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輸掉大名府之戰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後，被東平府和開德府相夾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線。

　此後，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築了大量的烽堡，並參照河北路禦遼故事，於邊境興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軍的炮營長驅直入。

　至於此舉對攻堅能力極強且配有專業工兵營的同軍來說，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經歷了大戰的檢驗才能知道。

　隨後，大同帝國以各種借口屢屢挑起事端，數次經開德府南下威脅開封府，位於開德府東側的濮州軍民也一再受到驚嚇。

　但同軍似乎對近在咫尺的濮州並無興趣，數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東牽製當地守軍，而沒有進入濮州境內一步。

　其實，同軍的行動異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兩軍戰力相差巨大，優勢方的同軍根本不懼來自側翼的襲擾，而弱勢方則隻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發抖，更不敢挑撥強大的同軍。

　既然由開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順利威脅開封府，同軍又何必多此一舉，再攻打東面的濮州呢?

　形勢如此，濮州的戰略地位便尷尬起來。

　確認京東西路的防禦體系無法對開德府方向的同軍形成有效牽製後，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減了投向濮州的戰略物資。

　宋軍的士氣和戰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銀來維持，朝廷大幅削減防務開支的結果，便是分潤到各級將校和底層丘八們手中的錢財急劇減少。

　濮州守軍之前本來就是做個樣子應付差事，這下連差事都不願應付了。

　一些人將手伸向有限的防禦工事維護經費上，更多的人則對大同的滲透視若無睹。

　也就是徐澤考慮到濮州離開封府太近，不想過度刺激趙宋君臣脆弱的神經，才沒有讓共建會的活動公開化。

　身在信息閉塞的後方，平頭百姓有可能會被官府的宣傳蒙蔽。

　但處於一線的濮州軍民卻有自己的眼睛和鑒別力，同宋兩國誰強誰弱，在那邊的日子更好過，百姓們自有判斷。

　隨著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勢越發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軍民也與日俱增。

　而在朝廷遷都之後，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勢。

　襲慶府之亂表面看是知府徐處仁屍位素餐不修戰備，守軍貪生怕死無膽迎敵，讓一個並不大的仙源縣突發事故都能引發舉府兵馬潰逃的惡果。

　實際卻是宋軍深入骨髓的懼同情緒在朝廷主動遷都避敵後的大爆發。

　堂堂天子與袞袞諸公都沒有直面大同帝國的勇氣，憑什麽要求賤如罪囚的底層丘八們將自己的腦袋送給注定打不贏的敵人砍?

　因而，襲慶府的問題絕非個案，同樣處於大同帝國半包圍的濮州肯定存在類似的問題，差的只是另一個“仙源縣之亂”讓守軍解脫罷了。

　濮、濟兩州相連，剛剛接下經略濟州、單州、濮州和廣濟軍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東西路經略副使蘇遲對濮州的情況自然不太陌生。

　為了不讓濮州成為下一個襲慶府，其人走馬上任後就立即著手整頓其地的防務。

　大戰將起，蘇副經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動作，只是小范圍內輪戍濟州與濮州兩地的軍隊，並嚴格控制補給以向濮州守軍略微施加壓力。

　行政上，則嚴令濮州各縣鄉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實亡的保甲制度。

　蘇遲雖有為大宋盡忠之心，卻不是傻子。

　其人非常清楚大宋積重難返，沒有朝廷大軍來援京東西路根本守不住。

　實際上，蘇遲就沒有指望經過短時間的整頓，濮州守軍便能血戰不退擋住同軍。

　其人只希望他們老實守住防區，同軍沒進攻前別自己嚇跑自己，若是遭遇同軍入侵，起碼要先向濟州發出預警再逃。

　至於之後的事，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

　大同正乾皇帝發布《討宋檄文》並禦駕親征的消息傳到濟州，蘇副經略使就知道為國盡忠的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討宋檄文》發布的第三天，同軍第四軍就由開德府自西向東攻入濮州鄄城縣境內。

　用“攻”並不準確，因為這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戰鬥。

　宋軍的守烽官兵發現同軍大部隊開來，當即點燃了烽火，算是對得起大宋發的軍餉了。

　隨後便大開堡門，丟掉武器出堡有序列隊，老實等待同軍接收。

　消息傳至濮州治所鄄城縣，僅有極少數外地官員隨知州老爺逃跑，其余絕大部分人則平靜地接受了濮州即將易主的事實。

　待解珍率軍到達鄄城時，城中文武已經在知縣王倫的帶領下出城跪迎王師了。

　這個王知縣和大同正乾皇帝還有一些交情，正是出自莘縣王氏的王倫王正道。

　十三年前，王倫受徐澤之邀，與聞煥章一同隨同舟商社出行遼國，也算是與正乾皇帝和同舟社的開國元勳們同生共死過。

　任務完成後，其人便與徐澤分道揚鑣，憑著行遼之功換得范縣縣尉一職。

　歷兩任，考績皆中上，本有極大幾率繼續在京東任職。

　可徐澤突然造反大敗朝廷軍隊，強行割佔河北兩路和東平府等地，王倫家人所在的莘縣(屬於大名府管轄)從此便被同舟社接管。

　同舟社行事雖然異於一般的造反組織，但總體上來說極講規矩。

　莘縣王氏雖然出過“全德元老”宰相王旦，但到了王倫這一代早已沒落，田產不多，並沒有受到同舟社的苛待。

　不過，朝廷卻因為王倫家人淪為敵國之人，且其人之前曾隨徐澤出行遼國，疑其會有二心，不敢將他繼續留在直面同舟社的范縣，乃遷其人任事江西南路。

　兩年後，徐澤北伐滅遼，並在燕京建立大同帝國。

　京東西路形勢驟然緊張，被眾多官員視為任官險地，一些人想盡辦法調走，大宋朝廷急需通曉敵情又有膽略的俊傑守禦濮州。

　之前在范縣尉任上有亮眼表現的王倫這才又被朝廷納入視線，將其調回濮州知鄄城縣事。

　可惜，到了這個時候，徐澤大勢已成，大宋朝廷都在正乾皇帝腳前匍匐，王倫這個邊州附郭縣的知縣又能有什麽作為?

　經過這十幾年的官場蹉跎，其人也早看清了形勢，徹底沒了幻想。

　濮州若沒有易主，他就為大宋好好治理地方。

　若是同軍打過來，其人就隨眾人投降。

　王倫自認為官以來，所任皆有所成，已經對得起趙官家的恩遇了。

　至於振興家族的重任?

　十幾年前，曾有一個絕佳的機會擺在其人面前，可惜……

　唯一令王倫難堪的，受降者會不會是當初一起行遼的商隊故人?

　其人顯然是多慮了。

　同軍第五軍軍正牛皋倒是王倫的老熟人，但牛軍正坐鎮開德府管控大局，濮州這種級別的“小戰”哪裡用得著他親自出面?

　而接管濮州的師正解珍是登州才加入同舟社的“新人”，根本不認識他王倫。

　人的一生總會面臨能夠決定終身的命運十字路口，可惜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最正確”的道路，難受的是一旦選擇了便沒有後悔藥。

　濟州治所巨野縣，大宋知濟州事兼京東西路經略副使蘇遲也在面臨艱難的選擇。

　濮州守軍對得起蘇副經略使的信任，經過整頓的他們遠比襲慶府的同袍們更靠譜，一直堅持到了同軍入侵都沒有崩潰。

　甚至，還及時向濟州發出了示警信息。

　但未發一矢就直接投降的“戰果”，還是打了蘇相公一個措手不及。

　而同軍這次一反常態，放棄了以往經滑州南下直接攻入開封府的戰略，先攻打濮州掃除外圍，就使得以東線任城為重點的濟州洸水防線變得很尷尬了。

　蘇遲不得不考慮同軍跳過無險可守的鄆城，由東平府和濮州水陸兩進直接攻打濟州治所巨野縣城的可能性。

　其人並沒有守住濟州不失的奢望，隻想盡可能多拖住同軍幾天就行。

　術業有專攻，巨野野城中兵微將寡，若遇同軍突襲，十有八九會當場崩潰。

　若是如此，自己又如何對得起天子的信任和重托?

　戰局急劇變化並沒有給蘇副經略使多猶豫的時間，僅僅兩個時辰後，濮州雷澤縣發生兵變知縣遁逃城的消息就傳到了濟州。

　雷澤縣在濮州東南側，同軍據有雷澤後，無論是南下拿下廣濟軍，還是東進攻打巨野縣，都只是一步的事。

　到了這個時候，死守洸水已經沒有任何意義，蘇遲只能急召駐守任城的京東西路兵馬副總管范瓊趕緊率軍回防。

　但濟州形勢大壞，已非人力可以挽回。

　蘇遲派出的信使還沒有趕到任城，西北面就再次傳來了急報:

　鄆城縣土豪晁蓋聚眾造反，已攻入合蔡鎮截斷官軍退路。

　晁蓋是鄆城縣坐地分贓黑白通吃的一方好漢，在整個濟州黑道都小有名氣。

　李子義大鬧京東路後，為限制反賊的活動半徑，大宋朝廷逐步加強了對京東西路的治安控制，導致晁蓋手中的很多“生意”無法繼續。

　隨後的兩年時間裡，晁蓋的保護傘——鄆城押司宋江也因新任知縣的刻意打壓，活動能力驟減。

　而朝廷屢戰屢敗後挖空心思不斷加稅，即便是包稅自肥的晁蓋等人也面臨百姓逃難收不到稅的困擾。

　這段時間是晁蓋和宋江此生最灰暗的日子，事事不如意，過得相當憋屈，但在朝廷的嚴密盯防下，二人也只能做個老實“順民”。

　再後來，徐澤與朝廷公開決裂，同軍一戰震天下，軟弱的大宋朝廷只能割地賠款以求平安，其中就包括緊挨濟州的東平府。

　如此一來，濟州由後方變成了前線，抵禦外敵的壓力大過了內部客觀存在的矛盾。

　守土有責的濟州官府迫切需要團結境內各種力量，以防范“同賊”對濟州的滲透，並在關鍵時刻擋住同軍的進攻。

　由此，勒在晁蓋等人脖子上的繩子終於松去，還因為官府要求重建保甲加強巡防，讓其人獲得了少量的武裝力量，家業再次做大。

　而宋江身在縣衙之中，每月都要親手處理大量的錢財帳簿數據，最是清楚大宋基層組織飲鴆止渴的現狀。

　另一邊的同舟社卻是是欣欣向榮，對比不要太強。

　得知恩主時文彬出任東平府知府，且同舟社治下小吏亦有機會為官後，其人便毅然做出了放棄大宋主動投奔同舟社的心思。

　出逃前，宋江找過自己的結義兄弟晁蓋。

　晁蓋當然也想謀富貴，但其人身為土豪，根基全在鄆城，一旦離開了這一畝三分地就什麽都不是，自不可能拍拍屁股就跟著宋江跑路。

　宋晁二人本就是以義氣為遮掩的黑白勾結組合，最終也因為各自的利益點不同而分道揚鑣，自此再難有交集。

　此後，徐澤以河北東、西和京東東路三路之力，扛著大宋的壓力北伐滅遼，建立了大同，晁蓋的好兄弟宋江也實現了平生夙願當上了官。

　而大同頻繁以各種理由挑起兩國矛盾，也讓濟州始終面臨沉重的邊防壓力。

　當然，這種壓力屬於官老爺，如晁蓋這等兩頭都不得罪又都能佔到好處的土豪們卻是過得不要太歡快，巴不得這種同宋兩國的對峙越久越好。

　直到襲慶府驚變，朝廷授予蘇遲經略京東西路半路的權力令其抵禦同軍入侵後，這種現狀才再次改變。

　蘇副經略使要抗同，晁蓋雖然不會為官府賣命打同軍，但也不會公然造反打宋軍。

　但蘇相公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打破官民之間固有的利益格局，逼迫上戶們捐獻家產共赴國難。

　到了這一刻，晁蓋才明白大同共建會私下宣傳的大宋如何腐敗——因為這個腐敗真正觸及了其人的固有利益。

　於是，在同軍即將攻入濟州的關鍵時刻，晁蓋反了！

　整個濟州四縣，因為蘇副經略使的惡政，利益受損而心懷怨恨的上戶又何止晁蓋一人?

　所以，大敵當前揭竿而起的自不會只有一個晁蓋。

　京東西路兵馬副總管范瓊前腳才領命率官軍撤出任城縣，城中剩余兵馬就在本地上戶的蠱惑下拋棄朝廷，主動開城迎接同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