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總是被同事們嘲笑道:我是不是太能花錢了，幾乎每天都是一身新衣服新皮鞋，都在背地裡議論我跟個女孩子一樣，這麽這麽的愛慕虛榮，這麽這麽的愛美。

　　眾所周知從事銷售行當的大部分人都是有夢想的人，所謂的心懷遠方，確實是有一些人在賺到了錢以後逐漸的迷失了自我，變的連父母親戚都不認識了，最終落下一個不好的名聲兒，這在農村裡是讓人戳著脊梁骨罵的事兒。

　　尤其是在談起我的婚姻大事方面，說我不務正業，朝三暮四，不肯踏實，不肯沉下心來，是個徹頭徹尾的投機份子，竟然還有同事直言不諱的對我說:就我這個樣子是乾不了大事兒的，頂多在一家單位待著沒意思了，煩了，乏了，頻繁了，便會跳槽去別的單位。

　　說我是壓根兒就瞧不起這幫兄弟姐妹們的，言外之意就是說我好高騖遠，一山望著一山高，是個不肯沉澱的人，奉勸我說:在任何一個時代，不管從事何種行業和職業都是從低到高去發展的，大家都是從底層一步步的爬上去的。

　　都是在身經百戰中不斷的提升自我，加上在工作中的勤勤懇懇默默付出才換來的一點點小成就。

　　其實是他們還未完全的了解過我，我也是個不容易的人。

　　我從十七歲便輟學進入社會裡闖世界了，剛開始從事的就是銷售，細數下來也只有銷售工作是我在若乾份工作當中堅持的最長久的一份工作了，滿打滿算已經走了將近五個春秋了，另外的五個春秋，有三年半都在勤工儉學，還有一年半是在酒店裡從事服務生的最基礎的工作。

　　我從事的業務范圍和種類涵蓋:地產、金融、B2B電子商務平台推廣、體育教育、高端水果零售、房屋室內裝潢、建築材料、商會招商加盟，最後的也就是其中乾的最長也最喜歡的至今仍然在從事的這一行當:保健品會銷與旅遊相結合的這一份工作，說白了就是市場營銷人員。

　　跟以前所從事的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出去在大馬路上撒呀黑的跑完全不一樣，這一行是有專門的營銷總監通過邀請顧客參加各種展會在現場進行一對多的宣導，最後進行營銷的。

　　這在銷售行業裡也被稱作為:快銷，也就是以最快的速度以最低的價格一次性把所有有意向購買的顧客全部購買。

　　只有如此才會養的起一家單位乃至於在各個層級的工作服務人員，要不然這是養不起一個龐大的公司和一個人際關系複雜的多元化的團隊的。

　　每個工作人員加入公司的目的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是來過渡的，在小掙了一筆錢以後便跳槽去更高更好更大的平台了，所謂的暫時找個落腳地，反正是管住的，吃飯也花不了幾個錢。

　　有的則是奔著掙錢來的，在社會上廣為流傳著:這一行是暴利行業，甚至在媒體中報道過很多的坑老頭老太的新聞。

　　甚至有老教授現身說法講述自己被騙的親身經歷，文章我摘錄如下:

　　張晉萍曾花費6萬元購買的“頻譜屋”現在成了一家人的“家庭桑拿室”，她無法確定這款保健器械是否有效，但在獲悉它的出廠價只有2萬元後，她對此深惡痛絕。

　　“暴利，毫無底線的暴利。”9月28日，張晉萍在展示過家中仍保留的幾件“大件”保健器械後，告訴PP新聞，過去的19年間，她曾沉迷於保健品，先後花費了40余萬元，一度成為多個保健品公司爭相拉攏的“重點對象”。

　　某一年她生病住院期間，陸續趕來十多名保健品公司的銷售人員對她噓寒問暖，“甚至有人幫我把內褲都洗了。”

　　這樣的“特殊待遇”也曾讓張晉萍感到心裡暖暖的，但她後來發現背後存在的亂象，開始借親身經歷，在自己出版的心理健康類書籍中揭露這些問題。

　　“我不敢說這些保健品全部都沒用，但確實有假貨，真貨當中部分也暴利地可怖。”張晉萍說，有些保健品公司利用老年人對健康的期待，對疾病的無奈以及對死亡的恐懼心理，從老年人手中大肆斂財，這讓她感到厭惡和反感，“沒用的說成有用的，一百元的東西他們能賣到上千元，簡直沒有底線。”

　　“我希望以我的經歷，提醒老年人謹防上當，也希望在未來，保健品市場能夠逐步規范，再也沒有套路和陷阱。”張晉萍說。

　　任何一個行業都存在暴利，比如一些電子產品，以廢品回收的價格把電子元件給回收回去再返廠，最後通過翻新修補再以最新的市場價格上市，其中的暴利更是讓人深惡痛絕， 發人深省，令人發指的毛骨悚然。

　　我就曾經不止一次的買過翻新的手機，當時不知道，回去用一陣子然後突然有一天壞了，拿去修，修理鋪的告訴我:我這個手機是不是換過屏幕和電池啊！

　　我當時大驚失色，怎麽也沒有想到竟然讓賣手機的把我給坑了，還有一次是拿著低配版本的手機當做高配版本的價格出售給我，回去之後才發現，後來不到半年手機店便人去樓空了，也不知道那家手機店到底是坑了多少個像我一樣的二貨。

　　還有就是買相機的那一年，我大概花了四千元的價格回到單位以後通過手機了解價格竟然只要一千五就能買。

　　又一次把我給氣的夠嗆，當時就下定了決心，老子再也不在這吊地方去消費了，不知道在哪條街買過多少東西，幾乎每回都會被坑一次。

　　這讓我心裡是極度的不滿，當時在心裡想道:沒想到在首都這麽大的城市裡還有這麽多藏汙納垢的地方和事兒啊！

　　疫情的發生以後，首都也未曾幸免，只不過這兩年首都的環境已是很好了，就在去年年底又重新回去打了一望，跟首都分公司的領導談了好幾次。

　　我說:

　　其實一切都是和利益相關的，我弟弟陪了我父母二十一年，我隻陪了十八年。我也是想在父母有生之年多陪陪他們，到時候也能獲得更多的支持，這能讓我至少少奮鬥十年，要是我弟弟一結婚我還沒有結婚，以後的利益肯定會大打折扣，我弟弟雖然是個好人，但我不敢保證他將來的老婆就是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