾人也能很快適應。

靜態模型永遠都不可能解決動態問題，

社會是動態發展的，矛盾客觀存在，

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只是閉目塞聽，不去尋找解決的辦法，

有矛盾就解決矛盾，解決不了矛盾，就改變解決矛盾的方法。

社會便在這種矛盾——解決——再矛盾——再解決的動態循環中，不斷前進。

徐澤就是要在漫長的“造反”事業中，

培養眾人制定發展計劃，養成用發展眼光看問題的習慣，

並最終將這一習慣固化為制度。

待日後“造反”成功，

誰再提“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屁話，誰就會被眾人當成異類。

在同舟社各部、曹長官被徐澤的年度發展計劃折磨的欲生欲死得時候，

之罘女學也被大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折騰的烏煙瘴氣——

哦，不對！

是歌舞升平，學術氛圍日漸濃厚時，

好在，女學名譽山長趙竹嫻受折磨的日子終於到頭——領人的趙明誠總算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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