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夏、高麗、日本等國的使者齊聚燕京城，向大同天子祝賀正旦新禧時，遠在千裡之外的大宋國都東京城中卻是格外冷清。
　　此時此刻，教主道君皇帝竟然格外懷念他名義上的北朝皇兄——耶律延禧。
　　若是沒有女直人起兵和隨後的徐澤造反，南北兩朝均勢還能維持的話，至少這個時候宋遼兩國還會互派正旦使。
　　而西面窮得就要吃土的夏人哪怕才與大宋打完仗，也會覥著臉來說幾句好話拜個年，以求上國的歲賜。
　　現在，這一切都沒了。
　　大宋立國後就從未遣使朝貢過的日本就不用說了，高麗、夏國這些大宋傳統的藩屬國也相繼轉投大同與大宋劃清了界限。
　　而交趾、大理、佔城、真臘、於闐等新君即位才來意思一下的小國，更不會無緣無故派使者來賀正旦。
　　國力日蹙之下，年節時的慶典反而要越隆重，給臣子們的賞賜更不能少。
　　畢竟，如今的大宋就靠這些東西來粉飾太平，維持大國體面，並竭力維持越來越亂的人心了。
　　可有些臣子或頭腦不清醒，或沽名釣譽，偏不讓天子省心，一再上書唱反調。
　　說什麽大宋如今內外交困，當削減無端開支，並降稅輕賦，以聚攏民心，重振河山之類的廢話。
　　教主道君皇帝已經禦極二十余載，又不是才登基的門外漢，怎麽可能會被這些狗屁不通的鬼話忽悠?
　　大宋外有強敵內有民亂，國力一日衰過一日，確實到了社稷存亡的危急時刻，必須想辦法解決自身存在的嚴重問題，才能維持國祚長久這點沒錯。
　　但所有能解決時艱的辦法中，唯有降稅輕賦這一招最不靠譜。
　　大宋之所以能在遼、夏兩虜的交相侵略下堅持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禁軍有多能打。
　　而是帝國對內實行高壓重稅的政策，一方面鎮壓民亂，維持了國內的總體穩定;一方面又搜刮了巨額的稅賦，並以龐大的國力生生拖垮遼、夏這兩個強勁的對手。
　　如今，在大同的侵略下，大宋的國土不斷縮水，民生也愈發凋敝，可禁軍卻還得不斷擴編，朝廷若是降稅輕賦了，從哪裡拿錢糧來養兵?
　　沒有龐大的禁軍守禦國土，大宋又靠誰來應對同軍將來南下的壓力?
　　如果說坐視大同步步蠶食大宋是慢慢等死的話，那主動降稅輕賦並削減對官員的福利待遇和兵卒軍餉就是立即自殺！
　　當今天子趙佶雖然荒於政務，卻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其人有自己的判斷力。
　　都說大宋收的稅重，可大宋的稅再重，也做不到僅靠京東路的稅養活河北路的兵。
　　但反賊徐澤不僅用京東一路的稅養活了河北路的兵，還擴軍數十萬，北伐滅掉了遼國小朝廷。
　　這個數字並不是趙佶瞎猜的，大宋樞密院搜集了很多同軍的情報，並專門研究過大同帝國的兵力總數，得出的結論是，同軍絕對不少於三十萬。
　　不然的話，徐澤絕不可能北伐成功，更不可能北壓金國、南略大宋、西征夏人、東威高麗，立國後還四面同時擴張。
　　要知道，在此期間，大同隻從大宋手中獲得了部分資助，卻又背上了比河北還要窮鄙的燕雲十余州，居然還能活得這麽滋潤，連大宋送上門的歲幣都不要。
　　有大同如此鮮明的對比，居然還有奸臣糊弄朕，說大宋的稅重，真當朕是傻子麽?
　　其實，趙佶很清楚大宋的問題出在哪裡——人心散了。
　　年前，慶遠軍節度使、河東路宣撫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陳述了河東路的危急形勢:
　　河東邊境的烽燧形同虛設，敵國的商隊、劇團甚至是斥候隨意進入宋境而無人製止;
　　守邊的禁軍軍卒偷偷以手中軍械換取同軍的宣傳畫報，據說持此物臨陣投降可以優先接受敵人的整編;
　　河東路的百姓也自發聯村結社，阻止官差下鄉擾民;
　　朝廷的詔令難出隆德府，河東路宣撫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縣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議朝廷要麽斷尾求生，果斷撤出泥沼般的河東路;
　　要麽以陝西諸路西軍更戍河東路兵馬，並鐵腕肅清河東官場，重新在河東路建立穩固的防線。
　　其人獻上的兩條建議乍一看很像那麽回事，其實都是瞎扯淡，一條都不靠譜。
　　大宋這個時候絕不能輕易放棄河東路，被同軍趕跑都比主動放棄要好。
　　不然的話，淮南、陝西、京西、京畿等路就會跟著亂，首都開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須馬上遷都。
　　而更戍河東路與陝西諸路的兵馬也是取禍之道，更別提肅清一路官場這種完全沒有操作性的建議。
　　大宋開國時，為防止掌兵軍將與地方勾結坐大成勢，並逐步削奪各藩鎮的兵權，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議，在禁軍中實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於“盡削方鎮兵權，隻用文吏守土，及將天下營兵，縱橫交互，移換屯駐，不使常在一處”。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兩軍外，禁軍其余各軍“皆番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
　　太祖皇帝還規定軍士即使不遠戍他鄉，每月請糧時營在城西的軍士要到城東糧倉支領，營在城東的軍士也要到城西糧倉支領，並不許雇車或人幫助。
　　這條看起來就很蛋疼的規矩，據說是為了培養軍士們吃苦耐勞的精神。
　　可此法運行的實際結果，卻是“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還有，隨著禁軍兵額越來越大，軍費開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漸承擔不起這種頻繁大規模兵員調動產生的巨額開拔費，只能將軍隊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趙頊即位後，銳意改革王朝積弊，便下詔廢除了早已名存實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勢，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軍將士更戍河東路，能不能解決河東路已經存在的嚴重問題不知道，陝西諸路肯定會先鬧出大亂子。
　　很明顯，當官勝於做事的王宣撫就沒想解決河東路的問題，其人這就是在甩鍋，就是不想在河東路繼續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還不能因此懲治王安中，甚至還得好言安撫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軍大敗於太原府，同軍又逼降並遷走府州折氏後，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東路已經站穩了腳跟。
　　太原府的同軍若想繼續南下，河東兵馬絕對擋不住。
　　到了這個時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東路這個泥沼中繼續浪費人力物力。
　　而是盡量維持同宋兩國的和平關系，以爭取更多時間，重新構築多級防禦戰線。
　　在這種情況下，大宋最缺的不僅有緊迫的時間，還有維持社稷存續的寶貴人心。
　　至於如何挽回人心?
　　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
　　從根本上講，就是維持臣子和軍民對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麽就越宣揚什麽，對大宋這種屢屢敗於外敵的王朝來說，沒有什麽能比百年頑敵的夏國獻表稱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還別說，差點讓他們逮著了機會。
　　半年前，帶族人南遷的折彥質向朝廷上奏了夏軍趁河東大戰入侵豐州一事。
　　隨後，大同卻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與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時，便明確將夏軍侵佔的地盤也劃了過去。
　　以此推測，同夏兩國應該打過仗，而且夏國戰敗了，被迫退出了河東路。
　　教主道君皇帝認定夏國得罪了強敵已然走投無路，乃給坐鎮陝西的豫國公童貫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勸夏人派使來宋，商議宋夏兩國聯手遏製大同之事。
　　彼時，夏國正佔著遼國的土地，還與金、同兩國乾過仗，形勢極度不妙。
　　盡管退出河東路豐州並向大同賠禮道歉後，正乾皇帝就沒有再窮究小國的責任。
　　但夏人此舉就是在懸崖上走單繩，一個不慎便是萬劫不複的境地，這個時候確實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貫的邀請後，夏主李乾順便以賀天寧節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寧節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誕辰十月初十，彼時才是六月份，時間顯然太早。
　　不過，李乾順只要一個派使大宋的體面借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會在這事上計較，因為其人真正的生日並不是十月初十。
　　而是五月初五，乃是傳說中的“惡日”。
　　東漢王充所撰《論衡》雲“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
　　又雲“諱舉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也”。
　　同時代的應劭所撰《風俗通義》亦雲“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生於五月初五日的趙佶幼時就曾被送到宮外撫養，以免在宮中妨害父母。
　　其人登基後，便將自己的生日改為十月十日，並定為“天寧節”，還制定了隆重繁瑣的上壽禮儀，希冀借此祛邪趨吉。
　　宋夏相爭百余年，為了勝利無所不用其極，兩國嚴重缺乏政治互信。
　　夏主李乾順雖然接受了童貫的邀請，卻根本不信宋人會與本國聯手抗同。
　　退一步講，就算教主道君皇帝真有此意，他也信不過一打大仗就拉垮的宋軍。
　　因此，其人交給使者的任務是穩住宋人，阻止他們借機訛詐夏國。
　　若是大宋朝廷咄咄逼人，開得加碼太高，夏國就投靠大同轉而威脅大宋。
　　結果證實了李乾順的猜想。
　　夏使到達東京後，趙佶安排了幾個臣子一番威逼利誘，要求夏國對照之前事遼的規矩，向大宋進誓表納款。
　　若夏人照辦，大宋則承諾為其從中斡旋，保證同、金兩國不敢欺凌夏國。
　　可惜，夏使早就得了國主的明確吩咐，堅決不肯接受大宋的外交訛詐，被逼急了就以本國投靠大同攻宋相威脅。
　　眼見硬的不行，大宋君臣又只能來軟的，對夏使賄以重利，並授其誓詔，夏使卻是腦子一根筋，仍堅辭不敢。
　　無奈，趙佶又授意館伴使強行將誓詔塞進夏使的行囊中。
　　夏使也是被宋人這一番無恥至極的操作給整懵了，沒有再推辭。
　　但辭儀之後，其人返回夏國的途中，又趁著大宋館伴使不注意，將誓詔丟入道旁的溝渠之中。
　　隨後，此誓詔又陰差陽錯地被一過路的行商發現，輾轉許久後，又並上交給了朝廷，由此鬧出好大的風波，真乃百年罕見的外交醜聞，丟盡了大宋的顏面。
　　而夏國方面，其國主李乾順也一言成讖，真的投靠了此世最強的大同帝國。
　　為了報復大宋趁火打劫對本國的羞辱，李乾順抱到正乾皇帝的金大腿後，便再度遣使入宋，約定來年夏軍將與同軍一起來開封府問候聖天子。
　　至此，大宋踩夏國自抬身價的行動徹底失敗。
　　教主道君皇帝這一番魔幻操作下來，不僅沒能提振本國人心，還遭到夏國的反嘴威脅，國內人心更加慌亂。
　　搞不定外敵，就只能轉而搞定內部了。
　　這方面，教主道君皇帝聽取了老國公蔡京的不少意見。
　　其人並沒有一味搞大型慶典活動以粉飾天下太平，盡管這一套對大部分底層無知百姓頗為好用。
　　但對真正掌握話語權的特權階層來說，這種手段就太低級了，他們更在意的是朝廷能否保障他們的利益。
　　針對這一點，教主道君皇帝其實並不迷糊。
　　趙佶非常清楚趙氏江山要想長久，就絕不能一味滿足特權階層無止境的利益索求，世間也沒有任何王朝能滿足得了他們。
　　其人登基以後，全力支持蔡京設黨禁，並改茶鹽稅、行方田均稅法等改革。
　　最終成效暫且放一邊，初衷當然是為了攬權撈錢好供自己揮霍與享樂，但其中也包含了其人限制巨室富戶權益，以維持國祚長久的想法。
　　這才是趙佶和蔡京這對昏君奸臣“不得人心”的真正原因。
　　本來，經過前些年的混亂，天下有識之士已經對教主道君皇帝失望至極。
　　但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遼地立國的徐澤卻做得更過分。
　　此賊不僅不顧百姓死活苛稅重賦竭澤而漁，還戕害世家大戶逼大族分宗遷徙，更毀聖教之學以歪理邪說蠱惑人心分裂聖教。
　　如此一來，實際也一直嘗試削奪大戶利益的大宋反而更“得人心”了。
　　在老國公蔡京的分析下，為君多年深得政治鬥爭精髓的趙佶敏銳地意識到了天下人心的微妙變化。
　　上元節之後，教主道君皇帝召已故鄭國公富弼之孫富直清、直亮、直柔入宮，詢問三人家貫學問後，傳詔有司將其盡皆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