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東京留守司官衙，眾官齊聚，拜聞聖旨。

“朕獲承祖宗休德，讬於士民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愆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

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

災異謫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茲引咎，興自朕躬……”

傳旨的天使嗓音極佳，語速婉轉，加上極近投入的情感，將道君趙佶“罪己”之意演繹得淋漓盡致。

聽旨的東京留守司官員們個個表面恭敬，實際卻是各懷心思，沒甚心情欣賞天使這份表演功力。

在宣讀《罪己詔》之前，天使就已經先宣讀了新君即位，改元靖康的詔書。

大宋皇帝內禪就發生在此前的兩天，但內禪之事其實早有征兆。

自正乾皇帝發布《討宋檄文》後，道君便無意守城隻想跑路。

東京與臨安相距不過數百裡，留守司官員性命攸關，最是關注朝廷動態，自然也知道這個消息。

時至今日，道君終於跑了，一直懸著的石頭落了地，眾人不僅沒有彷徨，反而松了一口氣，尤以重任在肩的東京留守王黼最輕松。

太傅楚國公王黼能夠打破了大宋官員升遷的記錄，年紀輕輕便位列三師，全靠教主道君皇帝的寵信。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其人如此風光，背後自然少不了眾多的小人惦記。

新君即位後的第一件事絕不是整軍備戰誓死抵抗大同，而是對前一任的朝臣進行調整，以真正掌握權柄，順便邀買人心。

一些不甘寂寞的臣子也會趁機興風作浪，想盡辦法扳倒有汙點的老臣以獲得新君青睞，從而讓自己青雲直上。

君臣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朝局必然會因此而動蕩。

這種形勢下，幸進之臣最容易被人集火攻擊。

王黼若不是身處前線要地，暫時調整不得，天使送來的詔書可能就不是兩道，而是三道了——其中一道便是對他的貶嫡。

即便如此，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其人遲早會被新君惦記上。

不過，現在同軍都已經開始進攻滑州，早就做好了改朝換代換東家的王黼自然不懼趙桓什麽時候拿自己開刀。

其人聽著《罪己詔》，心裡卻在感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道君不知被誰灌了迷魂湯，竟然稀裡糊塗地交出了自己的大位，還又立即跑路，放手讓自己的兒子利用國滅之危培養勢力。

這位做了二十六載天子，顯然是真把自己當成天之子了，莫不是以為皇帝大位只能和他綁定不成?

看看這道《罪己詔》的華麗辭藻，該不會真以為憑這一番政治作秀，大宋就能憑“涵養天下百余年”之功得“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

然後，朝廷便能打敗不可一世的大同，他道君就能還都東京再攬大權?

都什麽時候了，還做夢呢！

王黼因為身處局外，反而更加清醒，對趙佶在《罪己詔》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賞，不限常製”的許諾嗤之以鼻。

自兩日前的內禪儀式之後，坐鎮臨安城皇宮的趙官家就成了趙桓，而執掌天下權柄二十六載的道君教主皇帝則成了太上皇。

換句話說，趙佶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落毛的鳳凰不如雞，失去大權的皇帝連普通人都不如！

正所謂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太上皇地位雖尊，卻不是皇上皇，而是籠中鳥。

無論趙桓想還是不想，只要坐上了那個位置，就必然要為扶他上去了人做主。

也無論道君出於何種目的，又留有什麽後手，只要交出了手中的權力，再想收回就千難萬難。

大宋當前的形勢，就和大唐馬嵬坡之變後的形勢差不多。

同樣是社稷有覆亡之危時天子丟下自己的責任跑路，同樣是皇太子臨危受命，扛起了王朝延續的重任。

若是朝廷此番擋不住大同的軍隊，正乾皇帝就此滅掉了大宋，自然萬事皆休。

屆時，內禪的唯一作用就是讓道君甩掉了“亡國之君”的惡名。

至於其人跑路與否，差別都不大。

王朝都覆滅了，就算跑到海角天邊，也休想躲過同軍的追捕。

自古以來，就沒有聽說過王朝覆滅之後，前朝君王還能逍遙在外的。

而假若趙桓率領群臣守住臨安，逼迫徐澤退了兵，就擁有了挽大廈於將傾，扶狂瀾於既倒的頂天大功。

憑著這一巨大的政治聲望，其人便能坐穩江山，成為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真皇帝，並將自家老子鎖進深宮做個屁事都不能管的太上皇。

哪怕後者內禪之前做了很多布置，到了那個時候，也不會有什麽實質性的作用。

這跟手腕無關，而是人心和利益所向。

在亡國之危面前，誰能保住天下，保住“天下人”的利益，誰就是真天子。

反之，誰拋棄了天下，誰就沒有資格再做天子，即便這個人曾經做過幾十年的天子也一樣。

前朝玄宗皇帝在位的時間比道君還要長近二十年，雖然晚年荒唐導致安史之亂，年輕時卻是英明神武，好歹也開創了“開元盛世”。

而道君即位之後就一直荒唐至今，硬是將文足以傲世歷代，武能夠力壓頑夏的大宋折騰得奄奄一息。

兩人的功業相差天壤，繼承者的地位穩固程度也完全不一樣。

李亨即皇帝位未得玄宗禪讓，乃是臣子私立，規規矩矩的篡位，於法理上而言，根本站不住腳

而趙桓的皇位卻是道君走內禪程序正兒八經交出來的，還有群臣背書。

篡位的唐肅宗成功復國後，一紙詔書就能讓實際還是皇帝的唐玄宗老實回到長安，從此被幽禁於興慶宮中鬱鬱而終。

大宋名正言順的新官家趙桓若能成功打退同軍，他老子又有什麽資格要回自己親手交出去的權力?

不僅是王黼，東京留守司眾官也和他的心思差不多，才會在得知臨安已經換了皇帝時一臉平靜，看不到半點惶恐悲戚之色。

當然，眾人腹誹歸腹誹，自不會有傻子在接旨時將自己的不屑寫在臉上。

實際上，他們也不太關心臨安的形勢變化。

道君跑了，大宋卻還沒有亡，東京地處前線，眾官守土有責，別管私底下有什麽小心思，這個時候都不能做得太過分。

待天使宣讀完聖旨，王黼做了個道君無罪，群臣有責，無論朝中形勢如何變化，東京留守司都會努力守好開封，請朝廷放心的表態發言後，便算是走完了形式。

待打發走了天使和其余屬僚，王黼單獨留下了負責東京留守司防務的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

“劉都統，敵軍大舉來犯，大宋社稷危亡之時又逢新君踐祚，朝廷近期必有大動作，你統領諸軍，協助本官留守東京，這段時日還需多費心啊。”

劉延慶名義上是統領京畿路諸軍的都統製，實際並沒有自主權，大小軍事行動都要受東京留守王黼的節製。

大宋以文馭武，戰時帥臣動輒就砍掉不受節製的武將腦袋以正軍紀。

以劉延慶的地位和軍中威望，王黼自不會發瘋要砍他。

當然，其人也不會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找不痛快。

“太傅請放心，俺就是個只會砍人腦殼的粗人，為朝廷打仗是俺的本分，只要俺在，東京肯定丟不了！”

“如此就好！”

王黼雖不知兵，卻識人，自不會相信劉延慶的拍胸脯承諾，更不希望這軍頭真鐵了心守城，臉上卻平靜如常，不露分毫心思。

“大同來勢凶猛，已經攻下了興仁府，東京已經兩面受敵，如之奈何?”

王太傅所說之事，正是劉都統製最擔心的局面。

上半年，教主道君皇帝懾於同軍南下的威脅而倉促遷都，卻沒忘了將之前與眾軍頭沆瀣一氣要挾自己的劉延慶趁機留在東京禦敵。

由京師四壁守禦使，變成了負責整個京畿路防務大事的都統製，肩上的責任更重，可調動的兵馬更多，劉延慶卻半點高興不起來。

失去了天子的信任倒在其次。

軍頭的富貴來源於手中掌握的軍隊，無論誰掌兵都只會被天子當賊防，信任是永遠不可能信任的，做了軍頭就要有得不到天子真正信任的覺悟。

朝廷割讓“兩河”之後，東京開封府就成了前線，同軍不知什麽時候就能殺過來。

以開封的戰備情況，只要同軍全力進攻，必然守不住。

到那時，性命倒是不用擔心，其人打仗不行，卻也不會做什麽殉城守節的蠢事。

劉延慶不爽的是道君非要留他在東京，擺明了想讓自己落個丟城失地的罪責。

更讓其人擔心的是東京城中暗流湧動，留守司官員各懷心思，真等到同軍打過來，就怕有人會在背後捅刀子——也包括眼前的王太傅。

這段時間，王太傅以各種罪名，接連抓了不少“有異心者”，雖然基本沒有動軍中之人，卻逃不過劉延慶的眼睛。

其人表面粗豪，其實很有心機，隱約能夠猜到王黼真正要做的是什麽。

與這些滿嘴仁義道德，實際說一套做一套的文官不同。

劉延慶出身將門，根基全在軍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該坐那邊。

大同帝國再好，也是容不下軍頭將門的大同。

大宋再爛，也是能給老劉家榮華富貴的大宋。

為了家族的榮華，也為了個人的富貴，其人絕不會投降大同。

這就注定了他與王黼等人的利益相衝突，後者要是想投降大同，掌兵又不願投降的劉延慶就是最大的阻礙。

這段時日，劉延慶一直很小心地掩飾自己的心思，絕不給王黼發難的機會。

“太傅不用擔心，同軍在他們在京東西路打了這麽久都沒有打下南京。東京城大牆高人又多，一人一泡尿都能撒成河，還有太傅親自坐鎮，同軍敢不敢來都是兩說。”

劉延慶這就是睜眼說瞎話。

大同出兵京東西路後便如入無人之境，每天都有某州某某縣陷落的戰報或者謠言傳到東京留守司，搞得部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時，也讓另一部分人蠢蠢欲動。

時至今日，唯一能夠確認的是南京應天府還在大宋手裡，其余州府要麽已經淪陷，要麽反覆多次淪陷。

大宋遷都臨安之前，有一都三陪共四京，聽起來很嚇唬人，實際卻是窩在一堆的幾座城市，南、北、西三京距離東京皆只有四百裡左右。

靠這樣密集的防禦體系，勉強能夠防住騎兵雖盛，攻城能力卻一般的大遼， 卻防不住最善於攻城拔寨的同軍。

而三大陪都之中，唯有西京河南府環山依河，地形最為險要;

仁宗年間才升為北京的大名府，最初還有尚未改道的黃河天險，且擔負著阻擋契丹人攻入東京開封府的門戶作用，也有存在的意義。

剩下的南京應天府卻有些莫名其妙，地理位置尷尬不說，也沒有什麽險要可守，就控制周邊政治輻射作用而言，其地的重要性不如同為京東西路的徐州。

實際上，太祖和太宗在位時，大宋只有東、西兩京，應天也不是府，還叫宋州。

盡管宋州是大宋的國號來源之處，卻一直沒有建為陪都，就是因為這兩任打天下的皇帝知道宋州啥都沒有，不具備建陪都的條件。

宋州能升為府，並成為大宋的四大陪都之一(包含新陪都南陽府)，乃是沒啥大功還敢封禪泰山的真宗皇帝趙恆之功。

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真宗以藝祖(趙匡胤)龍興之地為由，升宋州為應天府，八年後，又建為南京。

對大宋來說，南京有較強的政治意義。

但對大同來說，卻沒有多大的實際作用，不值得同軍浪費時間。

同軍要想攻打開封府，無論由衛州南下，還是興仁府西進，都比拿下應天府後進軍更方便。

他們卻偏要京東西路耗著，究竟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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