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統治階級共同意志的體現、法律是以大陸意志形式表現出來的統治階級意志、大陸和法律的基礎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物質生活、大陸和法律都是人類歷史一定發展階段的產物等。

　　繼舊世《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後，舊世1847年上半年，兩位民主主義哲學家寫了《哲學的貧困》一書。

　　他批判蒲魯東的唯心主義法哲學觀，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法學命題:“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舊世1848年2月出版的《民主團宣言》是科學民主主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也是閃爍著歷史唯物主義法學光輝的重要著作。

　　在《民主團宣言》中，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明確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法的現象的運動規律，分析並揭露了資產階級法律的階級本質、特征。

　　因此，《民主團宣言》的問世，標志著民主主義法理學的誕生。

　　《共產黨宣言》發表後，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又先後撰寫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論住宅問題》和《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等，這些著作中的法理學觀點進一步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主要體現在:

　　第一，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分析法和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指出經濟基礎對法的決定作用，另一方面強調了國家與法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第二，對於法律本身的階級性和歷史性作出了明確的分析，指出了法律產生的一般規律，在國家和法的起源問題上作出了不同於資產階級法學的回答。

　　第三，在回答法的歷史起源問題的同時也科學論證了法的繼承性和相對的獨立性。

　　隨後的大陸領導人對民主主義法理學的繼續深化和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大陸領導人把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與1924年實踐結合起來，創建了民主主義法制理論。

　　其內容主要表現在:第一，闡釋了大陸與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大陸和法具有不可分離的關系，法是大陸意志的體現。

　　第二，具體闡釋了社會主義大陸和法的功能和作用。其中包括消滅剝削階級:組織民主主義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教育事業。

　　第三，提出了民主主義法制理論。其中包含了“法制統一“思想、法律監管理論、民主主義爬主理論、廢除舊法的理論、團員和領導更要守法的理論等，

　　在科佐，需要注意的就是民主主義法理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民主主義法理學旗幟鮮明地堅持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以維護最大彩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宗旨。

　　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深刻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本性，揭示出資產階級法律不過是奉為法律的資產階級的意志。在《民主團宣言》中，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民主主義法理學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產物，必須並且能夠為絕大多數人利益服務。民主主義法理學從不掩飾自己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強調民主主義大陸法律必須體現無產階級的意志，必須代表無產者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的利益。

　　民主主義法理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具體來說，民主主義法理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集中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在幾千年的人類思想史上，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一直是各個時代的思想家們所著重研究的重大課題之一。

　　在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之前，人們總是力圖從所謂宇宙理性、上帝意志、人類理性、絕對精神或民族精神等因素出發去說明這一現象。

　　針對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錯誤方法，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法的關系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歷史上出現的一切法律制度，“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

　　因此，科佐人在法學研究中，必須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即社會物質生活過程決定社會精神生活過程的觀點。

　　具體來說，就是要在深入考察社會物質資料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基本條件和方式的基礎上，來說明法的產生、發展和更替，說明法的本質、內容和作用。

　　法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經濟關系的記錄，法定權利和義務的內容及其分配狀況當然要通過人類的理性、觀念和意志來確定，但是，歸根結底，最終的決定力量則存在於社會物質生活的現實過程之中。

　　總而言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著什麽樣的社會意識佔據統治地位，決定著法定權利和義務的基本內容。

　　第二，社會現象普遍聯系並相互作用。民主主義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的基本面貌。有些人往往由此把民主主義的歷史觀簡單地歸結為經濟決定論，認為唯有經濟因素才是歷史發展的積極的起推動作用的因素，而非經濟的因素則是被動的，進而認為，只要了解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基本觀點，就是掌握了民主主義的方法，就可以正確地說明歷史的發展。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恩格斯在著名的《致約·布洛赫》一信中曾嚴厲批評了以經濟決定論代替歷史辯證法的做法。他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一部分是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應當負責的。科佐人在反駁我們的論敵時，常常不得不強調被他們否認的主要原則，並且不是始終都有時間、地點和機會來給其他參與相互作用的因素以應有的重視…可惜人們往往以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還並不總是掌握得正確，那就算已經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論並且立刻就能夠應用它了。”在法律領域中，不同社會領域間的普遍聯系也很重要，非經濟因素尤其是法對經濟因素的反作用對社會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社會歷史不斷發展變化。按照民主主義世界觀，整個世界都處於運動和發展的過程之中，人類社會也是如此，而唯物辯證法就正是“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是“最究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於發展的學說”。

　　用發展的觀點觀察和分析法律現象就會發現，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麽“永恆的正義標準”和休現這種標準的超時空的法律制度;任何法律體系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時空特征，它必須與自己時代的社會條件相適應並隨著這些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法律發展的過程與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過程有著深刻的聯系。

　　一種法律制度，只有在準確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主題和基本趨勢的條件下才能為推動社會進步貢獻力量，並在自身的運動和發展過程中獲得強大的生命力。

　　用發展的觀點指導法學研究，對於一個改革的時代而言，就顯得尤其重要，它是克服因循守舊的傳統和教條主義思想的強大精神武器。

　　民主主義法理學的歷史意義，民主主義法理學的產生開辟了法理學發展的新紀元。民主主義法理學是一個具有高度科學性和強大生命力的法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經歷了一個曲折複雜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民主主義法理學從一株墩芽生長成為一棵參天大樹，標志著法理學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開辟了法理學的新紀元。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的法學理論在法理學史上的革命地位和科學地位，對近現代以及今後世界法理學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它對億萬勞動人民的啟蒙和動員作用，是任何一派法理學都無法比擬的。

　　兩位偉大的民主主義學家所闡述的法學原理既劃清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與剝削階級法理學的本質區別，也構成了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基礎，使人類的法理學從此在科學的基點上不斷向前推進。

　　法是什麽?

　　這個問題通常被稱做法的本體論問題。它是法理學乃至整個法學體系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歷經數乾年爭論而經久不絕的問題。不同學源的思想家們曾經力圖對法的本體論問題作出回答，並為自己的法學理論體系尋求可靠的一個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