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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新秩序》第95章 何人能脫名利場
最新網址: 大同帝國沒有宰相,卻有相權。

 只是,這個相權也非常不完整,被君權侵奪得只剩下了可憐的議政權,導致其既無名也無實。

 可是,帝國事務何止一日萬機,靠血緣傳承的後代皇帝很難處置紛繁複雜的帝國事務,宰相之職長久空缺,遲早會為後世埋下隱患。

 但徐澤沒有直接回答趙遹的問題,後者既然主動問起,肯定有話想說。

 “老趙有何見解?”

 “君相之權相生相製,有君必有相,一旦失衡,王朝必難穩定。”

 及世開前人未有之大局面,能力和威望都無以複加,自然可以乾坤獨斷,不設宰相亦能治好這偌大的國家。

 但你能保證徐氏後人代代都有你一半以上的能力、威望和敬業的精力麽?”

 血脈傳承就好比開盲盒,下一代能開到怎樣的繼承人誰都不能保證。

 至少,徐澤已有的五個三歲以上兒子中還沒哪一個是天賦遠超常人的神童。

 後天系統而良好的教育培養確實可以提高一個人的能力下限,但真正決定其能力上限的,多半還是先天的天賦。

 天賦太差,便如趙桓這等人,越努力就會越折騰。

 而嫡長繼承製雖然換取了政權傳承的穩定性,可也從制度層面堵住了多生子嗣以保證代代都有優秀繼承人的漏洞。

 幾千年來的英傑人物都沒能找到血脈傳承問題的最優解,徐澤照樣做不到。

 “不能。”

 趙遹一口氣說了這麽多話,氣息頗有些紊亂,喘了好一會,才接上話。

 “他們要想治好國家,或者乾脆只是為了自己輕松享受,必然會不斷讓渡治國之權於臣下,可宰相之職未明,能竊其權者必然是手腕出眾之輩。

 如此一來,相權並非來自君上正式授予,而是靠臣下的個人威望和手段非法獲取。

 長此以往,會出現怎樣的結果,及世當不會不知道吧?”

 其實,不用趙遹特意提醒,徐澤早就知道這個問題,他記憶中的“後世歷史”就有現成的例子。

 其人立國時撤銷宰相之職,為的是大權獨攬,減少阻力,防止扯皮,方便自己改革唐、宋等朝遺留下來的歷史積弊。

 這一設置本就只是權宜之計,自然不會遺禍後世子孫造成新的“歷史積弊”。

 但趙遹一直不肯咽氣,只是為了給自己說這些,卻讓徐澤很有些無語。

 孤家寡人啊!

 居億萬人之上,操天下權柄,本就不應該指望有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

 想到此處,徐澤舒了一口氣,向趙遹解釋道:

 “老趙謀國之言,我記住了。其實——”

 沒等徐澤說完,趙遹便因力竭再次昏睡過去。

 徐澤探了探趙遹的鼻息,確認後者只是昏睡,乃將其人的右手塞回被內,又為趙遹整了整被子。

 隨後,正乾皇帝一個人在榻前枯坐了好一會,方才起身走出臥房,自言自語地道:

 “其實,我早有完整的計劃。”

 正乾六年一月十七日,徐澤返回燕京的第二天,大同國丈、內閣學士趙遹病逝。

 趙遹的獨子——知河間府事趙永裔因為提前得到正乾皇帝的特許,在向同僚移交了所掌職司後,便匆匆趕回燕京,總算見到了老父親最後一眼。

 聽說趙遹咽氣前又醒了一次,只是沒人知道他跟趙永裔說了什麽。

 但趙永裔遵照舊製丁憂三年之後,再三辭去皇帝的複起之詔,從此一門心思做個富貴閑人再不過問朝堂之事,卻是被後世傳為佳話。

 趙遹逝世後,正乾皇帝賜其美諡“文正”,並親筆撰寫了悼文,還追封其人為內閣總理,可謂備極哀榮。

 因其葬禮的日子與滅宋獻俘儀式僅隔著幾天,熱度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很多大臣的注意力就放在了被俘宋主趙佶、趙恆二人的封號之爭上。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除了依然沉寂在悲痛之中的劉氏、趙永裔、趙竹嫻等人外,關注趙遹後事的大臣其實更關心皇帝對其追封“內閣總理”一職究竟代表什麽含義。

 大同無相,內閣雖掌少部分相權,卻只是皇帝都秘書機構,位卑權也輕。

 “總理”一詞乃是正乾皇帝新創,但其“總攬、管理”之意卻是再簡單直白不過。

 以皇帝對趙遹後事的重視程度,這個“內閣總理”之職顯然不會只是總攬內閣事務的“小官”,其品階至少要超過當前權位最重的各路巡撫使。

 不然的話,以此職追封先後出任三路巡撫使的趙遹就太侮辱人了。

 綜合以上分析,內閣總理之職的定位就已經很明顯了——正是大同帝國一直沒有設置的宰相!

 正乾皇帝從來不做沒有意義的事,追封趙遹內閣總理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

 其舉不僅代表著大同將要設置宰相之職,原本為適應君權相權歸一的政權體系也肯定會因此而做出相應的調整。

 如此一來,無論是有志於衝擊首任或次任宰相者,還是有志於在新的權力體系中取得更加顯耀位置者,盡皆動了心。

 一時間,大臣們上奏章的積極性都高了不少。

 眾臣如此賣力地表現,就是為了加深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關鍵時刻才能被想起來。

 權力場即是名利場,身處其中者,基本沒有人能夠真正超脫。

 或者說,真正超脫的人也不適合涉身官場,更不可能走上高位。

 這一點,不僅欣欣向榮的大同帝國如此,剛剛重生的趙宋政權也是這樣。

 趙構由蔡州開始的逃亡之路雖然極其狼狽,乃至九死一生,可隨著大宋已經滅亡的消息傳開,各類投機者也不斷匯聚到了他這個舊朝僅存的親王身邊。

 待到其人擺脫了同軍追擊進入江陵府後,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大宋滅亡之前逃出臨安城的大臣來投。

 國不可一日無君。

 殘宋眾臣很快就達成了共識:為了凝聚人心對抗大同,應該立即重建一個新政權。

 但在宋室大臣決定擁立康王登基之前,必須先解決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新政權的法統從何處來?

 大宋亡而重生,康王接替其兄成為皇帝,其皇位不管是來自舊君身亡之後的繼承,還是來自其兄尚在位時的禪讓,都要有前任皇帝趙桓的正式詔書才行。

 不然的話,眾人就是擅立,新王朝就不能再使用“大宋”的國號,也就失去了號令天下的資格,其每一寸領土都需要自己一刀一槍地打下來。

 這個任務對在同軍眼皮子底下剛剛重建的江陵小朝廷來說,顯然太艱難了。

 江陵小朝廷的國號必須是大宋,不是因為大宋有多好。

 而是只有大宋王朝重生,才能保障殘宋各方勢力的利益,才能讓各方勉強團結在“大宋”這面破旗之下。

 並且,大同正乾皇帝在《討宋檄文》中就明確強調了滅宋乃是同宋兩國爭奪天下正統之戰,任何個人和勢力都不得參與其中。

 只有繼續高舉大宋破旗,新政權才有爭奪天下的資格。

 或者說,才能獲得正乾皇帝的認可,假裝自己是一支可以爭奪天下的力量。

 可惜,眾人討論來討論去,都拿不出一個圓滿的解決方案來。

 因為,昏君趙桓一系列的迷幻操作使得大宋國破又失人心,被滅亡得非常“徹底”。

 兩代皇帝趙佶、趙恆和妃嬪、宗親盡皆被擄不說,天子印璽、法駕和鹵簿,以及禮器、法物、大樂、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等代表天下傳承之物,也都被同軍打包帶回了燕京。

 破城前慌亂逃出臨安的大宋臣子實際上和康王趙構一樣,既無天子允許擁立新皇的聖旨在身,也沒有任何信物可以供他們矯詔重建朝廷。

 最終,眾臣只能以大宋被滅之前,皇帝曾委康王兵馬大元帥之任,實際已有托付天下之意這個荒唐的借口糊弄過去。

 由此,重生了的“大宋”依然是各方利益的聚合體,而作為皇帝的趙構僅僅是個可以讓各方勢力勉強達成共識的吉祥物。

 對這些臣子來說,通過擁立康王登基獲取更高的權位穩賺不賠。

 哪怕新政權再次覆滅,他們到那時向大同帝國投降,也能把自己賣一個更好的價錢。

 但對被眾臣架在火上烤的趙構來說,如此糊弄的結果就太危險了。

 其人雖然成功逃過了同軍的追擊,卻在逃亡中丟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拉扯起來的半私人武裝,更丟掉了之前多次出生入死才建立起來的一點人望。

 挽大廈於將傾,扶狂瀾於既倒,重塑大宋開統天下固然能建不世之功。

 但若是沒有忠誠於自己又能打硬仗的軍隊,即便倉促做了皇帝,也只能成為任人擺布的傀儡。

 世間任何事都有其標價,“白撿”的皇位得來有多容易,失去就會更容易。

 若是哪天某位大臣對趙構不爽了,隨便掏出一份“衣帶詔”,就能讓其處於被動局面。

 或者,自己好不容易才拉攏了部分臣子,正準備整肅朝堂,正乾皇帝卻放回一個自己的兄弟或者侄子,並指認其人才是正牌的大宋繼承人。

 這些隻為個人利益才擁立趙構的大臣,十有八九會再次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賣掉他從而擁立新君。

 趙構在國難之時勇挑重任出生入死這麽久,可不是為了做個隨時都會被人廢掉的傀儡,他要掌控自己的命運!

 其人登基之後,連燒三把火:

 其一,尊乃兄趙桓為孝慈淵聖皇帝,並提出“迎二聖,複故土”的政治口號。

 對於“孝慈淵聖皇帝”這一尊號,趙構給出的解釋是:“少帝事上皇,仁孝升聞,爰自臨禦,沉機淵斷,聖不可測。”

 只要稍微了解大宋舊事的大臣都知道趙佶、趙桓兩父子八字不合,相互猜忌,完全是防賊一般防著對方。

 很明顯,所謂的“孝慈淵聖皇帝”就是睜眼說瞎話,而“迎二聖,複故土”的口號,對站穩腳跟都難的新宋政權來說,更是絕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政治利益角逐就是如此,合不合理,能不能做到暫且不論,“政治正確”獲取“大義”才是關鍵。

 至少,提出這一口號後,趙構便搶到了話語權,由此堵住了很多人的嘴,也符合天水趙氏一家一姓統治的需要,有利於穩定湊湊合合被捆在一起的新政權。

 其二,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之“建”取自漢光武中興時的年號“建武”以及宋太祖開國時的年號“建隆”,“炎”則象征根據傳統“五德終始說”宋朝所對應的火德。

 這個年號同樣是“政治正確”的需要,而趙構的首屆宰相班子更是耐人尋味。

 以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為尚書左仆射兼中書侍郎,以淮南路宣撫使范訥知樞密院事,以兵部尚書呂好問為尚書左丞。

 這三人皆是前朝權貴,且在擁立趙構登基一事上並無殊功,但都是主戰且有功於大宋社稷的老臣。

 顯然,這個任命也是為了承上啟下穩定人心之舉。

 同時,趙構又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以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汪伯彥原職知蔡州事,黃潛善知信陽軍事,二人之前皆被趙構征辟為大元帥府副元帥,且在掩護康王南下過程中都立有大功,算是趙構的心腹。

 隨即,趙構又下詔罷青苗錢;應死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臣僚因亂去官者,限一月還任;潰兵、群盜,鹹許自新;應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縣主兵官訖赴行在;……

 這些都是穩定人心, 並動員力量應對同軍繼續南下壓力的必然之舉。

 而隨著這些詔令傳遍各地的,還有大宋新君出使大同時,應郾城縣百姓的強烈請求起兵而南下,

 隨後又乘泥馬,連渡溱、淮、溮、環、漢五水擺脫同軍追擊的神跡。

 其三,以“江陵靠近前線,同軍旦夕可至”為由,要求行在繼續南下。

 同軍一旦全取京西南路,僅靠峽州、荊門軍和複州單薄防線支撐的江陵府確實靠前線太近,不適合建都。

 行在繼續南下是必然,但前往何處就值得商榷了。

 如此一來,原本就不是鐵板一塊的大臣們更有得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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