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宋君臣來說，宣和七年是個極其屈辱的年份。

　這一年，朝廷迫於大同帝國的兵威，放棄了立國後就一直沒變的都城東京開封城，遷至臨安以避敵鋒芒。

　而敵人卻沒有就此收手，反而步步緊逼，不斷製造事端，卻又不真開打，而是以這種大戰隨時來臨的壓抑氛圍一再摧殘大宋君臣脆弱的神經。

　所謂物極必反，當孔氏敗類孔端操公然背反朝廷，又欲獻媚正乾皇帝而撰文《孔子改製考》後，壓抑了一整年的士大夫們終於爆發了。

　從聲討孔端操的無恥行徑為天下誡，到攻擊異端曲解聖教教旨枉稱儒，再到映射扶持異端的大同帝國不尊聖人必會敗亡。

　士大夫們在自己熟悉的戰場上恣意縱橫，因維護聖教純潔的崇高使命感而陷入亢奮狀態，似乎如此便能戰勝不可一世的大同帝國一般。

　而大同朝廷仿佛自知淺薄，悶頭整治剛剛入手的襲慶府，一直沒有正面應戰。

　如此一來，又讓初戰告捷的士大夫們更加興奮。

　尤其是仙源縣孔府“狗血案”的傳言流進大宋後，正派人士更是彈冠相慶，並行文記述此事，以此證明辱沒聖教者縱使躲到敵國，也會受到應有的懲罰。

　至於這些詩詞文章流傳後世，會不會損害聖人的名聲，則完全不用考慮。

　孔子是儒家的聖人，只有真儒才有資格祭祀聖人，淪為異端走狗的孔端操雖然姓孔，卻與聖人沒有半點關系。

　這樣的狗賊不僅要罵，還要狠狠地罵。

　人間自有正道，焉知文弱書生就不能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滅人之國?

　今日能罵翻孔端操這狗賊，他日也能罵垮不得人心的偽同！

　時間就在這種詭異的氛圍中悄然來到十二月中旬，之前出使大同的中書侍郎白時中被敵國趕了回來，並帶回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大同正乾皇帝親率大軍南下，並發布《討宋檄文》，明確表達了就要教訓大宋。

　大夢正酣者被這個消息驚醒，真刀真槍的戰場上，再能辯經的“真儒”也抵不過一字不識的粗鄙武夫一刀。

　驚醒過來的“真儒”們趕緊將注意力投向《討宋檄文》，希望借此找到大同的破綻，或者說從中尋求活命的機會。

　這篇檄文僅僅數百字，先是以較大的篇幅歷數趙宋昏君趙佶登基以來，開黨爭、用小人、興土木、裝神鬼，為一己之私而罔顧天下蒼生的種種荒唐行為。

　順便回顧正乾皇帝至梁山救民水火、行遼國示警天下、平夷亂安定蜀地，降李子義、滅方臘解救天下蒼生、複燕雲還華夏河山等豐功偉績。

　以二者強烈的對比，論證徐澤立國稱帝乃是順天應人形勢必然。

　而以事實說話，立國僅僅四年的大同帝國內則政通人和，百業興盛，外則北滅宿敵、威服強金、西降頑夏、東主高麗和日本，國勢之強遠勝弱宋。

　大同雖強，卻致力於開拓北疆，並無欺凌弱宋之意，立國之初便主動邀趙宋朝廷遣使勘界，以竭力避免兩國因疆界問題引發糾紛。

　然趙宋君昏臣奸，不僅沒有接受大同帝國的善意，還一再挑釁強者的底線。

　同宋兩國才勘定疆界，趙宋朝廷便趁著燕雲局勢混沌，偷偷摸摸招誘大同百姓。

　此事被發現並受到大同的警告後，趙宋朝廷一面承諾妥善處理糾紛，一面卻又授意河東軍頭對抗同軍，最終引發兩國之間的大戰。

　在此期間，趙宋還暗中挑撥同金兩國的盟友關系，欲要蠱惑金國夾擊大同。

　趙宋朝廷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作死撩撥強者，乃是因為之前大同在兩國相交中始終為趙宋保留了一絲體面，才讓其產生了強者可戲的錯覺。

　此番，正乾皇帝提十萬雄師南下，就是要問罪不知死活的趙宋王朝，教育其君臣擺正自己的位置，學會尊重真正的強者。

　又是相似的配方，還是熟悉的味道。

　即便要發動侵略戰爭，大同正乾皇帝也能佔據道義製高點，偏偏趙宋君臣自己身不正行不謹，一再授人以柄。

　檄文中不僅指出了大宋暗中挑撥同金聯盟，還明確到了具體的時間、地點、承辦者和相關信物，便是想抵賴都不可能。

　更何況，大同帝國蓄謀南征，辯解若是有用，大宋又怎麽會接連丟了河北和河東?

　盡管還不能確認徐澤具體到了哪裡，很多人卻已經能夠確認戰爭真無法避免了。

　從狂熱中醒來的士大夫們猛然記起造反起家的正乾皇帝根本不是什麽海內名儒，而是不折不扣的血腥屠夫。

　其人也從來沒有與人進行過學術辯論，反倒是數次在儒家這潭水中丟下大石頭砸出一堆死魚爛蝦引發大爭論前，悄無聲息地退到一邊冷眼旁觀。

　這一次，同樣如此。

　在士大夫們追逐孔端操這條死魚而忘乎所以時，正乾皇帝卻在不經意間將刀架在了他們的脖子上。

　這粗鄙武夫不辯經隻殺人，吾輩縱有滿腹經綸，如之奈何?！

　不過，若論當下最慌張者，卻不是之前辯經最起勁的士大夫，而是當今天子趙佶。

　在教主道君皇帝看來，《討宋檄文》其實就是“討佶檄文”。

　朝廷這些年來的所有荒唐事都離不了他趙佶，徐澤擺明了就是要針對其人。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自認玩不過徐澤的趙佶認了命，決定不再自欺欺人，他要直面現實——趕緊跑路！

　實際上，其人並不是臨時起意才決定逃跑。

　早在五年前大宋兵敗大名府，緊接著同軍南下威脅開封府時，趙佶就生出過甩鍋給皇太子的想法。

　只是，彼時徐澤急欲穩定還沒有正式收入囊中的河北路，不願繼續擴大戰爭規模導致形勢失去控制。

　其人接連通過王稟、童貫等人釋放願意與大宋朝廷和談的善意，使得趙佶這次南逃計劃沒有付諸行動便放棄了。

　大同建國後，徐澤以大宋擅自招誘本國百姓為由，帶兵南下再次威脅開封府。

　趙佶又一次生出了棄城而走的想法。

　不過，徐澤當時的目標卻是河東路，並沒有拿下開封府的想法，不想因為趙佶跑路耽誤時間，甚至導致兩國的戰爭擴大。

　正乾皇帝乃通過趙宋使臣白時中向教主道君發出嚴辭警告，若敢跑路日後定追得其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趙佶可以不聽臣子們的勸諫，卻不敢不聽徐澤的警告，這次還是沒有逃成。

　現在，是第三次。

　不同的是，徐澤在檄文中明確表示要追究其人的責任，朝廷的軍隊早被同軍打怕，這次也絕無可能擋住同軍，此時不跑更待何時！

　反正徐澤此番提兵前來是為了“討宋”，而非“滅宋”。

　只要大宋不滅，待躲過了這一劫，其人就有機會重新收拾江山。

　在禦前會議上，教主道君皇帝表示自己無力處理如此棘手的局面，有意讓皇太子趙桓主持抗同事宜而詢問眾宰執的意見。

　同宋兩國尚未正式開戰，天子就直接跪了，幻想以跑路保平安。

　眾宰執大驚，竭力苦諫天子不可棄國。

　開玩笑，《討宋檄文》確實將矛頭直指教主道君皇帝。

　但徐澤提十萬雄師南征，絕不會因為教主道君皇帝逃跑就退兵，此番不在大宋身上狠狠地咬一口，又如何會搞出這麽大的陣仗?

　教主道君皇帝這個時候倉惶逃跑躲不躲得過同軍追擊不知道，但大宋肯定會因為中樞無主而陷入大亂。

　關鍵時刻少了天子拍板，大宋王朝如何應對大同帝國即將對大宋展開的侵略?

　然而，趙佶懼徐入骨，宰執們越是苦諫，其人便越是堅定臨安不可留戀的想法。

　今年初，因臣子反對遷都臨安城，教主道君皇帝就曾罷朝數日並以禪位相威脅。

　宰執們早就習慣了趙佶遇到搞不定的大事就撂挑子，或者說以撂挑子為手段推卸責任的行事風格。

　如今，國家形勢危急，就算心中再不耐煩，也只能順著天子的心意把戲做足，卻沒有想到趙佶這一次是玩真的。

　十二月十八日，教主道君皇帝禦筆:

　皇太子除南陽牧，餘依故事。茲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製諭此意。

　有宋一朝，京師府牧、尹，不常置。

　太宗、真宗兩任皇帝繼位前曾任過開封府尹，之後再無親王繼此職。

　朝廷制度，權知府一人，以待製以上充任，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焉，小事則裁決，大事則稟奏;若奉旨已斷者，刑部、禦史台無輒糾察，典司轂下。

　崇寧三年，蔡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

　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趙佶之前就讓皇太子趙桓出任過開封府牧，此時又除其南陽府牧，是極為明確的政治信號。

　驚獲此消息，意識到天子可能真要要丟下大宋江山於不顧的眾宰執急忙趕赴都堂聚議，隨後又集體入宮懇請趙佶收回成命。

　就連老邁的魯國公蔡京都親自出馬了，卻沒能勸住去意已決的教主道君皇帝。

　諸相公無奈，只能轉而研究避敵之策。

　大宋江山雖然早已殘破，社稷卻還遠沒有到覆滅的時候。

　且教主道君皇帝禦極二十五載，手腕極其了得，始終牢牢把控核心權力，就算逃跑了也會卷土重來。

　眾相公無論是為了大宋江山，還是為了教主道君皇帝，抑或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都絕不能輕易放棄抵抗。

　諸公研究來研究去，也沒什麽好的辦法。

　大敵當前，趙官家都要撂挑子了，他們這些臣子除了召天下兵馬勤王、遣皇子分守四方、加強京城防禦這老三式外，還能怎麽辦?

　兩日後，教主道君皇帝命皇太子趙桓入朝，差內侍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並特別強調不許辭免。

　在講究上下尊卑的封建社會裡，與服禮儀皆有定製，什麽登記的人穿什麽顏色和樣式的衣服，使用什麽材質和形製的配飾都有嚴格的規定。

　凡違反者，皆視之為僭越。

　帶即束衣的腰帶，穿著寬袖袍服都要系腰帶，但在大宋，亂系腰帶是會死人的。

　宋製，腰帶材質有玉、金、銀、犀，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等差。

　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銅、鐵、角、石、墨玉之類，民庶及郡縣吏、伎術等人皆得服。

　當然，制度是人制定出來的，必然也會因人而改變。

　大宋歷史上，便有三次皇帝賜臣子玉帶的故事。

　第一次是熙寧六年，宋軍顯威熙河路。

　捷報入京，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賀紫宸殿，神宗皇帝認為大宋國力提振全奈變法之功，特解所系白玉帶賜主持變法的荊國公王安石，並命其使服以入賀。

　彼時，旨在富國強兵的變法雖然初見成效，但朝野之間反對的力量卻異常強大，且大半火力集中到了拗相公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一舉一動都受到舊黨的抵製和刁難，其人又一心全在變法之上，自然不想為了一點虛名再平白惹眾人嫉妒，乃堅辭不從。

　只是，神宗皇帝趙頊也是個性子拗的，宣布王相公不服玉帶，便不退班。

　王安石無奈，只能受詔，次日上朝卻不肯再服用。

　神宗皇帝此舉只是為了表達自己對荊國公寵信，雙方的戲都演到位了，見王相公如此堅持，自然不會再強自為難其人。

　第二次是熙寧八年，大宋變法進入深水區，阻力愈大。

　為了安撫利益受損的宗室，神宗皇帝曾賜胞弟岐王趙顥、嘉王趙頵玉帶。

　兩位親王就算有這賊心也沒這賊膽，也不敢安心享用皇帝的賞賜，乃上奏:

　“蒙賜方團玉帶，著為朝儀，乞寶藏於家，不敢服用。”

　神宗皇帝親賜的東西哪有收回的道理，當即命工匠雕琢有別於天子形製的玉帶賜給兩位皇帝。

　趙顥、趙頵還是不敢受，固辭，皇帝卻堅持下賜。

　被逼無奈之下，二人只能請加佩金魚區別天子之物，以避人言。

　神宗欣然同意，以玉魚賜之。

　自此之後，大宋親王才開始佩玉魚。

　第三次是大觀年間，童貫統率大軍收復青唐，教主道君皇帝參照熙河故事，以隨身排方玉帶賜予勞苦功高的魯國公蔡京。

　彼時，蔡京已進太師，天子認為三師禮當異，特許其人將玉帶施於公服。

　蔡京是何等人，如何會在這事上給自己找不痛快，力辭不許，乃乞琢為方團。

　如今是第四次，天子毫無征兆地賜皇太子趙桓碾玉龍束帶，而後者竟也不知避嫌，竟然將之大咧咧地帶上了殿。

　這下，所有朝臣都知道了教主道君皇帝去意已決，真的要跑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