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1年出生的。也就是說我今年53歲了。也就是說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整整枉活了53個年頭了。

　　像這樣的不眠之夜在我的生命中是再正常不過的一種生活常態。

　　今年53歲的我，我的家庭，我的收入，我的財產，我的能力，我的親戚朋友，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麽的不協調，我就是一堆不和諧因子的組合。

　　我是一個窮人，一個卑微的人，一個毫無所謂的人……然而，這一切也阻止不了我混跡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不管如何，我離垂暮之年已不遠矣。

　　不管是在懵懂無知的少年，還是在熱血沸騰的青年，或者在苦苦掙扎的而立之年，或者在枯淡心境隨遇而安的不惑之年，我就像一個徒步旅行大中國的流浪漢，誰都只能看到我衣衫不整形容枯槁的外在形象，旅途中的困頓，夕陽西下的落寞，朝陽每一天升起時心底產生的就像一年四季的氣候一樣準時來臨的希翼，暴風雨中的恐懼無助，荒野中的孤獨憂傷……一切的一切，只能是辛酸自知，誰能理解得了，共鳴得了?

　　九一，二年的四川農村，像我那樣的家庭，從學校裡走出來，唯一的出路肯定是出門打工的，家裡每人分得的那兩分薄田還不夠自己的一日三餐。像我這種年紀的農民工，誰也不會忘了那些年出門打工的艱辛吧。火車上的乘客像地窖紅薯一樣碼了一層又一層，身軀與身軀之間沒有一絲透風的空隙，上廁所的人誰都只能原地蹲下就地解決，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農民工上火車時的景象，密密麻麻數不勝數的人頭從候車室蜂擁而出，劈劈啪啪的腳步聲勝似千軍萬馬奔騰而過，大家都拚命地奔啊跑啊，一到火車邊，擠門的擠門，爬窗的爬窗，警察揮舞著警棍沒頭沒腦地打向那些爬窗的民工，像打豬狗一樣，卻無濟於事，誰也阻攔不了他們要趕上此趟火車的決心，奔命的農民工比逃命的難民還要心急如焚。在找工作的路上，忍饑挨餓是家常便飯，餐風露宿也是稀松平常，幹了活拿不到工錢，給了無數次職業介紹費依然找不到工作的事情比比皆是。禮拜天一個人去哪裡玩，如果你衣服或者褲子口袋裡有裝著紙幣的跡象，那你不小心在公交車上就會遇到幾個小偷死死地圍住你，把你全身上下裡裡外外摸索個遍。在上下班的路上，在人際稀少的時候，被搶錢搶包搶貴重物品的現象見慣不驚。在那些白貓黑貓咬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年代，像我這樣循規蹈矩，膽小怕事，面容猥瑣，身材矮小瘦弱，又剛剛踏出高中校園大門的偏遠山區的小農民，我病病歪歪的，從來沒有乾過體力活，又患有嚴重的社交恐懼症，像我這樣的人，面對那種社會大環境，其身臨其境的感觸可想而知是一種什麽樣的可悲的社會小醜！

　　盡管我讀初中的時候也經常逃學，可是這一點也不影響我的學習成績。初考的時候我們班50幾個同學，應屆生就兩個上了中師中專線，我是其中之一。畢業考試成績上了中師中專線的同學，初考的考場被設在縣城的中學裡，考試的前一天必須坐汽車去縣城住旅社。那一回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坐汽車。我們鎮上離縣城有80幾公裡，我家離鎮上有20幾公裡，我要早上早早走路去鎮裡，然後在鎮上坐汽車去縣城。我暈車，在縣城下汽車時我站都站不穩了。帶隊老師扶我去住旅社的。第二天早上我的頭還是暈乎乎的，我起床時別的同學都已經走了，試卷發完了我才剛找到我的考場位置。第一天考的語文數學，那一天我都沒吃飯，平時我的語文數學成績是最好的，可那一次我語文才考62數學才考82，除了語文數學，其余科目全部是滿分或者99，98。那時候農村裡成績好的初中學生通興考中師中專，我們那時都還沒聽說過“大學生”這個詞，也更不知道大學生長什麽樣子，初中也沒有任何職校可考，d我們鎮裡十個鄉，11所初中，去城裡初考的只有20來個人，跟著一起的還有各村小學的民辦老師，他們去考公辦。那一次我們鎮去的20來個人中，應屆生考上中師中專的好像只有三四個，我就隻考上了縣一中。我們那個班五十個應屆同學，隻考上了兩個重高一個普高，其余的都回家務農了，有錢的家庭就去複讀。我們家沒錢讀高中，我母親叫我去複讀一年再考中師中專，我去學校問，學校校長告訴我，人家做夢都想去讀重點高中，你考上了還不去?現在教育局規定不允許複讀了，我就只能去讀高中了。那時候適逢我大姐再次回到我們家躲計劃生育偷生第三個女兒，我去縣裡初考的路費住宿費餐費全靠我大姐的支助，我第一學期讀高中的學費也是我大姐給的。在縣城讀高中，每學期的書學費，每個月的生活費，回家的往返路費，這些是我最感頭痛的事情。為了節省路費和避免坐汽車，高一下學期開始，我每次放假回家多半是靠步行。第一次步行回家我從早上八點走到晚上九點，走到最後腳實在邁不動步了，偶然從黑暗中看到前面有一個村裡人的背影，好想他能背一下我，或者緩下腳步等等我伴我同路回去，可是我不敢呼喊，怕他會嘲笑我的貧窮，這麽遠卻要走路回家，我也不能加快腳步趕上他，他的背影很快就從前面消失在黑暗之中了，我的腳底板甚至都不敢挨地了，小腿肚像負重了千二八百斤重一樣，一點也提不動，稍一抬動，就像要被活生生地扯斷一樣地劇痛。那時的我根本不明白讀書的目的是什麽，像我這樣的人讀書應該是為了什麽，我就單純的覺得讀書就是讀書，能為了什麽呢?我的主觀能動性僅僅局限於對於校園生活的樂趣，我從來沒有想過通過讀書我要改變什麽，我要達到什麽目的，我的生活就沒有什麽夢想和目的。讀初中，我心中想的就是逃學路上的趣事，和閱讀瓊瑤陳凱倫那些人寫的言情小說，古龍，梁羽生他們寫的武俠小說，自習課上，我都能和同學編一本言情小說或者武俠小說了，我從來沒有為了提高學習成績而做過任何程度的努力。讀高中了，人一天天長大，思想變得越來越複雜，自己家庭的貧窮，大生活環境的殘酷和現實，個人見識的短淺，思想的單純，個人身體素質的不健康等等因素導致了我記憶力衰退，上課精力不能集中，學習成績也就直線下降了。那時聽說所有大學都開始實行自費生了，就是北京大學也要教書學費住宿費生活費等等，更重要的是大中專學生不再分配工作。像我這樣家庭的孩子，家裡一貧如洗，父親是村裡人眼中的那種有點傻傻的形象，母親是那種有錢有勢的人最為鄙視的神婆，我如果考上了大學，我怎麽拿錢去讀呢?讀出來又去哪裡找工作呢?而且，當時的高中生考上大學的機率小的很，我們學校的兩三百個應屆生能考上十來個已經很不錯了，我們那一屆應屆生才考上三個本科，幾個專科，還有幾個中專，所謂的升學率都是複讀生，我又哪裡有錢去複讀呢?所以，當我學習遇到困難時，我就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態度，我從來不想去弄懂那些我搞不懂的學習難題，反正我是上不了大學的，學不學的好有什麽關系呢?讀高三的時候，我在外打工的二哥給我寄了幾個月的生活費，後來他就逢人便誇:我這一生一世都償還不了他對我的恩情！我的嶽父聽見的時候直接質問我母親:他問，你倆老幹嘛去了，需要靠老二把你小兒子養大?讀初中的時候，中午是在學校蒸飯吃的，菜是從家裡帶去的鹹菜酸菜，那時侯的農民要給提留款，要賣公糧統購，我家經常是入不敷出，我家的三個哥外出打工又從來不給家裡交一分錢，只是問我媽要路費，要學技術的錢，我大哥沒學技術，可是他娶老婆是我媽一手操辦的，我二哥學了裁縫，我三哥學了醫，我們家就我一個人讀了初中又讀高中，其余三個哥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讀了個初一，我比我三哥小四歲，我讀初中開始他們就都輟學了，然而我家依然有很多時候無米下鍋，特別是每年春天，那真是青黃不接的季節，大麥開始黃了，我媽就去摘了大麥穗，在石臼裡把麥皮去掉，煮大麥米吃，小麥黃了，就去弄小麥米飯，而後就是煮小麥糊糊，有時候煮麵粉疙瘩，有時候煮麵，玉米熟了，小麥又沒有了，就只能煮玉米糊糊煮玉米粉疙瘩，在水稻沒有收獲之前，我家基本上是吃不上米飯的，在家裡一日三餐吃什麽沒人知道，可是學校裡每天中午必須都蒸米飯啊，盡管我母親絞盡腦汁為我準備了大米，可是依然有很多時候米缸空空，沒米蒸飯的時候，我就只能烙兩個麥餅放在書包裡，中午放學後找機會溜到學校後山一個人藏在樹林裡偷偷地吃。讀高中的時候，我體重才90幾斤，一學期吃不了兩回肉，我的錢不夠吃米飯和面食呢，哪裡能買菜吃啊?更糟糕的是，我們班裡50來個同學，有三十幾個是城裡的，他們走讀，剩下的十來個家裡也都是他們鄉裡有頭有臉的家庭，有家長當老師的，有家長當醫生的，有家長當幹部的，有家長在供銷社的，有家長在信用社的，就是沒有一個家長是老實巴交的地地道道的農民，城裡的那些同學的家長來頭也不小，和我關系要好的幾個人，他們的家長有一個是農行的副行長，有一個是供銷科的科長，有一個是畜牧局的局長，有一個是中學校長，他們父母有單位的，高中一畢業，不想複讀的工作和職業都是現成的，從學校一回家就可以到單位上班，我很多時候都是靠我的室友接濟過日子的，他們下晚自習了拉我去吃宵夜，禮拜天拉我去城裡看錄像，請我去飯館裡吃飯，他們從來不讓我給錢的，那時候我就主要靠那些時間打牙祭，我在學校食堂幾乎沒有哪天吃飽過。高二下學期的時候，學校裡把四個食堂全部承包給了個人，那時候學校食堂的工作人員都是屬於單位正式員工，每個月領國家固定工資的，食堂承包給他們過後，他們為了提高效益，就都請了一兩個臨時工，我的室友上廁所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臨時工，他們每個月每個人偷偷給他25塊錢，他們每天都去找那個臨時工打飯打菜，他們要麽不給錢，要麽拿5塊錢的當20塊錢找回來，我的室友把我也拉去給那個臨時工認識了，叫我以後就找他打飯菜，那以後我就能吃上肉了，能吃飽飯了。我高中從學校回到家，我眼見不能複讀，想去當兵又不知道征兵的具體時間，具體情況，在哪裡報名，就只能跟隨我二哥去打工，可是我沒有路費錢啊，我關系要好的幾個室友都去單位上班了，有一個農村的在信用社上班，有一個城郊的在縣工廠上班，有一個城裡的在農行上班，還有一個在工商銀行上班，還有一個室友父親是鎮中學老師，他哥是衛生局的科長，他想去當兵，他父親不讓，就在城裡給他開了個藥店，還有一個幫忙看家裡的飼料店，我去信用社的室友那裡以他的名義貸了100塊錢的款，我家那年種小麥才得以有錢買肥料，我也才有路費跟隨我二哥一起到福建打工。我從來沒有出過遠門，面對人生的第一次抉擇，我沒有任何目標和方向，也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更不用說什麽豪情壯志，我有的只是對異地他鄉的驚恐和畏懼。在鷹潭火車站，一個掃垃圾的老頭用掃帚把莫名其妙地定定地指著我，把我嚇得渾身哆嗦。在火車站廣場上，幾個拉客的人直接拖走了我的背包要我去坐汽車，那架勢純粹和搶劫沒有任何分別。那時我的二哥留著一頭長發，穿著一條黑色的喇叭褲，一件紅色的背心，一副二流子的模樣，他趕忙去幫我把背包奪了過來，一邊用四川普通話呵斥道:搞啥子?這卡卡還明搶啊?然後他把我拉到一邊，告誡我說出門在外要把胸膛挺直了，不要縮頭縮腦的，要不誰都要來欺負你。我二哥性格張揚，愛吹牛說大話，愛自我表現，身上沒有二分錢卻生死要強裝大老板模樣，他說他那次回家是為了替老板招工，他讓我替他寫了好幾張招工啟示，他一個人去周圍四處鄉場上閑逛了好幾天，那時結果一個人也沒有找到，我們去到他做過的服裝廠時， 他竟然連我也無法安置進廠。我的性格和他截然不同，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我那時一無所能，也沒有任何社會經驗和社會閱歷，心中也沒有任何奮鬥方向和目標，更不用說是信仰夢想希望那些，我擁有的唯有覺得自己處處比人矮一大截的自卑，所以，我怎麽可能改變我縮頭縮腦的形象呢?在福州晉安區那個保姆站，在那地方有老板來現場找工人，有找保姆的，有找建築工人的，有找作坊幫工的，也有找車間工人的，在那馬路邊等找工人的老板來對接工作不需要職業介紹費，我去那裡五六次也是一無所獲。別的農民工一看見老板模樣的人遠遠走來，一百來個農民工立馬蜂擁而上，把老板圍得水泄不通，可每次來的老板就只要那麽幾個人，像我這種性格這種體格的農民工怎麽可能擠得到老板的面前去?當時的我連稱呼有錢人為“老板”也覺得分外別扭，總似乎叫不出口，因為我讀書讀傻了，總覺得我們這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前身，我們這個國家只有像雷鋒那樣的人才會受到全社會人們的尊敬，而“老板”這個稱呼我當時覺得是稱呼那些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在現實社會中混跡幾年之後，我才明白書本上描述的和實際社會生活中其實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如果你沒有錢又沒有權，那你活得還不如一條狗。那時的我一無所有，裡裡外外徹底一無所有，我在福州街頭四處閑逛，我和一條流浪狗真的是毫無分別。

　　就算是現在我已經53歲了，我感覺自己活得依然像一條被人廢棄在垃圾場的流浪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