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便於開展愛心工作，應一位熱心觀眾的邀請，2002年10月底樂娃搬到了北京大學4公寓內。我去看她時坐車到清華西門下車，再延著清華南路往裡走一站地，就到了一家名為“燕園”的超市。

　　超市的盡裡頭是書店。愛心人士書店老板無償提供一間小房給樂娃。這間十多平米的房子原本是書店的庫房，現騰出來給樂娃做愛心工作室。

　　小房間沒有窗戶，白天必須開燈，樂娃和志願者將它布置得溫馨溫暖。牆壁上的展板圖文並茂的展示著樂娃不同階段的照片。從“擦鐵鏽女工”到“第一袖珍女歌星”到飾演電影《一樣的人》中的女主角，以及跟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老師學唱歌的留影，還有參加文藝匯演的照片與相關文字介紹。這些照片一張張，一幕幕，猶如電影一般呈現在眼前。

　　房間的牆上掛著兩幅行書匾額。其中橫幅上寫著:即使受到傷害，也要學會愛人。樂娃說這話出自一位北大教授之口。這句話與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德蘭修女所說的:愛，直到成傷。異曲同工。

　　另一幅條幅上寫著:如果一個人認為他所得到的都是應該的，那麽他永遠都不會快樂。常懷感恩之心是人生的藝術，更是一種境界。這兩句關於愛和感恩的語錄成為了愛心工作室的座右銘。

　　樂娃在這兒接受記者的采訪，在此期間，北京電視台《麗人行》欄目組，《大寶真情互動》回訪，中央廣播電視《人物春秋》欄目專訪，以及多家報刊記者紛紛前來采訪。

　　與此同時，附近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志願者也來為愛心工作室獻計獻策。

　　最主要的是，樂娃在這兒接待袖珍朋友的來訪。這裡成為了袖珍人的“快樂之家”。袖珍朋友有本地人，也有北漂族。有的來自市區，有的來自順義，延慶，豐台等遠郊。午餐時雖說工作室只能提供一瓶礦泉水，一份盒飯，但大家都很開心。

　　愛心工作室也是臥室，晚上把折疊長沙發攤開就是一張床鋪。有的袖珍女孩來了就不想走，晚上擠在沙發床上跟樂娃作徹夜長談，傾訴內心的苦楚和願望。有的向她訴說婚姻的不幸，有的訴說就業的艱難。對此樂娃會耐心開導對方或幫忙介紹工作，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

　　我去看望樂娃，有時會趕上袖珍朋友聚會。這些小夥伴跟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差不多高，大夥兒在小屋裡談笑風生。這些滿口童音的小孩都叫我“小寒哥″。我高不成低不就的個頭夾在成人和袖珍人之間，不尷不尬的，因此我反倒羨慕袖珍人有歸屬感。

　　每次去看樂娃我都興致勃勃的，回來時卻邁不開腳步。時常是人走了，心卻仍然留在了那間溫馨的小屋。猶如家長牽掛孩子一樣，我時刻牽掛著樂娃。我擔心她一個人出門是否安全，擔心她吃得不好，擔心她晚上一個人睡在書店是否安全，擔心她害不害怕，擔心她半夜會不會從沙發上掉下來。樂娃十六歲出道，在九十年代初就走南闖北巡回演出，她的自立自強遠遠超過我，其實這些擔心都是多余的，但我仍然不由自主的為她牽腸掛肚。

　　有一次我去看她，她說她頭疼。她有兩個毛病。一是牙疼，一是頭疼。她是兒童體質，每天要保證十個小時的睡眠。她睡覺認床，以前演出每到一個新地方，兩三天后又得換地方。長期睡眠不足，落下了牙疼的病根。

　　另外，樂娃的器髒容量跟四五歲孩子的器髒容量差不多大小，每過45分鍾至一小時就得上一次洗手間。巡回演出坐長途汽車不能多喝水，演出時為了不上洗手間也盡量不喝水，實在渴了才抿上一小口，長此以往，就落下了頭疼的毛病。

　　這天樂娃說頭疼，她躺在沙發上要我為她拍拍頭。我坐在小凳子上輕輕的拍著她的頭。她皺著眉頭說:“不是這樣拍的，這個手法不對！”說著她捏著我的手作示范，教我拍哪個部位，怎麽個拍法。不能拍得太實，不能用巴掌實實在在的拍下去，這不是拍頭，這是打頭，會疼的。要把四個手指並攏了微微窩著，用力均勻，就跟打拍子一樣，要拍得張馳有度富有彈性， 富有節奏感。

　　說來慚愧，一個拍頭，一個撓癢癢，這兩項技巧我練了十來年，都還沒達到她的標準。她因此說:“唉，真沒辦法，這人太笨了！”可我的確沒辦法，做這種技巧性太強的工作，實在是找不到感覺。

　　那天中午她躺在沙發上，閉著眼睛睡了。我盡量按照正確的方法，一邊輕輕拍著她的頭，一邊默默的打量著她那張稚氣未脫，卻顯得疲憊又滄桑的臉，我的心隱隱作痛。她的臉龐如同她的命運一樣，既是個孩子，又是成年人。她要用一雙穿著“9”號童鞋的腳去走成人的路，她要用孩子的雙肩去承擔成年人的重擔。

　　我不知該怎樣分擔她的重負，因此有時我會對她說如果能讓她獲得幸福，哪怕讓我付出生命，我也心甘情願。她反對我的這種想法。她說愛是為了讓人更好的活著，而不是放棄生命。她說我太悲觀。

　　相對來說，其實死亡反倒比較容易，站在樓頂往下縱身一躍，一了百了。而活著，尤其是活出真實的自己，比死亡要難得多。但凡在困境中選擇逆流而上的人都是勇士。這點跟樂娃比起來，我自愧不如。我之所以會產生為愛情獻身的念頭，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深感自己力不從心，想逃避現實。

　　那天我為樂娃拍著頭，等她睡著後，我站起來背上書包，打開門，輕手輕腳的走出去再轉身帶關上門。在關門的那一瞬間，我在門縫裡又看了看她。

　　那天我回石景山後，樂娃在電話裡打著哈哈說:“哈哈，光頭，你這個大傻瓜走的時候眼睛都紅了，我都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