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韓氏的崩解並沒有在河北路士民中引起轟動，也沒有讓徐澤的“高度關注”。

　　其人只是在知滄州事韓肖胄以舉家欲要遷徙至滄州置業，援引“官守鄉邦，著令有禁”“親民官於令，罷任處不得寄居，及現任官不得於所任州縣典買田宅”的禁令請辭時，大筆一揮，同意了韓肖胄的請辭。

　　這段時間，河北兩路最熱門的話題，不是百年大族安陽韓氏即將成為歷史，也不是越來越深入的稅法改革觸及了多少人的利益，而是同舟社明春將要開始的開科取士。

　　最初，河北兩路的士子對反賊組織的科舉還不甚熱心，或者說，就算熱心功名，也不能表現得太急切，總要端起架子，表明自己的氣節才行。

　　將這件事炒熱的，是為了科舉入仕而幾近瘋狂的京東東路士子。

　　因同舟社科考方案與趙宋相差甚遠，徐澤特意讓教曹提前放出相關細則，以讓士子們預有準備，具體的考試時間定在明年春天。

　　距開科時間還有幾個月，當河北士子還在討論科舉方案中的諸多不合理之處時，很多京東士子卻已經帶著行李跑到大名府，並在大名書院附近租房複習功課。

　　被徐澤晾了整整三年的京東士子得知同舟社開科後，立即爆發了建功新王朝，博取從龍之功的強烈事業心。

　　科舉方案合不合理，今科有多少錄取指標，“文綜”和“格綜”的指標又如何分配等等，統統都不是問題。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同舟社終於要開科取士，願意給沒有完成同舟書院學業的士子們一條進身之階，就已經是格外開恩了。

　　還想要啥?

　　指標再少，那也是河北和京東的“北地”士子們自己比，遠比參加趙宋科舉，同江南諸科舉強路的士子血拚要強得多。

　　有琢磨這些亂七八糟問題的時間，還不如買了書院的教材抓緊時間研讀，自己實在琢磨不會的，還可以申請到大名書院旁聽授課。

　　從梁山書院建成開始，徐澤就保留了定期到書院講大課的習慣，這個習慣從梁山帶到到之罘，再帶到諸城，又到了大名府。

　　雖然因為事務越來越繁忙，徐澤到書院檢查的時間越來越少，但就算再忙，定期講大課的習慣卻是從未改變。

　　有志於出仕同舟社的京東士子對徐澤這一習慣自然不會陌生，提前幾個月跑到大名府備考，就是為了近距離傾聽徐社首的講課，這可是相當於提前探知了考題范圍啊。

　　就算社首不泄題，通過聽課掌握社首的說話風格和個人傾向，也無異於增加了通過考試的籌碼，能不積極嗎?

　　京東士子的參考熱情，讓河北士子感受到了莫大的壓力。

　　原本就有些動搖準備參考的士子隨即堅定起來，而最初不甚熱心的士子，生怕被京東士子搶走了“本該屬於自己的東西”，也變得緊張熱切起來。

　　沒有辜負京東士子的熱切期望，徐澤很快就到書院上了大課。

　　因為旁聽的士子實在太多，大教室也坐不下，徐澤索性將課堂搬到了室外的大操場上。

　　授課的標題為《格物問道——學之根本》。

　　同以往一樣，徐澤的授課深入淺出，卻發人深省。

　　這次，社首重新定義了“學問”一詞。

　　學問是什麽?

　　學問從何處來?

　　我們需要怎樣的學問?

　　徐澤強調學問學問，要學要問，既要學系統的理論的知識，也要學實踐的經驗。

　　在學懂了之後可教會別人的知識才能稱為“學問”。

　　遠古時代，人類茹毛飲血，同樣的時間，誰能比別人狩到更多的獵物，采集更多的果實，就值得其他人尊重和請教，這人就比別人有學問。

　　後來，生產進步，人類開始種植、養殖，誰種的地好，養的豬肥，就是比別人有學問。

　　再後來，有了文字，有人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進行歸納和總結，並記錄下來，這人也比別人有學問……

　　人類在不斷演進，社會在不斷發展，分科越來越精細，對“學問”的定義也變得越來越玄。

　　但本質始終沒變，只有有益於文明發展方向的知識，才是真學問。

　　學問也有保質期，必須與時俱進。

　　春秋戰國之時，百家爭鳴，為何多年以後，僅剩下儒、法、道等寥寥數家?

　　不是焚書坑儒(焚書坑儒焚了很多學派的書，坑的也不光是儒生)，也不是獨尊儒術。

　　雖然這些事確實與百家衰落有一定的關系，但最關鍵的還是這些“家”不能與時俱進，解決不了時代問題。

　　孔子教化弟子三千，周遊列國十四年，其學問卻始終不得諸侯采用。

　　反倒是其人離世多年後，儒家才登堂入室，並逐漸一家獨大。

　　原因很簡單，並不是什麽“仁”，而是由其徒子徒孫改造後的“儒”符合了時代需求。

　　春秋戰國之時，乃是大爭之世，能夠讓本國變強，力壓他國的理論，才是各國所需要。

　　所以主張“仁”的儒家，主張“兼愛非攻”的墨家就算門人再多，表現再優秀，頂多被人利用，卻無法被人真正采用。

　　而秦漢之後，天下一統，龐大的國土，持續的叛亂，維護穩定的壓力越來越大。

　　維持上下尊卑秩序，化解社會矛盾的儒家才有了市場。

　　而確保王朝大一統，避免思想混亂，就必然要求罷黜百家。

　　僅此而已。

　　趙宋是自古以來儒家的巔峰(當時確實是)，卻解決不了國家積弱積貧的問題。

　　並非是儒家不努力，儒家已經非常努力，甚至努力過度了。

　　而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儒家也有“不知”，解決不了一切問題。

　　儒的最大問題是專注於精神世界和社會規律的探索，逐漸脫離了物質世界，注定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就像世上沒有萬能藥一樣，能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學問也不可能存在。

　　以維護大一統社會秩序為根本的儒家，本就解決不了割據狀態下趙宋面臨的問題。

　　伸手不打笑臉人，徐澤自然不會當著深受儒家教育的士子面，把儒家批得體無完膚。

　　但這些話也足夠駭人聽聞了，就在眾士子或若有所思，或怒目以視，或泣而長歎之時，

　　徐澤話鋒一轉，又回到了“學問”的本質: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的總結和歸納。

　　這就是同舟社書院既授人文之道，又講格物之學的原因。

　　授課的最後，徐澤以充滿誘惑的語氣總結道:

　　問道天地、格物致知方是學問之根本，誰能在這個問題，甚至於單獨的人文之道、格物之學上更近一步，誰就有資格開宗立派，憑借“立言”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