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慶藥棧讓人砸了，霍元甲明白是衝著他來的。

　　“農先生！你看我連累你了。”

　　“不見得吧。再說了，和英雄交朋友也得有別於普通人吧！那麽多人跟著你，為啥不跟著我?那是英雄眾望所歸！”

　　霍元甲覺得農勁蓀說話不和莊稼人一樣，自個乾的那些事兒，就是打個抱不平。與農勁蓀交往後，經常充耳英雄這英雄那。霍元甲說了句:

　　“我淨紿你幫倒忙！”

　　農勁蓀說:

　　“你救了那麽多人命，我壞這點東西算個啥。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明天你帶人去買新的吧。”

　　馬田說:

　　“這會兒時興銅元，買這些東西得花不少錢。”

　　農勁蓀說:

　　“買的起、買的起……前幾年八國聯軍把天津搶了個淨光，袁世凱來了弄出銅元來充市，天津的經濟徹底完了。”

　　沈帳房說:

　　“聽官府哩人私底下說，鑄銅元讓袁世凱賺大了，銅裡摻進鉛，都快成鉛元了，成本很低，一塊銀元換一百塊銅元，總鑄幣的利潤袁世凱就賺了一半多。”

　　晚清經濟史料顯示:袁世凱接手天津第二年，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凱的哥哥袁世敦及袁世敦的妻弟張鎮方二人，借袁世凱大權的蔭蔽，在天津弄了個“籌款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一斤煙、酒征稅十八文，一斤鹽加價六文，隻這兩項，在天津一年就刮了二百萬兩白銀。除這兩項之外，還有在史料中沒查到具體征收數據的“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印花稅”、“硝稅”、“漁業稅”等，這些名目到底收了多少錢，那就只有袁大人和他的兄弟們知道了。

　　社會的美妙是人的精彩演繹，像地方戲一樣，各個地方都有，但不會相同，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江湖，那就更是不同了。

　　袁世凱兄弟鼓搗的這些苛捐雜稅是怎收上來的，涉及各行各業，各種營商形式。列強開辦的工礦企業除外，國人的商行、店鋪、妓館，小到地攤買賣，遊走小販，在天津，看看混混兒在袁大人的兄弟紿他們搭的這個戲台上，是怎著上演的吧。

　　霍元甲最初在天津城讓人記住他的，正是與混混兒打的這種交道。

　　農民作家晨曲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小南河人，他寫過《霍元甲》小說，對霍元甲的身世很了解，他在解釋霍元甲的真實經歷時，這樣記敘道:

　　“光緒二十年(1894年)臘月，年關將近，霍元甲為了兌換點過年的錢，一連幾天，他挑著柴火到天津衛去賣。那時，衛南窪的莊稼人日子過的很苦，農忙時種地，冬天農閑時，便弄一些農產品去天津衛變賣，以補充生活。賣柴是很多人都乾的事，天津衛人口多，做飯取暖基本上都燒柴火，需要量很大。霍元甲挑著柴火，到天津衛西門外的西頭彎子去賣。生意還未開張，便有幾個混混兒前來干涉，向他要‘過肩錢’、‘地皮錢’。兩個人沒說上幾句，就口角起來，一個強要，一個不給。混混兒習慣了欺人耍橫，哪願忍下這口氣，罵罵咧咧地脫掉羊皮襖，朝霍元甲撲去，想用混混兒的看家本領——拚命，嚇唬這個莊稼人。霍元甲見混混兒撲來，一搓步，閃在一旁，對方撲空，摔了個嘴啃泥。混混兒弄巧成拙，當眾出醜，更加惱怒，飛起一腳朝霍元甲胸膛踢去。霍元甲紋絲不動，一伸手，便抓住了混混兒的腳脖子，往前一拉，向後一推，一撒手，混混兒摔了個仰面朝天。

這個混混兒爬起來，二話不說，一溜煙跑了。不大功夫，他找來了一幫同類，有十幾個，各自拿著刀槍棍棒，前來報復。霍元甲見此陣勢，抽出他挑柴的扁擔，馬步一站，等到那十幾個人圍上來，他左突右捅，前掃後掄，只聽見一陣風聲乎乎，混混兒手裡的刀槍棍棒被打飛了不少。混混兒不敵霍元甲，又去叫人，一會，來了四十多名混混兒，把霍元甲團團圍住，霍元甲把扁擔往膝蓋上一磕，折為兩截，一手拿一截，迎戰混混兒……”　　這是甲午戰爭賠款、《辛醜條約》簽訂之後庚子賠款、袁世凱沒來天津之前的事。時過境遷，此時，混混兒再收費，可不是收霍元甲那個時候的數目、價目了。

　　生意人來到天津這個大買賣場掏金，腳踏入後，不是被防不勝防的荊棘扎到，就是被腳下的攬繩絆倒。都是混混兒給他們製造的麻煩。混混兒隨意加價加碼亂收錢，他們有尚方寶劍，又有衙門這張大旗作虎皮。他們甚至成了名符其實的“官人”，替政府“執法”。

　　甲午戰爭後，大清給日本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的賠款，《辛醜條約》簽訂後，中國給列強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的賠款，這是洋人玩轉的國際江湖;袁世凱主政天津後，他弄的銅元，他兄弟們弄的“籌款局”，這是大清國的江湖;混混兒堂而皇之的收錢，這是天津的江湖。江湖演繹的目的，其落腳點簡單又明了，就是金錢、權利。錢與權這兩個東西，是夫妻檔，交合在一起，無法分離，鬧離婚是錢權的平衡失常了，雙方會去找更心儀的人，再交合在一起。雙方對對方需求的強烈欲望永遠無法分開，只能交合地越來越緊，最終變成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操縱江湖的把柄。社會再精彩粉呈、眼花繚亂，仍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幕後錢權合一的手柄操縱的。

　　常人看得見的是，快餓死的人賣孩子的錢，混混兒蓋虎、陳七要拿去將近一半。常人看不見的是，蓋虎、陳七拿去一半快餓死的人賣孩子的錢後，交到腳行，腳行再把混混兒收的快餓死的人賣孩子的錢一半上交到袁世凱兄弟的“籌款局”，一半自個悶下。

　　非常人都看不見的是，蓋虎、陳七拿了人家快餓死的人賣孩子一半的錢，不交給腳行，自個拿著錢交到“藍扇子”裡找洋娘們去了。這就是江湖的玩法，看誰玩的精彩。這種精彩裡頭，讓蓋虎弄得與“黃面虎”扯上了。

　　混混兒的手一伸， 不管你是誰，乾的啥買賣，就得把錢交上，不交?要命還是要錢，自個看著辦吧。

　　蓋虎朝思暮想的“藍扇子”，他向老鴇收錢嗎，只可惜“藍扇子”不在他的地盤上。

　　“籌款局”擱在天津，算是找對了地方，有混混兒這把好幫手，錢趕得他們像上緊了法條的偶人，沒日沒黑的奔著想著收錢。

　　袁世凱在天津刮了多少錢，史料上找不到答案，但從他在老家購買的土地來看，可略知一二。HEN省彰德府、汲縣、輝縣等地，袁世凱擁有良田四十多萬畝，那才真叫田連阡陌！

　　眼下，農勁蓀感到生意越來越難做，經營藥棧還是按他父親先前的套路乾，從山區及江南運來中藥材，在天津這個水旱碼頭向外批發，日複一日的這樣做，獲利很大。霍元甲的後人提起往事，都說霍元甲在天津討生活時，在大藥材商農勁蓀那裡乾的時間較長。一句大藥材商，道出了農勁蓀生意的規模。但是，這種僅靠資本周轉，買進賣出的生意，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中是可以持續的，此時，大清的天已經變了。農勁蓀是民族資本家，他的處境只能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袁世凱一類代表封建強權的夾縫中求生存。這個時候，農勁蓀再像他父親那樣經商，不對路了。不想維持現狀，要麽投靠洋人，要麽依附官僚。農勁蓀是同盟會的人，他不會那樣乾，但生意還得做，這是一份家業，也是他在北方乾革命的落腳點。農勁蓀直接感到了政治與經濟上的雙重壓迫。這就不得不說說大清國的天是怎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