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海召開的擴大會議上，徐澤並沒有講實話。

　　大宋的各種問題確實很嚴重，但並沒有嚴重到他講的那麽無解狀態。

　　比如人口總量上，大宋人口雖然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數值，可離這片土地的承載極限尚有一段距離。

　　且大宋能養活超越歷朝的人口，的確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農業技術的發展進步，還有農業重心不斷南移等因素的綜合影響。

　　但最主要的原因，其實並不是這些，而是比粟、麥等華夏傳統糧種產量更高的佔城稻在整個大宋南北得到推廣種植。

　　就如同後世明、清兩朝人口能超越歷代並不斷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卻不是什麽活民善政，而是得益於來自新大陸的各種良種在境內大力推廣一樣。

　　原本的歷史線，南渡的趙宋小朝廷僅憑借半壁江山養了活大幾千萬的人口，也極少發生饑荒，可謂潛力巨大。

　　等同舟社以後收復燕雲，再重開西域，並開發江南，獲得更多的可耕種土地後，發展潛力就更大了。

　　徐澤相信，同舟社肯定能在人口增長達到極限之前，尋找到更進一步的解決方案。

　　但難的是官府想開發偏僻蠻荒之地，不是一道政令就能行的，需要很多主客觀條件綜合作用才行。

　　永遠不要高估各級官吏的道德操守，朝廷大規模強製移民，造成的危害，比起一場高烈度的戰爭而言，並不會小多少。

　　而且，華夏人深入骨髓的故土情結，哪怕面對可能餓死的風險，也難舍故土。

　　更勿論背井離鄉，去疫瘴橫行之地，面對未知的疾疫威脅，並與蠻夷生番爭奪並開發新土地了。

　　江南花石綱之役禍患如此深，願意出海求生的百姓卻仍是如此少，便是明證。

　　不過，話術嘛，不適當誇大，如何能增加講話的效果，達到想要達到目的?

　　大宋其實有機會解決自己的問題，不管是慶歷新政，還是熙豐變法，都有很強的針對性，但最終都不了了之。

　　甚至，還因此開啟了黨爭，在某種程度上，把國家推入到了更加混亂的局面。

　　慶歷新政為何要把澄清吏治擺在首位?

　　確實有很多利國立民的善法的熙豐變法，又為何會以失敗收場?

　　問題都出在人——吏治上！

　　不解決官吏隊伍的“思想”問題，再多的偉大設想都只能成為空談。

　　這些“思想”問題，又有其宿主各自背後的利益所引導。

　　大宋眾多官員一方面享受著遠超歷朝的高福利，一方面還佔著廣闊的田地，經營著大量的商鋪，如何可能為了趙氏犧牲自己的利益?

　　不排除有一些官員，會為了國家的富強，而犧牲自己的“合法利益”。

　　但這些可以為了理想而獻身的人，永遠都是極少數。

　　至少，徐澤自己就做不到這一點。

　　即便必須要為理想而獻身，那也必須是他自己的理想，而不是某人強加給他的理想。

　　人性就是如此，每個時代都有其鮮明的特點，是不可複製，也不能複製的。

　　原本的歷史線，七百多年後，老大的中華帝國一再敗於蠻夷之手，輝煌數千年的華夏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救亡圖存成了時代主旋律。

　　持續百余年救亡圖存的歷史大背景，才能誕生眾多為了各自理想而獻身的偉大人物。

　　不是有了先進理論才救亡圖存，而是在找到先進理論前，就已經救亡圖存了。

　　無數為理想而獻身的偉大人物經歷了無數失敗之後，才選擇了先進理論武裝的先進組織，實現救亡圖存並走向複興的歷史轉折。

　　而現在的大宋有什麽?

　　人人為己的現實！

　　紙醉金迷的東京！

　　浮雲盛世的虛幻！

　　恢復燕雲的迷夢！

　　人間道國的荒唐！

　　即便國破之後，再建小朝廷，仍有暖風吹得遊人醉的“臨安”！

　　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掌握了先進理論的穿越者，就能為所欲為?

　　做啥春秋大夢呢！

　　大宋並不是生來就等死的腐朽政權，它也曾努力過，而且一直在努力。

　　一個健康而強有力的政權，有的是辦法通過稅收、刑罰、獎懲、改革等手段“損有余而補不足”。

　　只要社會資源的總量沒有減少，國家完全可以合理利用綜合手段調配資源，以重新維持社會平衡。

　　這些道理，後人知道，時人當然也知道，大宋的歷代精英們更是明白這一點。

　　大宋在仁宗趙禎朝，就已經到了“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並偽冒，習以成俗”的地步，有識之士都意識到這樣不行，必須改革。

　　從慶歷新政至今，大宋持續了大半個世紀的變法，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

　　但都敗於吏治，得國不正，管理上就始終放不可手腳。

　　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的朝代，在吏治上能如何振作?

　　有誰能在組織力本就薄弱的情況下，靠支持自己的力量，整治支持自己的力量?

　　而解決不了管理上的循環，就永遠不可能解決經濟與社會資源的循環，這樣的大宋，即便不亡於異族，不亡於人口的循環，也會亡於經濟的循環。

　　靠道德約束官員?

　　此時尚未經歷很多變亂汙染，道德的約束力還是有一些的。

　　但也只是“有一些”而已，靠道德約束文人，只是一個美好的夢而已。

　　要不了幾百年，還會生出水太涼、頭皮癢的怪胎。

　　以酷刑殺戮，剝皮揎草，也永遠都殺不盡天下貪官。

　　最終要標本兼治，綜合施策。

　　思想和利益上的問題，只能靠思想和利益上的方法來解決。

　　但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最難改造的，恰是人的思想。

　　相比之下，灌道德雞湯引導，或以酷刑殺戮震懾，反而要簡單得多。

　　徐澤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他也沒狂妄到認為自己能真正改造時人的思想。

　　其人的優勢在於，他是正處於勃勃生機階段的造反派領袖，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改造部屬的思想。

　　他只需要把最難吃的思想藥丸裹在利益蜜糖中，喂給願博從龍之功者吃下就行。

　　這種機會也只有立國之前才能有，真等到天下底定，利益格局基本劃分，再做就更難了。

　　所以，留給徐澤的時間並不多，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不惜在北海會議上威逼利誘，並在會後拿掉趙遹和王進。

　　大同社會能實現麽?

　　徐澤不知道， 千年以後的事，能“預料到”的，有一個算一個，全是心懷叵測的神棍。

　　即便能實現，也不是在同舟社手裡。

　　先天不足的同舟社承擔不起這麽偉大的歷史使命，徐澤對同舟社的定位即是能完成幾百年的傳承就足矣。

　　後來事，自有後來人。

　　但這些，都是不能與人分享的，包括趙遹、王進和宗澤，也包括自己的妻妾。

　　身處高位，能閱世人無法閱之風景，也必然要承受世人所不能承受之高處寒。

　　孤獨麽?

　　寒冷麽?

　　都是自找的！

　　當然，徐澤是不會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想法的。

　　或者說，有這些想法的穿越者，根本就不會選擇這條道路。

　　所有人的行為，必然能找到相應的動機支撐。

　　支撐徐澤的，自有一套理論——立澤福萬世之志，破最困難之局，開前人未有之業，其樂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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