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沒反應過來，一位身強體壯的警察一把把我拉了過去，遞給我一個口罩:“走，你們兩個跟我走！”

　　走就走，朗朗乾坤，光天化日，還能怎樣！我想著，剛想配合他要走，那位姑娘拉了一下我的衣擺，向我使了使眼色，示意我好好解釋一下，不要跟他們走。

　　我一想到她要被隔離，我要是也被隔離，不就有機會和她相處了嘛，於是裝出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全不予理會。

　　姑娘見我沒理會她，就嘀咕了一句:“腦袋有病！”

　　從火車站出口向右拐，是一個警察值班室，我們被送了進去。

　　正對門口擺了一張桌子，一個女警在登記，見到我們，問道:“姓名！身份證號碼！”

　　我先進去，就答到:“朱小華，”然後告訴她身份證號碼。後來她又問電話號碼，家庭住址之類的，我都一一作答。

　　輪到那位姑娘了。由於忘了問她名字，我就特別留意聽。

　　原來她叫“朱麗。”

　　“名字挺好聽！是你自己改的麽?”我問道。

　　“你是怎麽知道的?”她有些詫異的問道。

　　“朱麗，羅密歐朱麗葉嘛！這麽好聽的名字，不太像那輩人起的名字。你原來叫什麽?”

　　“我說了，你不許笑啊！”

　　“不笑，笑的是兒！”我伸出小拇指。

　　“誰要你這麽大的兒，換個說法。”

　　“笑的是狗，小狗！”

　　“那我說了啊！一言為定啊！不許笑！笑的是小狗！”

　　“嗯，一言為定！”

　　她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的說道:“我原名叫朱娟。”

　　“這也不好笑哇，”我有些不解。

　　朱麗白了我一眼，不理我了。

　　我們登記完，就從警察室出來，然後上了停在道邊兒的一輛中巴車。路上我一直在想，這個名字有什麽好笑的，還值得反覆叮囑不許笑。我嘴裡不停的嘀咕:“朱娟，朱娟，這不是豬圈嗎！啊哈哈哈哈......”想到這裡，我實在有些控制不住了自己，笑得直不起腰來。

　　“你確定這不是送往精神病院的?”駕駛員見我莫名發笑，對送我們上來的警察說道。

　　“不排除這種可能，不過精神病兒也得隔離。”

　　“那是文的還是武的呀?要是武的要不要請求支援啊?”司機問道。

　　“莫得事，你開你的車，莫得事，”送我們的警察拍了拍司機，找了個位置坐下來:“有我在，莫得事。”兩個警察拿我開涮，聊得好嗨。

　　車上原本有幾個人，我們上來後，又送來了幾個人。待坐滿後，就發車開走了。

　　“你這反射弧也太長了點兒啊，小狗！”朱麗不滿的對我說道。

　　恰逢成都重修路面，還有架高架橋的，汽車不僅總是堵，還各種繞道。汽車一路顛簸，開了好久才到隔離的地方。我們依次的下了車，在警察的指揮下列隊站在一個小院子裡。

　　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有點像是來到了一個宿舍。

　　一位穿保安服的大叔從屋裡走了出來，站在台階上，對我們喊話:“你們到這裡來，是按照規定，必須進行隔離觀察。複查沒有問題的，可以離開。有問題的，哪兒都不能去，老實在這裡呆著。趁這個功夫你們跟親人和領導說一聲，報個平安。”

　　於是乎大家都掏出手機打電話，現場似乎炸開了鍋，亂糟糟的。

　　這種事兒我不能告訴父母，

以免他們擔心，就撥通了上司劉穎的電話:“喂！領導！我被隔離了。”　　“什麽！隔離了啊！隔離多久啊?”劉穎問道。

　　“不清楚，這得看情況，如果複查有問題的話就得繼續隔離，沒問題的可以早些走。”

　　“那你有沒有問題啊?”

　　“我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你怎麽被隔離了啊?”

　　“坐火車時我對面那個人被隔離了，我是被連帶的。”

　　“叫你屁娃兒動作快點，去坐大巴車，你非得慢騰騰的，大巴車也沒坐上，這下好了！坐火車！你隔離去吧，最好永遠別回來！”

　　“姐姐！你不要這麽說嘛，不吉利。”

　　“誰是你姐喲！你自個兒表現好點兒，早點兒出來，重新做人！”

　　“個人爬！爬遠些！老子又不是坐牢，鏟鏟個重新做人！”我急呼呼的把她電話掛了。

　　朱麗先和公司領導打了個招呼，然後又給她媽媽打了個電話。好像她媽特別擔心她，似乎在催她回沈陽去。朱麗一個勁兒的說沒有事，然後就是抱怨，說回去後臉上會長痘痘。最後母女倆應該是不歡而散，朱麗也是氣呼呼的把手機摁掉了。

　　說是隔離，也就是把我們和外界隔離，我們相互之間還是可以互相走動，就是不能出院兒。院門鎖著，出不去。

　　自從早上出來，我們還沒吃飯，折騰了半天，我都餓得不行了，午飯吃了不少。

　　我所在的房間裡擺放了四個鐵架床，是上下鋪。考慮到我比較年輕，主動挑了個上鋪，翻了上去。

　　這個房間並不大，睡我們四個人，感覺和大學宿舍差不多，不一樣的就是室友年紀大了些。

　　剛開始來的時候，大家相互之間還有些新鮮感，天南海北的吹牛聊天。我的下鋪是位大哥，來自貴州，目前在成都打工，每年回兩趟老家，他對自己的生活特別滿意。他說:“我在成都，這一年也掙不少，離家也不算特別遠，比去海南強。”

　　“你以前在海南乾啊?”

　　“嗯！在海南乾！海口、三亞，啥都乾。現在海南完了！乾完活一年到頭也拿不到工錢，別說我們拿不到，就是包工頭小老板從大老板那裡也拿不到。那些個房子就爛在那裡了，遍地都是，沒修完，沒有人要。”

　　“那你在成都做什麽啊?”

　　“在成都進廠，比較穩定！”

　　“那你被隔離了會不會被開除啊?”

　　“我問過了，不會。”

　　“那還好，那還好！”

　　我對面下鋪的是一個做期貨的小夥子，平時不主動和大家說話，一有時間就打電話問期貨價格怎樣了。一天，我問他做期貨現在是虧了還是賺了。 他輕飄飄的說了一句:“賺了幾百萬吧。”

　　大家都不大信，認為他在吹牛。

　　直到有一天，他對著手機破口大罵，說他們害他虧了一千多萬，哭得十分傷心！我們才相信了。由於非典的緣故，證券市場也不好過。

　　我手機收到一條短信，是同事發來的一個段子:兩人在餐館吃飯，一人想吃海鮮，另一人勸他，說他病沒好，海鮮是發物，不要吃。他堅持要點，還大喊大叫“我非典，我非典！”於是被人按住帶走了。

　　關於非典的段子開始多了起來，大家都發揮出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各種調侃非典。

　　朱麗和其他三個女孩住一個房間，剛開始的時候情緒還比較穩定，後來就越發無聊了，於是我們就時不時串門聊天，聊以打發時間。

　　這期間，她把我的褲子洗了，要把她的褲子換回去。

　　我說，不行啊，我沒褲子換，把你褲子又弄髒了。

　　朱麗似乎明白了什麽，臉刷的一下就紅了。過了一會人，穩定住了情緒，對我說道:“那你也得把我褲子還我啊！”

　　“那我洗了再給你吧，”我小心翼翼的說道。

　　“唉！算了吧，信不過你，怕你洗不乾淨，我自己來吧。”

　　於是乎就把褲子換回去了。我心裡十分過意不去，每次吃飯的時候碰到她，都很不好意思。

　　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有一天，我坐在下鋪，雙手抓住上鋪床沿，準備來一個翻身上床，不知怎的，床沒穩住，翻了，把我砸在了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