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周公的地位這麽高?為什麽孔子是至聖先師?因為所有這些思想是在他們的手裡融合發展出來的。

　　儒學最重要的兩個特質，重視教育和史學。

　　教育的偉力是我們現在很多人仍然不夠重視的。你只要想想黃埔軍校對常凱申的意義就明白了。孔子的教育突破了貴族教育的范疇，擴大到平民教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平民教育可以迅速地統一和擴大思想陣地，也可以再更廣闊的生源范圍內選拔更加出眾的人才。可以說沒有重視教育的儒學，就沒有人類最早也是最高效的文官制度。

　　至於史學，現在的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中國人喜歡記錄歷史”，問題是中國人為什麽喜歡記錄歷史?因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史學實際上發揮著對後世政治行為進行規范的作用。

　　商鞅變法，實際上是披著法家的外衣，把從周公、孔子開始的思想革命以制度形式落實了下來。

　　最後到董仲舒以“天人感應”一套組合拳把皇權徹底打蒙了。

　　什麽叫“天人感應”?“天人感應”就是一套造反理論。後世所有的農民起義都能找到“天人感應”的影子。

　　皇帝是天子，而百姓可以用集體的精神力量與天發生感應，從而動搖江山。這個理論的核心是什麽?是最高神權不在於皇帝，而在於百姓。神，也就是天都得聽老百姓的。

　　這是一套徹頭徹尾的造反有理的理論啊。然而被董仲舒包裝後竟然堂而皇之地成為此後歷代王朝的指導思想。

　　什麽三綱五常，最重要的是君為臣綱，你君怎麽做，我臣就怎麽做，你要是昏君，那抱歉，我就是奸臣，甚至反臣。

　　然後再由司馬遷這樣的史學家，把這套政治邏輯以史書的形式固化，成為後世難以改變的標準和規矩。

　　你現在大可以說這一套是腐朽的思想，但是你要考慮時代背景，在漫長的古代，這套思想是最適合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思想，是公元前的《大憲章》《人權宣言》《獨立宣言》，在人類文明史上，最早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平等、實現了一定程度上的約束君權神權。

　　你說超前麽?

　　所以中華文明相當怪異。

　　在全世界范圍內，無神論為主的文明，從古至今，獨此一家。

　　因為資本不需要神，資本討厭宗教，資本需要理性，需要的是不受任何束縛地流動。老百姓也不需要神，神只會說你受苦是應該的，而老百姓從商鞅時代開始就相信憑著奮鬥是能封爵的。所以陳勝吳廣才會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其他文明在漫長的古代是沒有過農民翻身當皇帝的。

　　在全世界范圍內，拚命內卷的文明，從古至今，獨此一家。

　　封建農奴需要卷麽?卷有什麽意義?你讀書再好再有本事你也還是農奴，貴族永遠是貴族。只有中國，農家子弟拚命讀書和其他人卷科舉，能夠實現階層躍遷。卷，才是中華文明最大的仁慈，哪一天中華文明不卷了，那也就意味著卷沒有任何意義了，因為階層已經焊死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也就沒了。

　　在全世界范圍內，保持一塊如此龐大的國土和如此規模的人口的文明，從古至今，獨此一家。

　　前面說過，在古代社會，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帝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為交通、交流的條件不允許。然而中國卻做到了。

　　因為資本的流動成為了最堅固的紐帶，為了方便資本流動，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本不該出現的年代出現了，大運河的工程量，長城的工程量，車馬驛道的工程量，不是一朝一代，而是歷朝歷代都在花費巨資維護，這些古代的高鐵、高速公路，降低了商業貿易的成本，讓人們廣泛地接觸交流。

　　郡縣製的流官制度和科舉製，又讓全國的讀書人成了推廣語言的主力軍。

　　而農業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成功帶來的大量產出，又為養活人口特別是脫離土地的城市人口提供了保障。

　　到歐洲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等學者拚命吹捧中國制度，他們又不傻，恰恰是因為他們看到了中國這一套經濟上的、政治上的制度的超前性。

　　四、“天下”觀

　　中華文明這種極其獨特的狀態，在近代的西方殖民過程中反而成為一種劣勢。因為中華文明過於穩固，形成了輻射東亞、中亞的一套完整體系，這套體系延續了兩千多年，一直運行順暢，遇到的所有挑戰都是來自於體系內的，因此當她一下子遇到來自體系外的挑戰時， 就會變得極其難以適應。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華文明的確是近代西方文明的邊緣。

　　西方文明為什麽在近代忽然後來居上了呢?因為篇幅問題就不展開了，我隻說一點自己的想法，最早的地中海文明是船舶文明，天然需要數學、物理學、地理學、天文學的科技樹。而中華文明是內陸農業文明，更需要的是如何組織好人力進行耕種，因此天然需要政治學、軍事學、組織學、農學的科技樹。在農業為主的時代，後者的科技樹有著巨大的優勢，而一旦到了科學臨界點，前者更容易產生突破。

　　但是中華文明並沒有像非洲、拉美、中東、印度這樣的地方長期沉淪，而是用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1840年-1949年)迅速調整了方向。

　　這其實依然要歸功於儒家思想。

　　儒學從來都不僵化，一直是很講究實事求是的學問。先秦時期主動融合法家思想，秦漢時期主動融合佛家道家思想。“變法”二字不絕於史書，就是儒家擅長於“改革”的明證。

　　從古至今，中國每逢遇到挑戰，一定會有猛男出現，去一個名叫“變法”的政治工具箱裡尋找新的工具，這已經成為了一種慣性思維。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盡管西方帶來的挑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我們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變法圖強。過程很殘酷，但總的來說，依然迅速。

　　而一旦我們調整好了方向，那麽作為近現代西方文明的邊緣文明，或者說是山高縣所說的“蠻夷”，將具有一種“邊緣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