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正乾三年、大宋宣和六年之春，大同帝國以大宋在歸來人問題上敷衍行事為由，要求大宋河東路宣撫使司放開邊防準許同軍入境調查，兩國大戰一觸即發。

　為了平息大同正乾皇帝的怒火，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毅然決定犧牲自己的忠實家奴，以當朝太尉譚縝的首級換取大宋王朝的平安。

　不想，使團派出期間隆德府突發兵變，同軍南下拿下河東南路，使河東歸於一體。

　趙宋則由於李成趁機散布謠言而使得局面失去控制。

　隨即，大同帝國通過外交談判向急於穩定內部的趙宋王朝施壓，輕易獲得了懷、衛兩州和安利軍，又補全了河北路。

　軍力本就孱弱的大宋失去了山川之險的河東和河北，戰略上的被動局面更甚。

　以常理推測，蓄謀已久的大同帝國很有可能就此啟動滅宋之戰，而不想亡國的大宋王朝必然要舉國動員奮力反抗，天下將因此而鼎沸。

　大宋境內得到消息的野心家紛紛粉墨登場，掀起局部動亂。

　沒想到兩國局勢最為緊張之時，大同正乾皇帝卻接見了大宋使團，並同意了教主道君皇帝提出的議和請求。

　同宋關系突然緊張又迅速媾和，讓看準時機渾水摸魚的野心家們始料不及。

　飛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重，借勢而為者必然要承受形勢急劇變化的反噬。

　接連在河東、京西、京畿和京東等路掀起大浪的大宋河北路招捉使李成便遇到了潮水退去，摸魚人成為擱淺魚兒的尷尬。

　幸好，直面大同帝國壓力的教主道君皇帝比李招捉更加窘迫，已經頓兵宋城之下糾結攻還是走的李成總算等到了朝廷的傳詔使者。

　教主道君皇帝在詔令中絲毫沒有提及李成擅離防區的罪責，反而肯定了其部屢抗同軍的功勞，並封其人為右武大夫、英州防禦使、淮南西路招捉使。

　作為回報，李成則要聽從朝廷的調遣，前往淮南西路平滅已經做大的光州民亂。

　不想做反賊的李招捉審時度勢，坦然接受了朝廷的新任命。

　光州地處淮南西路西北角，北有淮水，南有大別山，境內還有南北走向的柴水、黃水、灌水、決水等多條淮河支流，地理環境極為複雜。

　正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光州這等山水縱橫之地自古就是民風彪悍，歷史上曾多次爆發過民亂。

　當然，民亂終究是民亂，別看鬧起來動輒亂民數萬，但甲械稀缺、組織度極低、打仗一窩蜂是通病。

　正常情況下，維穩技能點滿的趙宋王朝不懼任何民亂，若不是被同軍和李成牽製大量兵力，類似光州這種沒有政治綱領的突發民亂，朝廷派出數營兵馬就可以輕易平定。

　但若是錯過了最初的平亂良機，等亂民站穩了腳跟，組織度和裝備短板逐漸補全後就另當別論了。

　因而，對趙宋朝廷來說，驅虎吞狼，調反骨仔李成到光州這等困龍之地平亂，確實不失為解決當前窘境的兩全之計。

　李成部裝備精良，又經歷過多次實戰考驗，對付光州民亂並不是多難的任務。

　不過，此戰的重點並不是打仗，李成也不是朝廷的忠實走狗。

　其人之所以痛快接受朝廷的新任命，就是因為其部太需要一塊立足之地了。

　因而，再度開拔前，李成便先將召集麾下眾將開會統一思想。

　其人分析了同宋兩國當前形勢，認為天下遲早要大亂，好漢子生於世，當借此良機乾一番大事業。

　但在此之前必須先取得一塊立身之地，等亂世來臨才能進退自如。

　流竄作戰和取得根基之地的戰法完全不一樣，首重軍紀，軍紀不行，軍隊再能打都不可能站穩腳跟。

　李成要求眾將嚴格約束部下，不得擾民，違者定斬不饒。

　其人深知麾下將士人心各異，並沒有把話說死。

　承諾待打下了光州後，諸部不願繼續服役者可授予田地，就算將來自己敗了，這些人也不用擔心受到牽連。

　隨後，其人便嚴格按照朝廷制定的行軍計劃，邊行軍邊整頓軍紀。

　進入光州後，李成並沒有倉促出擊，而是又在商城鎮休整了五日，以繼續整頓兵馬並打探敵情。

　在這裡，其人得到了精通政務刑名的本路人才黃文炳投靠。

　黃文炳本是無為軍通判，當年樊瑞在無為軍搞事，其人因盡忠職守“頑抗義師”，一家老小均遭樊瑞所害。

　動亂平定後，無為軍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黃文炳的位置遭人惦記，有人供出其兄黃文燁在樊瑞之亂中曾勾結匪人，證據是賊軍數過其家而不入，其人受兄長牽連而落職。

　這之後，孑然一身的黃文炳便流落淮南西路各軍州，靠賣字畫為生。

　但其人終究沒能徹底熄滅功名之心，一直謀求做事的機會。

　李成率軍進入光州後就嚴格約束部眾，整頓軍紀，做派完全不同於一般官軍。

　這一點成功引起了黃文炳的注意，其人乃主動入營投靠，並獻上破敵之策。

　對黃文炳這個突然冒出的淮南人，李成出於本能並不信任，但他也沒有拒絕黃文炳的投靠。

　原因很簡單，其部是由河東和河北人為主體的過江強龍，要想在光州站穩腳跟甚至放眼淮南西路，就不能一味強硬，最好是先接納部分地頭蛇。

　經過數次試探，李成基本確認了黃文炳的投靠確屬真心。

　更難得的是黃文炳歷經人生大悲苦，只剩下了對功名的執念，輔佐李成這等擁兵自重的軍頭沒有半點心理負擔。

　在本地帶路黨的幫助下，李成於定城、光山和柴水三戰三捷，一舉打服了本地勢力，展示了其人過江猛龍不懼地頭蛇的彪悍。

　其後，李成又模仿大同帝國在河東路的做法，以軍事鎮壓為根本，利益捆綁為手段，拉攏本地鄉紳架空光州的官府力量，逐步建立了相對獨立的統治體系。

　此戰中，亂民武裝兵敗後大量人員投降。

　李成卻沒有趁機擴充實力，反而兌現了之前對部屬的承諾，準許厭倦了刀口舔血生活的兵士退役，並授予他們土地。

　經過再次整編，李成部兵馬壓縮到了四千余人，戰鬥力卻再上一個新台階。

　此舉最大的作用是緩解後勤保障壓力，畢竟，以一州之力如何能養得長期供養上萬大軍?

　不過，李成的“識時務”也讓緊張不已的趙佶等人總算松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其他各個方向了。

　直到宣和六年的下半年，趙宋朝廷才堪堪平定內部此起彼伏的動亂。

　而在此期間，教主道君皇帝以形勢變化開封不宜繼續都天下為由，連續兩次提出遷都之議，都遭到了臣子們的竭力力抵製。

　大同帝國的邊境已經拓展到了趙宋王朝的國都邊上，戰力彪悍的同軍又對宋軍形成絕對碾壓，仍以開封府為都城就基本等同於放棄抵抗，坐等大同一波端掉大宋。

　絕大部分的臣子明明也知道這些道理，卻因為利益相關，只要沒見到同軍兵臨東京城，就堅決不同意遷都。

　什麽七朝王氣匯聚之地，祖宗陵寢安放之所，人心穩固之基，號令天下之本，等等。

　只要真正觸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往遇到外敵入侵就驚恐不已的士大夫們便無所畏懼，就能為了維護利益而睜著眼睛說瞎話。

　不過，以教主道君皇帝懼徐至極的性子，以及禦極二十多年操作臣子與股掌之間的政治手腕，趙宋遷都是遲早的事。

　在燕京府默默關注宋、金、遼、夏、高麗、日本等國形勢變化的大同正乾皇帝就堅信這一點，並已經著手趙宋遷都後的應對了。

　兩浙路明州官衙，一場特殊的官職交接儀式已經結束。

　趙宋知明州事郭易簡在明州任滿兩屆，考績連年上中，為獎勵其人盡忠職守，大同朝廷乃遷其知遼東路巡撫使。

　嗯，確實沒有搞錯。

　就是趙宋的官員政績突出，“交流”到大同帝國內部任職。

　而且，新任知明州事也不是趙宋官員，乃是原大同知易州事李石。

　李石是遼乾統七年丁亥科狀元，官至大遼翰林學士。

　四年前，遼天祚帝耶律延禧面對同金兩國的同時侵略，倉惶出逃鴛鴦泊。

　其人留在燕京的朝廷也出現了分化，部分人擁立偽帝耶律淳，另一部分則逃亡他處，李石便前往平州協助張覺割據地方。

　徐澤率軍北伐滅掉北遼小朝廷後，又以強力粉碎了張覺的亂世軍閥夢。

　張覺交出平州的控制權後便被徐澤調任秘書室，主要擔負遼國契丹字文獻的翻錄工作，實際被逐漸邊緣化，其人的黨羽也被正乾皇帝分化拉攏。

　作為一隻曾經短暫存在過的政治勢力，“平州獨立”利益集團已經消亡。

　因而，在易州任上乾得不錯的李石才能被正乾皇帝委以知明州事的重任。

　歸屬於趙宋的重要港口州府明州守臣調整，卻完全由大同帝國私下操作，很明顯，趙宋王朝已經失去了此地的實際控制權。

　事實也是如此，自宣和二年徐澤率軍入兩浙路平叛並“收復”秀、杭、越、明等州後，同舟社就在江南打下了楔子。

　特別是明州，名義上歸趙宋所有，但也僅僅是名義上而已。

　人、財、軍三事全由同舟社及後來的大同帝國掌控，趙宋朝廷皆無權過問。

　這種情況下，明州也僅僅名義上歸趙宋所有了。

　為了避免過度刺激趙宋君臣，兩浙路因動亂免稅三年後，去年便向朝廷繳納了稅款折合製錢三萬貫——還不足兩浙路之亂前明州市舶司一年商稅的半成。

　同舟社實際控制明州後的海貿抽稅收入只會更多，這點錢簡直就是打發叫花子。

　但失去了製海權，就連國都開封府都處於同軍的兵鋒直接威脅下，趙宋朝廷明知道明州姓了徐還要養在自己家也只能捏著鼻子認了。

　實際上，同舟社接管明州後，定海港便憑借著極為優越的地理位置，海貿額逐年激增，商稅也跟著不斷上揚，早不止戰前的體量了。

　此番遷往京畿重地任職的郭易簡也不是只會站在功勞簿上撿便宜幸運兒，其人的確有幾分真本事。

　明州歸宋而實屬同，郭易簡知明州事，便是地端著趙宋朝廷的腕卻吃著大同帝國的飯，很容易兩頭都落不到好。

　其人為了擺脫這種尷尬身份，就只能在挖掘政績上下功夫。

　明州農業基礎建設這塊這幾年發展也極為迅猛，尤其是在昌國縣海島屯田的王英等人乾得非常出色，不斷實現了糧食自足，還能拿出一部分用於貿易。

　不過，農業生產這塊一直由共建會全面負責，郭易簡就算是知州也插不上手，更不敢隨意在此事上指手畫腳。

　正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明州有著已知世界最大的外貿海港定海港，其人便將注意力放在了海貿上，定海港的繁榮便有他的一份功勞。

　此時沒有後世先進的船舶定位技術，商船一旦駛離港口進入茫茫大洋， 官府對其的監管和約束效力就會銳減，使得朝廷對海貿尤其是遠洋貿易的管理效率極低。

　趙宋朝廷采取的辦法是以商船貿易線路的海上距離和季節特點，人為規定商船的有效返港時間和進出港貨物清單，要求商船限期回港抽稅。

　這種征稅制度自然存在很嚴重的漏洞，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無法有效控制商船出港後的貿易行為。

　因技術原因，當下遠洋貿易商船通常不會直航目的地，而要不斷停靠沿途港口城市，以獲取補給，躲避自然災害，航行周期本就很長。

　有些船主為了追逐利潤，會以人為、自然等因素為借口，故意拖延數月甚至一兩年的返港繳稅時間。

　然後，利用這個時間差，不斷往返於朝廷沒辦法有效監控的外國港口，賺取巨額的錢財，待賺得盆滿缽滿後，才返回本國港口繳納很少的商稅和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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