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此楚成王言晉文公，記於《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晉文，十九年流亡、九年在位，城濮一戰而霸。

　　春秋之霸主，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夫差、勾踐。此六人者，以齊桓、晉文為上，因其能興王事而合諸侯，楚莊、秦穆次之，因其威懾諸侯，橫行一時，夫差、勾踐再次之。

　　霸主之功業，因其時而有殊同，因其域而有難易，此齊桓、晉文聲名顯赫於余者之處，亦楚莊、秦穆不可得之由也。

　　晉文之功業已不必再贅述，道義加於身，威德行與天下，諸侯莫能與之爭，霸業傳於後世。

　　今人觀古，一仰前人之功績，再明往來之得失，後悟浮世之因果，能知人、知事。

　　余觀晉文，十九年流亡，五年稱霸，九年治國，可細細說之也。

　　晉文流亡十九年，存其身而行其道，入而得晉國，一在諸侯相助，二得群臣用命，三則聰慧敏達，四有狄女、齊女良善。

　　諸侯相助，謂之禮，失之則致亂，得之則正道。

　　群臣用命，謂之志，為君則謀國，為己則進身。

　　舍家遠國，輾轉數地，其艱難險阻，非寥寥數語，幾頁史冊，所能盡述。

　　神，每過一日必增憂思;體，每轉一地必多辛勞。

　　如此，以十九年之久，情不免淫逸，志不免衰微，困於安居之所，陷於輕奢之享。

　　所謂萬事之行，皆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中。天時不可待，地利不可求，惟其人和，最為可用。

　　諸侯、群臣、狄女、齊女，或為名、或為利、或在禮、或在忠，皆賴文公之名，圖其入也。

　　雖已如此，人和猶在外也。

　　諸事之要系，歸於為君者，其通達則有為，乃至於興;閉塞則疲弱，終至潰亡。

　　獻公薨逝，驪姬、裡克生亂，欲擁立文公，時家國不平而亂未消，君位雖貴，安危置於他人之手，此智者所不取也。

　　離狄至齊，苦難加於身，安逸在懷，如此五年，齊女、趙衰、狐偃合謀，一醉輕車。文公雖怒，言殺子犯，然勢不由己，當知其輕重，群臣用命，不可使其傷也。

　　楚、秦相助，待之甚厚，以諸侯禮遇，故亦報之以諸侯。雖未入，不以身卑其志，不以位輕其言，許三舍之諾，結秦晉之姻。

　　文公其人，才不及偃，智不及衰，兵不及犨，氣節不及介子。入而得晉國，因其臨危而有斷，處變而猶知輕重，得勢而不困於私情。

　　故為君者，當知安危、分輕重、性豁達，如此，縱流亡十九年，亦有時也。

　　既已入，身在其位，所求者無非圖強。

　　內，治其國而安其民，外，揚其志而成其道。

　　首在正名，次在用人。

　　封賞從者、尊王平亂、攻原守信、伐曹救宋，此全為君之信義，奉有道而伐無道，皆正名也。

　　凡為大事者，不可不慮聲名也。因四方之人，皆先聞名而後論利，一人信而百人從，百人用而萬人順，或為禮，或為利，或以身事君，或以弱從強，故得名則得人，得人則得力，得力則事可為也。

　　文公欲強健其力，必用晉人，如親近者，猶五賢士也。

　　君者，威權也，以親近者聚其勢，封親近者固其權，用親近者治其國。

　　既用親近，亦當服眾，一為求賢，二為聚力。

　　內強其力，外合諸侯，以道義立，以兵事霸，齊桓如此，晉文亦如此。

　　齊桓以人興國，亦因失人而敗亡。實人力不可久也，私欲不可縱也。

　　晉文立三軍，設六卿，分將佐，此圖強之法。

　　凡聖君在世，善用人，一在其德，德不亡則人不失;二在其術，恩威在懷，自有施度;三在其法，以製禦人，更替不衰。

　　然其症結所在，君強，則六卿為輔，國亦強;君弱，則六卿為權，國猶強也。累及數代，一國一脈之君，必多庸弱，卿族之士，必有賢能。賴先君之遺德，以庸弱禦賢能，庸弱則有失，賢能則有得，得失之間，君臣顛倒，興衰交替。

　　聖君以製禦國，合於一時，高明超然，後人庸弱，才不能禦國，智不能禦人，則家國必敗亡也。

　　因萬事之要，皆在人也。人有代殊，國亦有別。以不變治有變，則變無窮也;以變治不變，則變有數也。

　　晉文成霸業，貴在知人。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以此知人、知世，方能用人、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