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稅制度是朝代存續的根本，只要賦稅制度沒有崩壞，擁有廣袤國土的戰略縱深和眾多子民擁護的王朝，哪怕在前線一再失敗，也可以憑借雄厚的國力，迅速拉起一支生力軍再頂上去。

　　穿越到古代中國，不深入了解當時的賦稅制度和運行情況，連底層的百姓生存狀態、國家的戰爭潛力等問題都沒搞清楚，就妄想憑借一堆所謂的金手指橫推天下，只能說是異想天開，把爭霸當成了過家家。

　　即便最混亂的王朝，稅收也是有制度的，只不過執行得好壞而已，而這個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民賦簿籍。

　　華夏歷朝征收賦稅的重要依據是民賦簿籍，宋人更認為“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

　　大宋民賦簿籍區分坊郭戶和鄉村戶。

　　二者之下又都劃分主戶與客戶，坊郭主、客戶的區分往往依據有無房屋等生活資料。而鄉村主、客戶的區分則往往依據有無土地等生產資料;坊郭主戶分為十等戶(也有坊郭主、客戶混通分成十等戶的情況)。

　　鄉村主戶則分為五個等級。

　　一般說來，一、二等戶是地主，三等戶既有地主，也有較富裕的農民，四、五等戶大都是貧苦的農民。故一、二、三等戶又稱鄉村上戶，四、五等戶又稱鄉村下戶。

　　徐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能待在農村發展，暫時就隻介紹鄉村戶籍制度。

　　記錄民賦簿籍的版簿，正式名稱叫“五等丁產簿”，通常由鄉書手造好草簿後，送縣衙匯總編造和保管，此版簿既記錄鄉村主戶的人丁情況，又登載各戶的財產數量。

　　每隔三年，逢著閏年，就須重新編造一次。

　　並且必須將歷年的版簿進行核對，並將歸逃簿、典賣析居割移稅簿等逐一勘同，並妥善裝訂保管。

　　而所謂的一至五等戶，實際上與各戶的人丁多少完全無關，隻依據各戶的財產多少。

　　官府確定戶等的方法也不是簡單，通常依據地域、田地肥瘦、當地官府行政能力等靈活使用多種辦法。

　　第一種，以家業錢(又名家業貫陌、家力、物力、產業、家產、家直、貲產等)判別戶等，需把各戶的田畝和浮財折算成錢，然後再依照規定的五等家業錢額，劃分戶等。

　　問題來了，首先是標準不同，如同一縣中，甲鄉靠近縣城，交通便利，產業豐富，有家業錢三千貫以上才算一等戶，而乙鄉窮鄉僻壤，有五百貫以上就算一等戶。

　　再就是算法也不同，家業錢既要估算“田畝物力”，又要估算“浮財物力”。

　　田畝物力一般依土地的肥瘠定價值的等差，而好田和壞田的家業錢額可以相差好多倍，但即便同一塊田，今年的上田，來年遭了水浸，又可能變為下田。

　　而浮財物力的折算比田畝物力更加複雜，也更易流於苛細。什麽物件應當估算或不應當估算，朝廷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很具體、很詳盡的規定，只是聽憑裡甲、鄉書手和縣吏通同作弊，結果自然是“升降增減，初無定數”。

　　神宗朝張方平曾抨擊免役法說“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連小農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須折算家業錢，每家業錢一貫納十文役錢。

　　第二種，以稅錢劃分戶等，

這個稅錢，並不是後世常用之意，而是特指兩稅的夏稅錢。　　稅錢因為直接和土地產出掛鉤，因此，以稅錢劃分戶等，是以各戶田地的多少肥瘠為基礎，並不估算浮財。

　　但差別又有很多，南方水田夏稅一般收稅錢，而秋稅一般納稻米。

　　河東、河北、關西等地的大部分地區，因為出產確實有限，並沒有夏稅錢。

　　陳州夏稅只有“苗子”，沒有稅錢，以大、小麥作折變的本位。

　　而開封府夏稅的本色多絲、綿、絹。稅錢不僅地域差異很大，同一地區，又依土壤的肥瘠為等差，有一畝而稅錢數十者(甚至上百)，也有一畝而稅數錢者，差異大的離譜。

　　第三種，以稅物劃分戶等，其核心為均錢之法，即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約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

　　第四種，以頃畝劃分戶等，即不計土地的肥瘠，而單純依據鄉村主戶的田地數量分戶等。

　　單純以田地數量分戶等，計算程序自然比稅錢、稅物和家業錢方便，但由於排除了土地肥瘠的因素，就不如稅錢之類公平合理，故實際上只有少數地區行用。

　　這種方式更適合於一些地廣人稀，耕作粗放，好田壞田畝產量差別不大的地區。

　　第五種，以播種種子的升、鬥、石劃分戶等，這實際上仍以各戶土地的多少和肥瘠為基礎。

　　主要是福州、潮州、合州、昌州和富順監等地，多山少田，石頭縫裡種莊稼，田畝量算太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