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王朝采取何種政權組織形式，都改變不了其本身是某一部分人或利益集團構成的共同體這一事實。

而構成“大宋利益共同體”的，不僅有坐在皇位上的天水趙氏、通過科舉入仕的文官士大夫、蔭庇出身的各級官員、掌握生產資料的地主等。

還有源自五代惡習，一直沒能根治的將門和軍頭，而府州折氏又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不過，此時早就不是“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五代末世，在大宋太祖、太宗一系列天才的改革下，五代時高高在上肆意毀滅一切的武人早就被打落塵埃。

在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宋，就算底蘊深厚如府州折氏的將門，也要通過供子弟入學考取功名來推進家族的轉型。

正常情況下，將門即便掌握著部分軍隊，也沒有實力與朝廷分庭抗禮，甚至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都不敢。

但大同的強勢崛卻改變了大宋的一切。

面對戰無不勝的大同政權，教主道君皇帝不敢抵抗，屢次屈服於徐澤的淫威之下，一再向徐澤出賣趙宋王朝的利益。

這個世界上，一成不變的政權組織結構是不可能存在的，再穩定的政體，其權力分配的模式和比率都會因人因時因事而不斷變化，始終處於動態的平衡或失衡之中。

趙佶貴為天子，卻懼怕反賊徐澤入骨，自己放棄了天下共主的尊嚴，大宋王朝內部的權力平衡必然會因其人的自甘低賤而被打破。

當然，這種權力失衡並不意味著除了徐澤還有誰能夠取代天水趙氏坐天下。

曾經，樊瑞、方臘等野心家見京東路李子義造反，看到了天下大亂渾水摸魚的大好時機，急不可耐地跳出來攪風攪雨。

結果，都被徐澤教他們“重新做人”了。

就算要改朝換代，強勢的徐澤也要親力親為，絕不允許任何“盟友”為推翻腐朽的大宋而搶自己的戲。

所以，大宋王朝的權力失衡更主要是體現在統治階級內部裂痕。

從屢禁不絕的《大同說》再度公開流傳，到一些臣子重新思考徐澤崛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再到境內人才爭相逃入大同境內……

王朝內部的裂痕一旦出現，便再難修複。

相對而言，被大宋朝廷一直當賊防的將門和軍頭們在王朝遭遇覆滅危機時，不僅沒有再出現劉法這樣給朝廷甩臉子不聽調遣的情況，反而表現出了應有的擔當。

無論是平定剿不勝剿的各地民亂，還是勤王保駕應對同軍的數次威脅，丘八們的表現都可圈可點。

究其原因，卻不是大宋養兵百余年收獲的“忠誠”，而是“利益”所在。

世上的聰明人何其多，折可求能看到大同與大宋的不同，知道徐澤建立的新王朝絕對容不下府州折氏存續下去，其他人多少也能看到。

大宋再爛，那也是能養肥他們的大宋。

大同再強，容不下他們這些利益既得者，就必須抗爭。

但府州折氏的能量終究有限，干涉不了大宋的大政方向，也不敢干涉，卻可以以另外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聲音。

折可求以貧瘠的麟、府兩州動員兩萬大軍，不可謂不瘋狂。

千裡援救太原府，卻於交城一戰折損過半，不可謂不慘烈。

兵敗後卻不遠遁，而是退守緊挨太原府的汾州，繼續收攏潰軍，並構築新的防線，以保持大宋對太原之敵的壓力，不可謂不堅持。

府州折氏這種半分封性質的將門，家族子弟就是他們的命根子，一旦拚完了家族子弟，失去了繼續“為國戍邊”的底蘊，將門將不再是將門。

須知道，曾與府州折氏齊名並聯姻的麟州楊氏，就是因為在國初對抗契丹人的戰爭過於拚命導致家族子弟凋零，才過三代就無法維持門楣。

折可求並不傻，其人一反常態，不計後果地與同軍拚命，就是公開宣揚府州折氏絕不會向大同屈服，絕不會放棄河東路的大決心。

折氏的犧牲也是值得的，提醒了大宋其余還在猶豫的將門和軍頭，當此國難之時，必須拋棄一切幻想，用武人的方式爭取自己的利益。

不然的話，就只能如府州折氏這樣，被同軍趕得有家不能回。

種師道、楊惟忠、姚古三人的聯名上書，便是對折可求的行動做出的回應。

三人上書後，朝堂上關於救援河東路的呼聲卻突然冷了下來。

因為種、楊、姚代表的不僅是他們自己，還是整個大宋將門和軍頭的呼聲，意義非同一般。

聽說姚古還想說服京城四壁守禦使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一同上書，卻被種師道給攔了下來——若是劉延慶也參與進來，就形同逼宮了，萬不可為。

即便如此，國難當頭，手握重兵的武人卻集體發出自己的聲音，就算劉延慶沒參與，不是逼宮也離逼宮不遠。

這種形勢下，其他人如何敢再摻一腳?

支持軍頭們奪權麽?

不得命了！

反對軍頭?

就算不要臉面賣國換個好身家，對面的徐澤也不領情啊。

朝臣集體失聲，教主道君皇帝頓時陷入了被動，再不能裝聾做啞了。

其人若繼續堅持放棄河東路，那無疑於告訴天下人天水趙氏已經不想要這天下，其余人也別再耗著，直接散夥分行李得了。

可若是支持軍頭們的意見派兵救援太原府，惹得徐澤大怒直接帶大軍再次寇城，該怎麽辦?

關鍵時刻，已經復出的魯國公蔡京站了出來，旗幟鮮明地表示朝廷不能放棄河東路，必須派大軍救援太原府。

其三，天子唯有在大義上站穩了腳，才能繼續號令天下，並震懾其他窺伺大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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