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上小學時，生產隊就解散了，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田地按每戶人頭劃分，我家因大姐出嫁，二哥考上師專，沒有土地外，每個人都分到了田地，但是，僻坡生產隊的土地太少，分到每人頭上的份額也不多。

　　僻坡生產隊沒有山林，但有不少的牛羊，這是大頭，人人都搶，生產隊有個面房，沒人願意要，母親堅決要了下來，就是兩台做面條的舊機器，好在我家房多，街對面有一套房租給了四川搬來的楊伯伯，他家五口人，大女兒拜寄給我父親做了乾女兒。

　　為了開面房，隻好讓楊伯伯家另外租了房。機器就搬進了對面房中，在面房前澆製了一塊水泥地面，在水泥地面上撐起一個四方形的木桁架，木桁架一行行縱向排列。

　　機器壓出的面皮三十公分寬，面皮再通過木槽進入下一個刀口，有寬刀窄刀交換使用，分別製成寬面條和細面條，製好的面條用一根根米把長的手指粗的細竹杆挑起，用剪刀剪斷，然後端出門放在門口的木桁架上曬乾，曬乾的面條再放在案板上切成一把把面條，用紙包好，扎上一條麻繩，就大功告成了。

　　面房生意很好，特別是在趕集天，五天做的面一場就賣完了，母親用賺到的錢添置了幾台新機器，可以打米、打玉米面。另外，母親在我家後院增建了豬圈，用面房出產的副產品麥麩、糠喂養豬，每年可養二十頭肥豬。由於母親精明勤勞，我家成了老街最富有的人家，這為我家六姊妹最後都能讀出來，端上金飯碗，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三哥軒轅忠放學的任務幫母親做面條，我和四姐軒轅玲放學之後的任務就是打豬草，四姐是很勤快的，她還要負責煮飯洗碗，我就比較偷奸耍滑了，每次都是她的背兜裝滿後，再割草來裝我的背兜。其實四姐比我要瘦小得多，母親生她時，還險些病死，我記事中，母親還有一次病危，我們圍在她床邊哭，因為我太小，哭得滿地打滾，還滾到了她的床下，母親後來告訴我，她實在不忍留下我們去死，是苦撐下來的。

　　松山老街，也叫豬市壩，住的幾乎都是僻坡生產隊的人，幾乎家家都認親，多半是遠房親戚，實在是八杆都打不上親的，也得叫公婆叔孃。陳么公就是母親認的長輩，他家住在我家面房的隔壁，他是生產隊隊長，兩家關系原本很好。

　　1966年除四舊時，紅衛兵到處走家串戶，母親膽小，把爺爺留下的板子背到陳么公家藏了起來，這種板子印刷出的“紙火”專供道士超渡亡靈用的，板子雕龍畫鳳，字體雕刻得極工整，大大小小一百多塊，要裝兩壁框，爺爺在三年大饑荒中餓死，因母親識字，板子便傳給了母親。

　　除四舊風頭過去之後，母親去陳么公取板子，板子只剩下一半，另一半被陳么公當柴火燒了，為此，母親心痛了很多年。往後，陳么公看見母親都抬不起頭。

　　陳么公家注定與我家有些孽緣，他家房子與我家面房共用一塊木板牆，因生活拮據，找到母親，把門面兩間屋以五千元的價格賣給了我家，我家面房就擴大了兩間。後又因缺錢，又要父母買他家菜園，他家菜園在我家後院，於是又花了五千買下，擴大了我家豬圈。

　　白紙黑字，手續完整，後因物價上漲，他便感覺吃了大虧，想父母補錢給他，為些兩家鬧得很不愉快，陳么公反覆無常不是一次兩次了。還有就是換田地，土地分包後，母親不想我們姊妹留在家中務農，希望我們能像二哥一樣考出去，我家分的田離家有五公裡，雖是上好的水田，但照看困難。陳么公家的田距家只有一公裡，田頭是我奶奶的墳墓，水源差，會為爭水打架，便與我家換了田，後來，不知為何，他又反悔想換回去，被母親罵了一頓，便作罷了。

　　三哥三歲時就得了支氣管炎，身體不太好，經常咳嗽不止，從小便驕慣了些，學習成績一直不好，在校成了愛打架的刺頭。

　　二哥回來教書後，三哥便收斂了很多，我們下面四姊妹的成績都有了顯著的提升，三哥馬上要中考了，按補課的勁頭還是有很大的希望，不知怎的，大概是我三弟兄都遺傳了父親的忠厚倔強，三哥和二哥鬧翻了，堅決要求退學，怎麽勸都不肯學了，二哥便不再理他，最後勉強隻拿了個初中文憑。

　　三哥待業後，乾不了農活，做面條又嫌累，在家經常和母親頂嘴，母親對他很絕望，他便成了我們的反面教材，二哥當然就是正面教材。

　　那時，有子女頂替就業制度，三哥打的是頂替父親的工作的算盤，可是，父親還沒到退休年齡，就給他找了一個修電機的王師傅，他沒多久便學會了。父親是電工，那家馬達壞了他都知道，給三哥攬了很多的生意，他做起了修理馬達的生意，每月賺的錢比父親工資還多。三哥有了錢，就留個中分頭，穿著喇叭褲，提著收音機在街上蹓躂，大家都叫他二杆子。

　　不久之後，供電所擴招，三哥便被了招了進去，成為了正式工人，成為了父親的同事，因懂電機修理技術，在供電所很吃得開，再沒有那個領導或工人再欺負目不識了的父親。

　　四姐比我高一級，學習成績也不好，並不是她不努力，而是家務都落到了她頭上，每天都很忙碌，在家幾乎沒有學習時間。初二時，四姐夫顏勇與她同班，對她展開瘋狂的追求。為此，三哥便認為四姐成績不好，都是顏勇影響的，便提了根扁擔要去打顏勇，被母親死命擋了下來。 顏勇是智勇兼備，且極勤快的人，周未厚著臉皮到我家，他幫助四姐把我家家務都包圓了，很快便得到了我們全家的認可。

　　四姐的結果還算理想，她與顏勇一同考上了職業高中，顏勇畢業後進了縣化工廠，當起磷礦質檢員，四姐被分到酒廠工作。她在酒廠還沒工作多久，巴義市供電局提供了職工子女進修名額，父親找到供電局韓科長，為四姐爭取了一個名額，四姐便考進了省城的南方電力大學，畢業之後，便在平壩區供電所當了出納。

　　我從小有兩個玩得好的發小，一個叫賀雲，他父親是松山區醫院院長。另一個發小叫姬詳，他父親是松山區郵電局局長，母親總是告訴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有著深刻的官本位思想，對兩個發小的父親也是尊敬有加。我們都住在老街，又是同年級的同學，二哥是我們三個的數學老師，我們三個的成績在松山中學都是佼佼者。

　　我讀初二時，二哥才21歲，數學教得很好，但心智並不成熟，性格又很倔強。我不知犯了什麽錯誤，當著父母的面，他要我跪下，我跪天跪地跪父母，卻不向任何人下跪，他便上來強按，我雖然還小，卻很結實，個子也跟他差不多高，他怎麽都按不下我，就賭氣說再不管我了，怒氣衝衝地回學校的宿舍了。

　　從那以後，我拿自己的前途來與二哥賭氣，學習成績直線下降，特別是數學不及格，我是步了三哥的後塵。中考結果可想而知，賀雲姬洋考上了巴義市最好的三十二中，該中學的升學率曾經連續六屆全省第一，我落榜了，掉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