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初，圍繞河北東路行政區劃問題產生的糾紛，同舟社對趙宋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行動，以出人意料的形式開局，又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由於很多第一手史料呈現的矛盾結果，讓後世之人研究這段歷史時經常一頭霧水。
　比如童貫統率的朝廷“幾十萬大軍”神奇失蹤，又突然出現;
　又如王稟統率的大名府弱兵居然能夠穿越同軍的重重阻截，順利進入了開封府;
　還有徐澤都已經率兵打到了開封府邊界，只差臨門一腳時，卻頓兵不前，頻頻出現戰略和戰術上的錯漏，完全不符合其人一慣高瞻遠矚、用兵如神的形象。
　眾多的疑點有待後人慢慢考證，而處在歷史漩渦之中的當事者們，也對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極度迷茫。
　東京城中，隨著就近路州的勤王兵馬先後到來，加上劉延慶、王稟等人帶回的“精銳”，東京內外的趙宋兵馬已經超過十萬之數，讓君臣們安心了不少。
　但手中兵馬雖多，士氣卻十分低下，靠這些人困守堅城都未必夠，越境攻賊更是不敢想象。
　何況還有宰相和天子最寵愛的皇子滯留在敵營之中，投鼠忌器，自是沒人敢在這時候不識時務地提出反攻賊軍的想法。
　更嚴重的問題是勤王詔一出，國家進入極端緊急的戰時狀態，所有的工作都向勤王讓步，致使本就混亂的地方立即陷入一團糟。
　剛剛勉強壓製住的兩浙路再傳警訊，徽州(方臘之亂平定後，天子下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建德軍為遂安軍)又冒出一支神出鬼沒的“不平軍”。
　而其余各路州，諸如光州王慶、江州李立、亳州石勇、蘄州韓伯龍等多如牛毛的小盜匪們也嗅到了亂世已至的氣息，紛紛迫不及待地開始興風作浪。
　這些纖芥之疾還好說，朝廷只要能騰出手來，數營兵馬可滅。
　但在眾多的小亂掩蓋下，趙宋又出現了一處即將爆發大動亂的隱患。
　前些年因妖言惑眾而被請到東京論法的鍾相一直很本分，受到了天子以師禮待之，由此聲名鵲起。
　其人留在荊湖北路的教徒也跟著沾光，經過幾年的發展，教眾不斷壯大，因沒有教主主持，又開始分裂，出現不穩跡象。
　還有，之前因為王朝滅亡在即，什麽都顧不上了，才發布殺敵一千不可能，自損八百再立竿見影的勤王詔，導致各地土豪擁兵自重。
　現在形勢逐漸明朗，徐澤冒天下之大不韙起叛軍入滑州，竟然真的只是為了向暗地裡分割河北東路的朝廷行為討說法，而不是為了趙氏的萬裡江山！
　看不看得懂賊首丟了西瓜撿芝麻的行為暫且不論，既然這江山還不會丟，哪怕是為了自己的富貴享樂，趙宋君臣也不能放任各地的動亂繼續擴大。
　為了防止荊湖北路出現動蕩，天子甚至已經放鍾相回去安撫教眾。
　盡快結束與徐澤的談判，趕緊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便成了當前最緊要的大事。
　但在敵營之中日盼夜盼談，隻想結束談判趕緊回京的鄆王趙楷卻沒能如願，因為徐澤的漫天要價，使得談判陷入僵局。
　可憐的鄆王殿下每日擔驚受怕之余，還要搜腸刮肚為賊首寫詩“以壯軍威”，偏偏徐澤格外挑剔，趙楷寫了好幾首自認為不錯的小詞，都不能令對方滿意。
　而少宰王黼也不知搭錯了哪根筋，竟然違抗天子“只要撤兵，什麽都好談”的密令，身在賊營，威武不能屈，據理力爭，堅持要為趙宋保住盡可能多的利益。
　打破僵局，決定勝負手的是太師童貫率領的轉進千裡由河北西路的相州進入安利軍突然出現在叛軍後背的朝廷大軍。
　失掉先機，又腹背受敵，暈頭暈腦的徐澤只能飲恨韋城，向朝廷作出巨大讓步，倉促結束這場雷聲大雨點小的兵變。
　最終，朝廷與徐澤達成的協議包含且不限於以下幾點:
　其一，同軍退出滑州，並打散叛軍安置於河北東、西兩路除了懷州、衛州、安利軍在內的其余各地;
　其二，徐澤為朝廷整頓河北東、西兩路兵馬，以待日後北伐贖罪;
　其三，同舟社替朝廷安撫受戰爭驚擾的各州縣百姓，以實際行動表明悔過之心。
　當然，這只是明面上的協議，至於私底下有哪些具體內容，自不為人知。
　趙宋頭號反賊徐澤沒頭沒腦的叛亂稀裡糊塗地結束了，這賊子倒是得到了聖天子的特赦寬容，但其人極端輕率不負責任的行為卻是又害得一大批“好漢”掉了腦袋。
　從此，徐澤便上了各路“好漢”們的黑名單，靠這狗賊擾亂天下以便自己渾水摸魚，是想也別想。
　要造反，遠離沒有擔當的慫貨徐澤——這是樊瑞、方臘、王慶、李立等人用自己人頭換來的血淋淋教訓！
　經歷了這次巨大的政治危機，大宋朝廷也終於意識到自身的一系列問題，天子再降罪己詔，公開承認自己這些年的倒行逆施，以爭取人心。
　而在與叛軍的談判中，極為高光表現的王黼也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重用。
　二月二十七至三月初四不到一旬時間內，天子連下數詔，對地方和朝堂格局進行了重大調整。
　詔“諸地交界處群盜嘯聚，添置武臣提刑、路分都監各一員。”
　升陳州為淮寧府、襄州為襄陽府、慶州為慶陽府、寧州為興寧府、宜州為慶遠府、光州為光山府，改均州為武當軍、熙河蘭湟路為熙河蘭廓路。
　準公相蔡京致仕，暫留東京，以備資政;
　準知大名府事寧遠軍節度使梁子美致仕;
　余深罷太宰兼門下侍郎，仍為少傅，授鎮西軍節度使，知福州。
　中書侍郎馮熙載罷知亳州;
　以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王黼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
　以太師童貫領樞密院事;
　以尚書左丞張邦昌為中書侍郎;
　以內侍檢校少保梁師成為太尉;
　以尚書右丞王安中為尚書左丞;
　以翰林學士承旨李邦彥為尚書右丞。
　另有特進、少保中書侍郎鄧洵武因病卒;
　少傅權樞密院事鄭居中卒。
　鄧洵武已經纏綿病榻一年多，死了還算正常，鄭居中的死卻充滿了疑點。
　朝廷雖對其人備極哀榮，卻對死因諱若莫深。
　民間有謠傳，這幾年朝廷在京東、河北戰事上頻頻失利，乃是朝廷有內奸。
　經此調整後，蔡京一系受到沉重打擊，年僅四十一歲的王黼成為首相，大權獨攬。
　而這位年輕的首相也不負眾望，在天子的支持下，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社會政策調整。
　諸如罷方田，毀辟雍醫、算、道學，合並修會要、六典各機構，裁汰冗官，對遠郡使、橫班官的俸祿減半，茶鹽鈔法不再比較，對富戶的科抑一律蠲除等。
　王太宰這一系列政策調整，客觀上講，有部分是利國利民之舉，有一些則純粹是“利民”而不利國，屬於開倒車的行為。
　但趙宋王朝已經在接連的叛亂中大傷元氣，急需鞏固帝國傳統的統治“根基”。
　王黼的主持政策調整“順應民心”，穩住了即將分崩離析的天下，讓趙宋恢復了些許元氣，也算是給趙宋續命了。
　由此，朝堂上下讚揚一片，皆稱王黼為“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