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每個行業都有它的潛規則......

　在回塢熙的路上，無論羅麗婷怎麽詢問熊欣可，熊欣可一路都沒有言語，反倒是熊欣可的父親熊天勤對羅麗婷不斷的噓寒問暖，這樣羅麗婷非常的不安，好不容易挨到了塢熙，熊欣可直接告別父親道:“我的行李你直接幫我拿回家吧，我跟羅麗婷一起逛街去了！”

　“這熊孩子......你美國回來都不用倒時差嗎?你體力跟得上嗎?”熊天勤帶著責備的口吻說道:

　熊欣可壓根就沒有理會父親，徑直拉著羅麗婷下了車，隨後在一家茶樓裡做了下來。

　“欣可......你快點說呀，這楊玉明在美國到底怎麽了?”羅麗婷剛一落坐，就急不可耐的問道:

　“蘿莉，你喝什麽?咖啡還是奶茶?”熊欣可似乎並不是很著急的問道:

　羅麗婷對於熊欣可顧左右而言他的態度感到不滿，頓時從座位上竄了起來，拍著桌子歇斯底裡的說道:“熊欣可，你到底要怎樣才肯跟我說楊玉明的事情?”這一超乎常人想象的舉動不僅驚呆了熊欣可，也驚呆了在茶樓裡的其他客人和服務員。

　熊欣可連忙拉著羅麗婷坐下，隨後不再隱瞞的說道:“蘿莉，你還是重新找一個吧！”

　這句話雖然沒有直接回答羅麗婷的正面提問，但想必所有的人都能明白，這羅麗婷和楊玉明的愛情應該是走到了終點。但這個時候的楊玉明顯然是不死心，揪著熊欣可的衣襟說道:“欣可......你能說清楚一點嗎?楊玉明到底怎麽了?”

　熊欣可搖著頭說道:“蘿莉，這樣的回答還不能說明一切問題嗎?楊玉明......楊玉明他徹底將你放棄了！”如果說先前熊欣可的回答還多多少少有些隱澀的意味，那這一次回答應該是再也清楚不過了。可是，即便是這樣的回答。羅麗婷依舊不願意接受現實，她拿起手機，撥通了她每天都會撥打的楊玉明在美國的電話，可電話的那端，永遠是用一連串的英文告知羅麗婷:已關機！羅麗婷徹底崩潰了，如果說先前還有那麽一絲一毫的希望，那現在可以說是徹底的絕望。羅麗婷在這場愛情遊戲中，輸得體無完膚，但這一點，不是羅麗婷所看重的。她所看重的是最心愛的人永遠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身邊了！

　只見羅麗婷“呼”的一下竄出了茶樓，熊可欣見狀，大驚，怕其做傻事，連忙跟了出去。追上羅麗婷問道:“蘿莉，你這是要去哪裡?”

　“我去美國！”羅麗婷非常肯定的。帶著少見的悲慟感說道:

　......

　羅麗婷最後成行了。在親朋的幫助下，羅麗婷在三月月底順利登上了開往美國的飛機，關於羅麗婷這一段前往美國的詳情，沒人能知道，但凡有人問起，羅麗婷都是閉口不答。在09年的聖誕節那次。羅麗婷請我去酒吧喝酒了......大家沒有看錯，確實是酒吧喝酒。可以說，羅麗婷在三月底前往美國，到四月初回國。然後接下來所發生的，讓所有認識羅麗婷的人都覺得羅麗婷有了一個極端的變化。特別是在生活作風上，幾乎已經頹廢到罄竹難書的地步了，每天都沉迷於酒吧，買醉、一夜情幾乎成為了羅麗婷生活的全部。這個時候，羅麗婷的父母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原本還指望著羅麗婷的好友熊欣可能幫助羅麗婷盡快走出失戀的陰影，但事實證明不僅無效，反而還將熊欣可牽連了進去。熊欣可為此跟談了將近兩年的男朋友分手。

　在熊天勤的提醒下，羅麗婷的父母意識到帶羅莉婷去接受心理治療的重要性，於是，給羅莉婷尋找一個合適的心理醫生成為了羅莉婷父母的耽誤之極。

　羅莉婷的父母在尋找心理醫生的這件事情上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那就是有些一廂情願。其實心理治療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要讓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去信任給他治療的心理醫生，換而言之:給羅莉婷選擇心理醫生，嚴格意義上是羅莉婷自己的選擇，而不是羅莉婷的父母替羅莉婷選擇。可惜的是，羅莉婷父母曾經跟羅莉婷談過給她找一名心理醫生的事情，但已經非常極端的羅莉婷想都沒想都斷然拒絕了。這就造成了羅莉婷父母只能“趕旱鴨子下水”的勉強一幕。但對於羅莉婷父母而言，實在不知道怎麽樣的心理醫生適合羅莉婷，所以一股腦的邀請了很多心理醫生，當然，他們也通過《心理援助申請》獲得了心理援助的資格，而接手這個案例的人就是我。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羅莉婷父母的時候應該是在2009年的6月1日，很好記的一個日子——國際兒童節，見面的地點就是羅莉婷的家裡，一高檔小區的別墅區裡，非常的氣派。大家請示也應該清楚，對於我們這些在心理谘詢中心工作的人而言，是拿死工資的，跟社會上的那些民營心理谘詢機構比起來，我們的主觀能動性要差很多，那次約好下午一點的見面，我差不多到下午一點十五分左右才到，到的時候，羅莉婷的家裡已經坐滿了人，有坐著的，也有站著的，約莫有七、八個人，進去後，有一保姆阿姨給我端來了一張椅子，讓我先坐著等一會兒，我連忙說道:“阿姨，我過來是找羅莉婷小姐的，我是心理谘詢中心委派過來的心理谘詢師......”那保姆阿姨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就不耐煩的說道:“在這裡的都是心理醫生，我家主人在逐一過目呢，誰叫你晚來的?一個個來！”

　這是哪門子的事情?敢情這戶人家如此財大氣粗，這挑選心理醫生還帶這樣的?你有錢的就不要佔用公用資源呀，就如同打官司一樣的，沒有錢的你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如果你特有錢，那你還申請什麽法律援助?直接把全國最為著名的律師給請過來就行了！而眼下呢?這羅家典型的“站著茅坑不拉屎”。你這裡免費的心理援助申請著，那邊又花大把的價錢給尋找著，這也太不著調了！想到這裡的我頓時站起身來，準備要離開，但轉念一想，不對，這委派的單子上還要申請人簽名，否則這案例還結不了案。於是我返身直接往客廳走，那保姆阿姨見到了，連忙阻攔道:“呀......還是心理醫生呢?怎麽素質這麽低下?連個排隊都不會嗎?”我都懶得跟那保姆解釋。徑直都走進了客廳，見客廳中央正坐著好幾個人在說話，這些人中，男女都有，有年輕的也有中年的。我問都不問，直接對著眾人女說道:“哪位是羅莉婷小姐?”其中有一男一女看著我。隨後問跟進來的保姆道:“阿姨。你沒安排好嗎?至少得一個一個聊呀！”那保姆連連推脫道:“這個小年輕真是麻煩，人來得最晚，還不守規矩，直接往這裡跑，我攔都攔不住！”聽保姆這口氣，想必這問話的一男一女應該是這個屋子的主人。我從其年齡上判斷，想必這一男一女應該是羅莉婷的父母，於是我開門見山的說道:“你們能請這麽多心理醫生，為何還要心理援助呢?這不是浪費公共資源嗎?我這裡還比較忙。你們趕緊給我簽一個字......”“等等，你這是什麽意思?我們確實是羅莉婷的父母，確實替羅莉婷申請過心理援助，既然申請成功了，那你不能等一會兒嗎?”羅莉婷的父親說道:

　“讓我等什麽?你們叫這些心理醫生過來還不好嗎?有些我都還認識的，都不錯，比我好多了！”說完，我就遞上那委派單，準備讓羅莉婷的父親簽字。這時，一旁的羅莉婷母親看著那委派單說道:“喲......蔣凱......挺好的名字，就叫你小蔣吧，我們家裡的意思很明確，就是想組建一個心理團隊，來幫助我女兒盡快走出陰影，小蔣，你看這麽多人等著你，要不你先等等......”

　心理團隊?說真的，由於案例本身具備的**性以及心理工作者的主觀性，所以，幾乎所有的心理谘詢都是推崇的一對一服務，至少我工作這麽多年以來，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個心理團隊去為一個人做心理谘詢的。我能想明白這個問題，想必這些過來“受考核”的心理工作者們也同樣清楚，但為何在清楚的前提下，大家都不出聲反對，反而還都跟著應和呢?我轉念一想，當即明白了，敢情這應該是一單價格不菲的心理案例，誰都想接這麽一個“肥活”，既然可以吃大鍋飯，在利益面前，這些心理醫生都選擇了集體失聲。

　在這裡，我利用這個機會，來抨擊一下我國當下的心理醫療制度。在我國，心理治療分為兩種，分別是門診類和非門診類。所謂的門診類，就是設立在醫院裡，專門單獨設立一個科，這個科室的名稱一般稱為“心理門診科”或“精神類門診類”，為了適應當下的醫療體系的完善發展，有很多的地方還會單獨設立一個專科醫院，一般會稱之為“精神病院”，這類醫院一般會收容一些對社會會產生危害的精神病人，帶有一種限制、強製性質的公立醫院。這種門診類醫院基本上對於一些重大的，需要開“紅色處方”藥物(精神類藥品)的精神病種是可以納入醫保范圍的。還有一種是“非門診類”的，一般就是我們所言的社會上的心理谘詢機構，這些心理谘詢機構，大都是民營性質，自負盈虧，所以，為了搶佔生意，可以說是不擇手段。或許有很多讀者會問:那既然是這樣，那我大不了有了心理問題後就直接去門診類的“心理門診科”看好了，一來屬於醫保范圍，二來還不至於被那些民營機構來“宰”上一刀。其實沒有這麽簡單。如果你有一些抑鬱、消極、暴力傾向等一系列心理上的問題，你可以嘗試去那些“心理門診科”掛個號，看一下。那裡的醫生一聽到你這樣的情況，隨後就把你的號給取消掉了，“保持心情愉快就成。”就這麽一句話就把你給打發走了。為何?你這心理問題夠不上用藥，人家醫生壓根就不會理會於你。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社會上的心理谘詢機構如雨後般春筍一樣，異軍突起，很多大中型城市，如杭州、上海、廣州等地，這類心理工作室遍布各個角落，由於缺乏監管，只要取得一張證書和營業執照就能掛牌經營，有的更是無照無證就開始冒充心理工作者給人做心理指導，這讓整個社會對心理工作者的評價一落千丈。我可以很有把握的這麽說:在國外，從事心理工作者的屬於社會經營。在中國，那就幾乎等同於坑蒙拐騙偷的角色。鑒於這些原因，很多地方上的衛生部門開始著力打造心理工作者的形象工程，這“心理谘詢中心”也就正式的運營而生了。心理谘詢中心的成立，首先在編制上確保了心理工作者的穩定收入。由地方財政撥款。以社區為單位，對於需要心理谘詢的人(尚達不到需要使用精神類藥物)通過所在社區進行申請。然後有社區統一提交到心理谘詢中心。心理谘詢中心根據申請人的申請，分派心理工作者給予心理指導，整個過程都是免費義務的。這藍圖看似美好，但實則還是杯水車薪。其他的不說，就編制這個問題，衛生部門能給你心理谘詢中心多少個編制?滿打滿算。五十個總可以了吧?這五十個編制還要排除一些行政、財務、領導崗位的名額，真正從事心理援助的也就三十個左右，我不用說其他城市，就拿鄔熙市為例。鄔熙市是一個擁有三百萬人口的中型城市，換而言之，三十個心理工作者要擔負起三百萬人的心理健康，什麽比例?1:300000。這個數據能說明什麽問題?我可以很負責任這麽跟大家說:昨天是3月7日，周五，鄔熙市心理谘詢中心收到各社區提交過來的心理援助申請共計241份，心理援助在崗心理工作者13名，如果照單全收，那就是241除以13，平均每位心理工作者要接受將近19份卷宗。如果效率高，那也無所謂，不算多。但一名心理工作者從接受一份卷宗到閉合一份卷宗，需要多長時間呢?根據心理疾病不同，閉合的時間有長有短，但平均下來，也要一個多月才能閉合一份卷宗，如果我作為一名心理工作者，平均每天在每份卷宗上花上2個小時(純粹的理想狀態，約申請人心理談話治療一般是90分鍾左右，但裡面還得涉及到交通時間、等待時間以及其他的意外、突發情況，所以，這2個小時絕對是最為理想狀態下的時間了。)那我一天不吃不喝不睡覺，甚至是不上洗手間，那也頂多能接12份卷宗。我在這裡隻做一句話的總結:時至今日，還有2006年的卷宗沒有閉合呢，至今已經有8年的光陰了。說到底，這衛生部門設立的“心理谘詢中心”也就是一種杯水車薪、無奈、有勝於無的一個雞肋單位，它的存在依舊不能改變中國心理治療制度的落後的現實。

　言歸正傳:我對羅莉婷父母所言的都是“肺腑之言”。但羅莉婷的父母不能理解。依舊一再堅持我應該再等等。我無奈之下，只能對著其他在等候著羅莉婷父母“面試”的心理工作者們亮出了我的工作證件說道:“不好意思，我插個隊大家應該沒有意見吧?”在等候著的心理工作者們，他們的“心理谘詢師”的職稱審核都是由我單位負責勘合，嚴格意義上來說，是他們的監管單位，裡面的很多人我都認識，想必他們也認識我， 對於我這樣的舉動，大家都是點點頭，表示沒有意見。其實他們心裡也明白的很，我這一公辦單位的壓根就不願意跟他們搶這個生意，有人跟他們少分一杯羹，那這樣的“插隊”何樂而不為呢?

　但這麽一個不經意的舉動卻在羅莉婷父母的眼裡視為了一種權威，羅莉婷父母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看來你在心理這一行很有人緣嘛?”他們一說這話，我就知道他們是門外漢，不懂得心理行業的行規，但我也沒有必要去跟他們掰扯這個，我只是淡淡的說道:“你們能夠請他們真的要比申請心理援助要好的多，對於我們而言，對於這心理援助的工作，沒有太多的主觀能動性，而他們就不一樣了！這對於他們畢竟很自己的切身利益掛鉤，所以，於情於理，他們都要為你家的女兒親力親為。為了省去大家不必要的麻煩和時間，請你們在這個委派單上簽個字吧！”那羅莉婷的父親覺得我說的話有道理，點了點頭說道:“行！我來簽掉它，對於這申請不申請的事情，我們真的不是很清楚，都是聽朋友說的，讓你白跑一趟，真的萬分抱歉。”說完，羅莉婷的父親拿起筆，準備要在委派單上簽上自己大名的時候，突然，羅莉婷的母親在旁喊道:“老羅，先等等......”

　〖啟蒙書網∷更新快∷無彈窗∷純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