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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新秩序》第107章 同宋夏沒有演義
  時間到了正乾七年的二月中旬,夏國濮王李仁忠為首的賀正旦使團才結束大同燕京之行,匆匆返回興慶府,為本國君臣帶回了任務失敗大同即將出兵的消息。

  其實,正乾皇帝自始至終都沒有單獨接見夏使,大同朝廷也沒有公開譴責夏軍趁亂侵佔陝西土地的“不聽話”行為。

  可務實的夏國君臣仍然從大同外部尚書王四拒受《夏宋歷史輿圖》以及世子李仁愛出家等異常猜到了正乾皇帝的惡意,得出大同即將用兵夏國的結論。

  李乾順、李仁忠等人暫時還無法確認的只是大同帝國此番究竟是要借機滅亡夏國,還是教訓不聽招呼的藩屬國,以展示宗主國的威嚴不可冒犯。

  兩種猜測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人支持。

  但持後一種觀點的大臣更多,且大部分人認為大同就算出兵討伐夏國,戰爭的規模也不會太大。

  畢竟,大同帝國當前的死敵乃是死而複生的趙宋王朝。

  盡管同軍一直壓著宋軍打,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新宋政權依然擁有巨大的戰爭潛力。

  同宋矛盾不可調和,必須有一方倒下,或者雙方都打不下去了,戰爭才可能結束。

  在大同滅宋之戰未停,陝西六路同軍僅得三路的情況下,貿然起大兵滅亡本應該作為助力的夏國,實在有違常理。

  不過,民窮國弱的夏國不比人口眾多財稅充足的大宋,不抗爭就亡國的現實讓夏國君臣一直都有很強的危急意識。

  李乾順等人哪怕認定了大同暫時不會對夏國發起滅國之戰,也拿出了百倍的警惕,不敢有絲毫的僥幸心理。

  夏國主隨即再遣使者前往燕京,坦率承認本國違背上國天子號令,擅自攻取陝西宋軍的錯誤,

  卻又辯解此舉乃是呼應宗主國滅宋的軍事行動,絕對沒有對上國不敬之意。

  李乾順還承諾同軍只要攻下了涇原路,夏國就立即退軍,拱手奉上專門為上國打下的西安州和懷德軍等地。

  夏國主避重就輕的話術自然逃脫不了正乾皇帝的火眼金睛,而李乾順欲引同軍繼續攻打宋軍的計策就更讓徐澤厭煩了。

  這一次是夏國單獨來使,正乾皇帝卻以“未到入貢時間”為由拒絕接見,隻讓王四代其回了一句“夏國主可曾記得《討宋檄文》原文?”

  徐澤在前年底發動滅宋戰爭之前,特意發布了第二道《討宋檄文》,除了闡述大同滅宋的正當性外,還著重強調了任何人都不得借改朝換代之機渾水摸魚。

  其人詢問李乾順《討宋檄文》原文,就是挑明大同不會放過夏國的嚴厲態度。

  外交行動果然失敗,夏國君臣反而松了一口氣:

  此行至少確認了大同即將用兵夏國的事實,並且明白正乾皇帝的怒火確實來自夏國主對《討宋檄文》置若罔聞的冒犯。

  不過,大同帝國也沒有理由為了這一點“小事”就放棄正在進行的滅宋任務,轉而揪著夏國非要滅之而後快。

  為了解除誤會,李乾順再一次派使前往大同,請求上國天子寬恕。

  這一做法看起來非常癩皮,實際卻是藩屬國對待宗主國應有的態度。

  當然,李乾順並沒有真把本國的安全寄托到大同皇帝的寬恕上。

  求饒歸求饒,國內整軍經武的行動一點也不會少。

  使者這一次才走到大同晉寧軍邊境,就被同軍巡邏兵士扣了下來。

  半個月後,同軍釋放夏使,並傳達了天子口諭:

  夏國主若有意請罪,自來燕京!

  野心勃勃的李仁愛被正乾皇帝扣了兩年後就看破紅塵自願落發為僧,李乾順哪裡還敢去必然回不來的燕京城面見天子?

  同夏兩國的和談通道由此關閉,退無可退的李乾順只能放開手腳進行戰爭準備。

  其一,轉運錢糧物資至戰略要點,征召各部兵馬,暫停邊境農業生產。

  打仗就是打錢糧,夏國之所以怕打仗就是因為缺乏錢糧。

  但再缺錢糧,該打的仗還得打。

  只有打贏了這一戰,至少也要打痛了同軍,夏國才有可能與大同帝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宗藩關系,而不是隨時會被後者吞並的番邦。

  其二,對內大力宣傳夏國的謙卑恭敬與大同的貪婪無厭。

  夏國已經立國百余年,也講師出有名,以同夏兩國態度的形成鮮明對比鼓動本國軍民同仇敵愾,佔領道義製高點,盡力統合內外力量。

  其三,加強邊境巡邏力量,關閉同夏貿易榷場,扣押與大同有關聯的人員物資。

  此舉既然是迎戰必備動作,也是為了進一步試探大同的反應。

  其四,嘗試聯合新宋政權,夾擊同軍。

  夏宋兩國爭戰百年,仇恨已深,但再深的仇恨也抵不上亡國之恨。

  新宋就算不出兵援助夏國,也應該不會放棄同夏大戰的機會給大同製造麻煩。

  其實,如果能請動金軍出兵,效果肯定更好。

  可惜金國勢力退出燕西路後,就與夏國脫離了接觸,聯系不上了。

  等這一切動作相繼展開,時間已經悄然來到了正乾七年的五月份。

  在此期間,同軍明顯加大了同夏邊境的巡邏力度,兩軍的斥候也爆發過多次小規模衝突。

  但大同一直悶頭整頓國內,並沒有大舉動員出兵攻伐夏國。

  結果便是大同不動,預先備戰的夏國卻先撐不住了。

  原因很簡單:夏國實在是太窮困了。

  其國的地理環境相當糟糕,境內高山和荒漠佔去了大半國土,僅剩的有限土地只能進行農牧結合的生產方式,且出產相當有限。

  全民皆兵的體制在應對外敵時很有效,可一旦全民動員,生產效率將會銳減,消耗卻會急劇增加,兩相疊加之下,維持戰爭長久進行下去的錢糧便無以為繼。

  夏國最初與趙宋的戰爭形態是主動出擊,主力攻城拔寨並尋機殲滅宋軍有生力量的同時,分出部分兵馬進行刮地皮式的“打草谷”。

  只要能打破宋人的村寨,糧食、牛羊、農具,甚至人口,不管搶到什麽,對窮困的夏人來說,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趙宋王朝不堪其擾,只能出動大軍反擊夏人。

  而夏軍則利用境內高山和荒漠等複雜地形,采取誘敵深入斷其糧道的戰術,屢屢挫敗了宋軍的進攻。

  宋人被逼無奈之下,只能以授田免稅為條件大力招募弓手自守村寨,並發展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讓夏人啃不動、搶不著、崩掉牙,這才逐漸變守勢為攻勢。

  夏國現在的困境是勞而無功消磨士氣,可要是冒險進攻又會打自己的臉,破壞掉之前樹立的“本分下國”的“受害者”形象。

  當然,涉及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危險,臉面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夏宋交戰百余年,陝西六路中靠東的永興、鄜延、環慶三路寨堡防禦體系建成的時間最長,也最為完整,夏軍基本啃不動。

  夏國近三十年內主動出擊趙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幾乎都發生在西面的秦鳳、涇原、熙河三路,而在東面則采取守勢。

  大同帝國若是先拿下了到處都是漏洞的秦鳳三路,夏軍還可以趁同軍立足未穩時以攻為守死纏爛打。

  偏偏同軍幾乎兵不血刃就接管了永興三路,使得延邊地區的寨堡保存完整,夏軍就只能望“寨”興歎了。

  幸好李乾順備戰時就考慮過大同緩兵的可能性,並沒有進行全國范圍內的總動員,由此造成的損失尚在可承受范圍內。

  同軍不主動出兵,李乾順索性暫時降低戰備等級,以待形勢變化。

  如果,萬一,大同帝國出兵伐夏之前,同宋或者同金之間爆發了大戰,那夏國豈不是有了出兵夾擊同軍,或者乞求正乾皇帝寬恕的機會?

  實際上,正乾皇帝在去年同意牛皋暫停進軍秦鳳的計劃時,就向全軍下達了準備對夏國用兵的動員令。

  同夏兩國接壤的領土很多,從燕西路天德軍往南,經過河東諸州府,一直到環慶路環洲,長達近兩千裡的同夏邊境,處處都能成為大同攻擊夏國的出發地線。

  但由於夏國境內的特殊地形和城市分布,能成為主要攻擊方向的路線並不多。

  其實,只要打開兩國地圖,看看夏國境內何處的城寨堡壘更為密集,就知道夏人更擔心被突破的薄弱環節在哪裡了。

  很明顯,可以作為大同討夏主要攻擊路線的地方,只能是剛剛取得的陝西三路。

  而地域更加廣闊的河東和燕西兩路,就只能出偏師牽製夏軍的力量。

  這也是夏國君臣認為大同不可能在秦鳳三路入手前滅亡夏國的原因之一。

  畢竟,夏國雖窮,可也是有數千裡縱深,危急時能征召數十萬大軍的頑強國家。

  大同帝國若想滅掉夏國,最少也得投入十余萬大軍正面作戰,而為了保障前線大軍所需軍糧的轉運民夫還將數倍於此。

  以同軍的戰力,有這麽多的人力、物力,莫說拿下秦鳳三路,直接打過長江,再次滅掉內部還沒有理順的新宋政權都不會太費事。

  何苦冒著後路被秦鳳路宋軍襲擾的風險,滅掉實際是本國助力的夏國?

  所以,不光夏國君臣不相信大同現在會滅亡夏國,秦鳳路宋軍諸將帥也不相信這個玩笑般的消息。

  早在教主道君皇帝遷都南陽府之前,就曾迫於大同步步侵逼的巨大危機,派使者聯絡夏人,並援助了夏國大批物資,以期後者出兵牽製大同為大宋分擔壓力。

  但夏人得了好處後,不僅沒有幫大宋,還趁大同滅宋之際,出兵攻下了西安州、懷德軍等地。

  因而,夏國使者由懷德軍進入涇原路,就被宋軍士卒扣住,不允許其繼續前進。

  得知夏人的來意,新宋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動了心。

  由於大同莫名其妙的操作,本來是川陝獨抗同、夏兩國的必死局面,即將變成宋、夏兩國聯手抗同,當然是好事。

  可惜,張浚雖然位高權重,名義上統管川陝兩地,實際卻號令不動一幫桀驁的西軍。

  大宋朝廷亡而重生,威望盡失,若不是看在蜀地錢糧的份上,西軍大爺們連朝廷都懶得搭理,更別說時年才三十一歲的幸進之臣張浚了。

  張相公也知道自己威望不足,到秦鳳路後,先訪問風俗,罷斥奸贓,再以小趙官家授予的“便宜行事”之權大肆封賞,以期籠絡住各地軍。

  過去一年多時間裡,秦鳳路接連挫敗了夏軍和同軍的進攻,一大批戰將經受住了戰火考驗,在陝西軍民心中的威望日增,足以鎮守一方。

  張浚代朝廷晉升這些人的官職,如其說是亂用職權,還不如說是對亂世軍頭個人威望輻射效應的追加認定。

  所以,這番“官職大甩賣”的效果自然有一些,可也隻“有一些”而已。

  得知張相公對夏人的計劃動了心,之前才升官的諸將紛紛表示反對。

  知熙州事劉錡乃是瀘川節度使劉仲武之子,比張浚還要小一歲,趙構登基後,才特授隴右都護知岷州事。

  其人的資歷最嫩,說話還委婉一點。

  劉知州認為下宋夏兩軍嚴重缺乏互信, 聯夏抗同沒有操作性。

  宋軍可以在夏軍拖住同軍的情況下,攻擊永興軍路。

  但本方的所有軍事行動完全獨立,不應該受到夏軍的任何影響。

  而新任涇原路經略使曲端的話則直接得多——夏國想聯宋抗同可以,先退還西安州和懷德軍等地,並賠償大宋的損失。

  還要將作惡屠殺宋民的夏軍將領交給大宋處置,再談其他。

  因接連打敗夏、同兩軍而威震陝地的西軍新秀知秦州事李彥仙一如既往的狂傲。

  其人話中有話,言“夏人狡詐無信又稱藩於同,焉知此舉不是大同的反間計”,就差公開指責張浚利令智昏、諸將只看表象不動腦子了。

  聯夏抗同之事就這樣被西軍諸將攪黃,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卻不願就此放棄。

  其人隨後以反攻永興軍路為名,調整了秦鳳路兵力部署,隻待同夏兩國真打起來後再說服眾將出兵。

  結果,還真讓張浚等來了機會。

  九月初三,大同正乾皇帝發布《討夏檄文》,正式向夏國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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