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祖皇帝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的政治智慧巧妙破解了“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魔咒，成功結束了五代亂世，卻沒能解決亂世積累的各種問題。

　其人隨後邊統一天下邊進行的一系列軍製改革，都是吸取唐末混亂的歷史教訓防范籓鎮專權軍隊尾大不掉的指標之舉，而非治本之策。

　這些改革實際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軍無榮譽、兵為將有、以下克上等五代軍隊痼疾，而是以削弱軍隊戰鬥力為代價盡力消除大軍頭顛覆皇權的能量。

　太宗皇帝趙光義雍熙北伐失敗後，開始執行守內虛外的國策，並大興科舉以文馭武，也是延續太祖皇帝的思路，繼續壓製有造反傳統的軍中勢力。

　矯枉過正的結果便是舊的矛盾未去新的矛盾又起，不斷妥協之下，吸食王朝精血的特權階層也急劇膨脹，讓先天不足的大宋王朝過早進入了衰敗期。

　待皇位傳至神宗趙頊時，不斷膨脹的特權階層已經超過了王朝能夠承受的極限，大宋的財力無以為繼，到了不變法就亡國的窘迫程度。

　換句話說，就是不得不正視並著手解決客觀存在的歷史積弊。

　旨在打擊劫奪國家財賦行為以富國強兵的變法理所當然地受到了特權階層的強烈抵製，一路磕磕碰碰問題不斷。

　就連意志堅定的拗相公王安石第二次出相後，也因為阻力太大變法無法再深入而以病辭位黯然收場。

　一意孤行的神宗皇帝因病駕崩前，明知傾向舊黨的母后高氏一旦攝政新法成果將蕩然無存，自己的半生心血也要付諸東流。

　但其人到此時已經看明白了舊黨爭奪的根本不是什麽治國理念，而是特權階層不願放棄手中的任何利益。

　利益既得者是永遠不知飽足的政治生物，注定了變法與抗拒變法的爭鬥一旦開始就是不死不休的結局。

　為了自己年幼的兒子能夠坐穩皇位，趙頊只能壯士斷腕，把江山托付給被後世譽為“女中堯舜”的母后高滔滔，以政治妥協換取舊黨對自己血脈的支持。

　從這點上講，哲宗皇帝趙煦親政前，司馬光等人主持朝政實行“元佑更化”，對新黨進行清算，其實是提前得到了新黨締造者神宗皇帝的默許。

　新黨當政時，舊黨攻擊新黨禍國殃民，輪到後者當政時，就全盤否定新黨之政，把熙豐變法後原本還有些起色的大宋折騰得一塌糊塗。

　甚至不惜割讓“元豐西征”血戰取得的領土給夏國也要抹黑新黨。

　舊黨如此倒行逆施，自然大失人心所望。

　可以說，哲宗皇帝親政後能夠借“紹聖紹述”之名重新啟用已經被打倒的新黨，完全是舊黨自己胡作非為逼出來的。

　新黨再次主政後以同樣的手段清算舊黨，也是後者肆意破壞朝廷規矩在先遭到的反噬而已。

　不過，在大宋百年國運面前，新舊兩黨的恩怨糾葛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宋內部的政治鬥爭從這以後便徹底失去控制，朝堂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人聯想到不死不休的政爭。

　如今國難當頭，李綱聯合吳敏等人豁出性命將教主道君皇帝趙佶趕下皇位，又竭力扶皇太子趙桓登基，並一力主張皇帝禦駕親征堅決抗同。

　其人行事如此激烈，自是牽動所有朝臣的敏感神經。

　也許李綱並沒有私心，隻想盡好剛直之臣的義務，以挽救即將覆亡的大宋王朝。

　但在其他朝臣看來，其人此舉就是舊人下新人上的老把戲，和大宋以往的屢次朝堂爭鬥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只不過現下時機巧妙才披上了救亡圖存的光鮮外皮，而要被打倒的對象因害怕外敵主動放棄朝廷逃離國都，才給了李綱這等莽夫成功的機會。

　剛而易折，莽撞之人注定成不了什麽大事。

　但李綱會不會折，什麽時候會折，都不妨礙其他臣子借其人成事之機扇陰風點鬼火，竭力擴大朝堂爭鬥的規模和力度，以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李相公才高八鬥，曾經能夠得到道君的信用，如今又能在混亂的時局中獨領風騷，自不是真的莽夫。

　其人非常清楚要想打贏一場大戰，必須有一個穩定的後方。

　因而，李綱雖然惱怒白時中、李邦彥等宰執對外軟弱，動輒以下犯上當面將宰相們批駁得體無完膚。

　但其人的目的只是壓製逃跑派與議和議派的氣焰，以統合力量抗擊強敵，絕沒有同軍兵臨城下還要掀起朝堂爭鬥的愚蠢想法。

　所以在請動皇帝擺駕宣德門勞問將士並封自己為親征行營使獲得開衙辟官之權後，李綱就已經滿足，轉而將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即將開始的臨安城保衛戰之中。

　李相公費了這麽大勁，結果真是為了救大宋，顯然出乎一些人的預料。

　眼見激烈的朝堂爭鬥就要被緊張的大戰形勢所壓製，欲借政爭渾水摸魚的各路牛鬼蛇神自不會同意這樣的結局。

　好在大宋養士百余年，還是有“民心”的。

　民心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在關鍵時刻卻能挽救一個政權。

　大宋如今面對外敵節節敗退，內部也矛盾重重，可沒有了大宋，就再不可能有能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天堂。

　雖然大宋士大夫們沒有學過正乾皇帝的《矛盾論》，卻也無師自通，深諳矛盾雖不可消滅卻能暫時轉移的這一特性。

　所謂冤有頭債有主，大宋衰敗至此必有原因。

　是誰與民爭利，毀掉了天下人心?

　是誰一敗再敗，將大宋的頭號大敵徐澤一步步養肥?

　又是誰蠱惑道君大敵當前拋棄臣民，帶走臨安最重要的防禦力量南幸避敵?

　早在正乾皇帝發布《討宋檄文》道君生出棄國之意時，這類問題就在民間公開討論，並逐步醞釀出保衛大宋社稷、維護聖教傳承、抗擊野蠻大同的集體情緒。

　江南西路撫州布衣歐陽澈有感時局，曾於同軍入侵之初向朝廷上保邦禦敵、罷免賣國害民奸臣等《安邊禦敵十策》。

　州官擔心自己會因此而卷入朝堂爭鬥，扣下其策不給轉呈。

　官面上走不通，歐陽澈便自備盤纏不遠千裡來到南陽府。

　而此時的臨安，得知皇帝以主戰的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使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城中的忠臣義士擊掌相慶。

　俱認為只要官家信用忠臣堅決抗同，大宋王朝就一定有希望！

　可天子雖有廓清寰宇之志，朝中卻有奸臣未除，不除掉這些禍國殃民的奸臣民心不平，李相公縱有萬般手段，也難以統禦惶惶之兵抵禦強敵。

　歐陽澈正好趕上這波民間情緒高潮，其人於宣德門前高呼自己有安邦退敵之策，引起了天子的注意，成功將《安邊禦敵十策》呈於禦前。

　太學生陳東也不以位卑言輕，稍晚時間以自己的渠道再次上書天子。

　“竊知上皇已幸江陵，蔡京父子及童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一變生，實可寒心。

　蓋江南之地，沃壤數千裡，郡縣千百，中都百色，悉取給焉。

　其風聲氣俗，素尚侈靡，人所動心。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奸雄豪彊及市井惡小，無不附之……

　臣嘗上書言六賊罪惡，賊心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上皇遂請此行。

　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必假上皇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群惡響應，離間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則江南之地恐非朝廷有，其為患豈夷狄比哉！

　望悉追數賊，悉正典刑……，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

　趙桓之前被李綱所激，登上宣德門勞問將士享受萬民擁戴的情緒還沒有退去，就先後收到歐陽澈和陳東二人的上書。

　陳東上次上書就給趙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歐陽澈一介布衣，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不遠千裡來到臨安，更是極有代表性。

　民心可用，莫過如此！

　趙桓原本盡付守城之權給李綱時還有些忐忑，真沒想到效果會如此明顯。

　世間事皆是知難行易，真當了皇帝之後，其人才知道這個位子究竟有多麽燙屁股，也逐漸能夠正視自家老爹的治國手段。

　雖然嘴上不服，但內心裡趙桓還是自認為治國和禦下手段遠不及老爹。

　在其人看來，道君治政手腕相當高超，足以超過很多皇帝，更遠遠超自己，究其問題，主要還是出在“不得人心”四字上。

　如今，自己才即位就能如此得人心，已經勝過自家老子一籌，可喜可賀！

　趙桓也知道大敵當前民心可鼓不可泄的道理，當即命翰林學士王孝迪草詔:

　建雄軍節度使王安中削奪在身官爵，流放永州，賜翊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並籍沒王、李二人家貲。

　陳東上書列舉的“六賊”之中，蔡京、童貫皆已經扈從太上皇南下，且手中握有重兵，有另立朝廷的資本，此時同軍兵臨城下臨安危在旦夕，不宜深究二人之罪。

　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梁師成因有定策之功，被趙桓留在臨安以示恩寵。

　其人自陳東上書後就深怕天子受奸人蠱惑要殺自己，寢食皆不敢離開皇帝身邊，暫時也不可能有事。

　如此形勢下，趙桓還能嚴厲懲處王安中、李彥二人，的確是下了大決心，已經明確無誤地表達了其人敢於清算道君朝一切歷史遺留問題的絕大魄力。

　加上幾年前就已經被大宋頭號敵人徐澤論罪處死的朱勔，“六賊”去了三賊，足以證明趙桓振作朝綱的大決心和大魄力。

　但在朝堂之上，天子這道詔令代表的意味就完全不同了。

　政爭已經深入大宋士大夫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出了任何事情，士大夫們第一時間聯想到的都是政爭。

　王安中、李彥被懲處並不是“六賊”處理了兩個這麽簡單，而是代表新君對舊帝支持者的清算，將要受到牽連去位甚至丟掉性命的官員絕不會只有一兩個。

　急於騰位置上位者自然歡欣鼓舞，可一心求穩的道君老臣則不想看到這樣的局面。

　正常情況下，皇帝這份營行事操切不計後果的詔令肯定會受到中書舍人、給事中和宰相們的聯合抵製。

　但大宋朝廷詔令擬製下發的制度早就被教主道君皇帝破壞殆盡，天子權柄不斷膨脹，繞過宰相直接下詔在道君後期已經成了常態。

　太宰白時中、少宰李邦彥等人(趙桓即位後，按照慣例以眾宰執扶立有功各有晉升)又因主張乞和才被李綱猛噴了一頓，二人此時哪裡還為了敢保全道君親信而搭上自己?

　於是，趙佶寄希望禪讓皇位甩鍋給親兒子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便迎來了趙桓對自己旗幟鮮明的政治清算。

　趙桓此舉有沒有真的提振民心士氣，尚需要經過之後的大戰檢驗。

　但慣於政爭的大宋臣子們卻是看清了新的政治風向，伴隨皇帝回宮的兵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便立即進言:

　“何灌敗事，其子孫應行削奪羈管，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心。”

　經路允迪提醒，趙桓也記起了一直沒有時間處置的梁方平和何灌二人。

　何灌今日早上才臨安戰死城下恕罪，不追奪他的官職就足以體現天子的寬容。

　但其人從軍數十載，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軍頭了。

　何灌的子孫中有不少人受其蔭庇，還在軍中出職，確實有必要加以懲戒以作防范。

　梁方平之罪明顯大於何灌，但其人乃是皇帝的私臣家奴，就算有罪，在天子沒發話之前，臣子們也不能喊打喊殺。

　趙桓正在興頭上，為了進一步爭取民心，當即下詔:

　梁方平械送臨安府，治不禦敵之罪，斬首;

　何灌子孫一並勒停，送房州羈管。

　激勵軍心士氣首先得定軍紀明賞罰，絕不能隻撒錢不追責。

　趙桓今日的所作所為也算是抓住了關鍵， 迎合了大宋子民對新君英明神武振作朝綱的強烈期待，自然再次鼓舞了“民心”。

　不過，對跑到江陵就停下觀望時局變化的趙佶來說，自己的兒子行事如此有“魄力”絕不是什麽好事。

　其人又聞同軍已經攻入臨安城下，隨時都能滅掉臨安朝廷再派大軍追擊自己。

　道君再不敢逗留，當即拋棄行動遲緩的大軍，帶著少量扈從立即啟行。

　因跑路太急，隨行的皇子和帝姬丟了皆流寓沿路州縣。

　當然，這些是後話，趙桓此時自是不可能知道自家老爹倉惶跑路，以至於沿途拋兒棄女。

　不過，其人很快就得接受自己也丟了兒子的命運。

　當日稍晚，有信使來報:

　張村鎮遭同軍突襲淪陷，歇駕於鎮中的皇后朱氏和大寧郡王趙諶均不知所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