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帶詔”事件，可謂是一樁歷史“迷案”。

史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稱接受獻帝密詔，與種輯、吳碩、王服、劉備等人密謀誅殺曹操，事敗，除劉備之外，其余皆被曹操處死。這件震動當時漢朝朝野的大事，是漢末三國歷史走向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曹操借此一舉鏟除了漢廷中幾乎所有的反對派，從而完成了對大漢話語權的掌控，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帝國“代言人”;而長期蟄伏於曹操羽翼之下的劉備則據徐州反曹，由此正式與曹氏集團決裂，並拉開了曹劉兩家幾十年“決鬥史”的序幕。

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事件，各路史家在敘述時卻產生了相當的分歧。而分歧的焦點，就在於漢獻帝究竟有沒有授予過董承等人討曹的“衣帶詔”。因此，關於“衣帶詔”的真偽，一直都充滿了爭議。那麽，“衣帶詔”事件的真實性究竟如何?那封所謂的“討曹詔書”，究竟存不存在呢?

上圖_劉協(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即漢獻帝

史書用字的推敲

我們先來看正史在談及這一事件時的描述:

“(建安)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種輯受密詔誅曹操。”(《後漢書?獻帝紀》)

“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三國志·蜀書·先主傳》)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可以看出，《後漢書》在記載此事時的用字十分肯定，“受密詔”三字直接點明董承等人接到了漢獻帝要求誅殺曹操的密詔。然而，在《三國志》和《資治通鑒》中，作者下筆卻顯得有些含混不清。前者一個“辭”，後者一個“稱”，都表示董承只是自己聲明得到過討曹密詔，但其是否是由獻帝授予則未作論斷。

上圖_董承(?～200年)，字號不詳，冀州河間人(今河北省獻縣)人

我們知道，史學家在作史時，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客觀、寫實地還原史事。受其所處時代、輿論和政治形勢的影響，即便是再秉筆直書的人，其作品也難免會被打上鮮明的“環境烙印”。

《後漢書》成書於南朝宋時期，而南朝宋的統治者恰恰以漢室後裔自居。南朝宋時有一部著名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其中就滿是對曹氏集團及曹氏父子的各種明譏暗諷，著名的“七步成詩”便出自於此。在這種大的輿論氛圍下，《後漢書》所持立場也就可想而知:曹操受封魏公、魏王，無論是程序還是事實進程上，都有來自獻帝明確的廷議、策命和詔令。

但范曄在《後漢書》中均記載為“(操)自立為魏公”“自進號為魏王”。很明顯，范曄就是要用這樣的表述，來抨擊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貶損曹魏政權的合法性。而在成書早於《後漢書》的《後漢紀》(東晉袁宏著)中，便表達了和范曄完全不同的意思: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後漢紀》卷二十九)

上圖_《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

可見，就“衣帶詔”這件事來說，筆者認為《後漢書》作為史料的參考價值不比上《三國志》。要知道，司馬光的治史態度之嚴謹是世所公知的，其組織編纂《資治通鑒》的目的，就是要寫出一部對治國平天下具有深度借鑒意義的“帝王之書”。

因此後世學者普遍認為，從對真實性的追求這個角度來講，《資治通鑒》在傳統史書中已經做到了極致。而在選擇“衣帶詔”的相關史料時，司馬光摒棄了《後漢書》之說，而取與《三國志》相似的措辭，其對“衣帶詔”真實性的態度由此可知。《三國志》《資治通鑒》以含混不清的用字所表達的，其實就是認為所謂“衣帶詔”，是董承自己“炮製”的，與獻帝無關。

上圖_《三國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

當事人的證據

當然，前文所述的通過對史料用字的推敲，並不足以作為有無“衣帶詔”的決定性證據。那麽，這一事件的當事人有沒有留下什麽蛛絲馬跡，以使我們能夠看清事件的本質呢?

我們知道，這種“衣帶詔”，是不可能留下來的。假設其真的存在，董承等人事泄後，出於自保或保護獻帝的考慮，首先要做的就是銷毀此詔;即便其沒有被董承等銷毀而是搶先被曹操獲得，那麽此詔明顯不利其實施“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所以在處理完董承等人後，曹操也是要銷毀這封詔書的。而參與此事的人，除曹操外，均被處死;曹操自己對此事的論斷或說法，自然也不能讓所有人，或者說至少讓那些心念漢室的人服氣。

董承已死，曹操的話又不能信，那麽還有誰的言行可以用來斷定“衣帶詔”的真假——當然有，那就是在這一事件中躲過曹操屠刀的劉備。

上圖_曹操(155年-220年)，魏武帝

無論是《資治通鑒》裡的“與劉備謀誅曹操”，還是《後漢紀》裡的“承與劉備同謀”，不難看出，劉備是這一事件的一個主要參與者。因此假定真有這麽一個“討曹詔書”，那麽作為“受詔反曹”的骨乾，劉備肯定對詔書的內容一清二楚。

然而翻遍現有史料，在所有和劉備有關的對話、書信、奏表中，尤其是在關於其討賊、伐曹的言論中，竟找不到一絲劉備對詔書內容的引用。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劉皇叔標榜的政治主張和用以積累人望的口號便是滅曹興漢，獻帝給予其討曹的詔書便是最具有利用價值和象征意義的政治資本，如果將其內容公之於天下，一來可彰顯曹操脅迫天子、無人臣之禮的罪惡，二來可號召天下心存漢室的英雄豪傑與其共襄反曹大業，這對於劉備日後的事業可謂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終劉備之一生，他也不曾說過有關詔書內容的隻言片語，這就很難令人信服地認為獻帝的“衣帶詔”是真有其物。

上圖_劉備(161年-223年)

另外，後來劉備自立為漢中王時，雖然提到“(臣)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三國志·蜀書·先主傳》)，但卻沒有提到“衣帶詔”。

要知道，如果真有獻帝所賜的“衣帶詔”，這便等同於得到皇帝的授權，是實實在在的“奉辭伐罪”，不但可以極大地削弱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效應，更能夠彰顯自己反曹行動的合乎天理人情。

然而即便如此，劉備在最需要這道“衣帶詔”的時候，卻沒有任何表示(連說個假話聲稱自己得到過也沒有)，“衣帶詔”的真實與否可見一斑。

上圖_董卓(?-192年5月22日)，字仲穎

客觀環境是否允許

從當時的客觀環境來說，獻帝確有一定的除曹動機。建安五年時，漢獻帝已經19歲，早就不是當年被董卓把玩在手心裡的那個小孩。面對曹操的擅權，心智已經逐漸成熟的獻帝肯定是不滿的。而在獻帝的身邊，也聚集著一批類似董承、劉備這樣的反曹分子，他們或心系漢室，或不滿大權獨歸曹操，都有欲和曹操“鬥一鬥”的想法。

而且考慮到當時袁紹佔據青、幽、冀、並四州，韓遂、馬騰佔據涼州，劉表佔據荊州，劉璋佔據益州，孫策佔據江東，袁術佔據淮南，曹操的勢力還沒有到後來那種“此誠不可與之爭鋒”的程度，所以這在客觀上也可能給獻帝反曹注入一針強心劑。

上圖_袁紹(?-202年6月28日)，字本初

但是，獻帝並不是個像高貴鄉公曹髦那樣的愣頭青。《後漢書·獻帝紀》記載:“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複朝請。”可見，面對怒氣衝天的皇帝及環列於殿宇間的虎賁衛士，即便是曹操也會汗流浹背。

如果獻帝就此命武士直接擒殺曹操，又有何難?但是，在擒殺曹操後，這個局面怎麽收拾，就太難太難了。憑當時獻帝的力量，不可能直接接管曹操的地盤，曹氏舊將勢必會推舉出一位曹氏繼承人，進而舉兵反叛;而當京城出現權力真空時，四方諸侯也必定蠢蠢欲動，難保不出現像李傕、郭汜那樣直接帶兵入京、繼續挾持漢獻帝當傀儡的人。

上圖_李傕(?—198年)

所以，獻帝一定明白，無論能否殺曹，自己都很難擺脫受製於人的命運。那麽在這種情況下，他會不會詔令董承、劉備等人帶兵勤王?且不說董承、種輯、王服等人手中的兵馬本就有限，劉備更是在襲殺車胄佔據徐州後才略微有了一點抗曹的資本。所以，除掉曹操後如何掌控後曹操時代的政治局勢，獻帝是沒有準備的，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想過。如此，他又怎麽可能一紙密詔就讓幾個將軍去密謀除掉權傾朝野的當朝第一重臣?

所以，筆者認為，通過分析現有史料，所謂漢獻帝的“衣帶詔”，其實應該是不存在的，它大概率只是董承等人的自編自導而已。退一步說，即便真的有，乃至於董承等人“奉辭伐罪”宣告成功，也不過是引發一場與“李郭交兵”一樣的大動亂而已。

作者:林森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後漢書?獻帝紀》、《三國志?蜀書?先主傳》、《獻帝起居注》、《後漢紀》卷二十九、《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2]饒勝文《大漢帝國在巴蜀:蜀漢天命的振揚與沉墜》

[3]呂思勉《中國大歷史》

[4]田余慶《秦漢魏晉史微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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