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後的暑假，撕掉教院錄取通知書的舒松林變得有些百無聊賴。

　　偶爾坐在院壩的台階上聽聽二伯的梁祝《山伯訪友》，是因為像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是畢業就分手。

　　松林看透了所謂的愛情，又實在是不會開篇就寫出男女豬腳的卿卿我我。

　　偶爾會想起小學六年級同班，初中同班的張芳芳，坐船春遊神農溪燕子遷溶洞的時候，山路崎嶇不平，勇敢的土家小小男子漢牽過她的手。

　　得了肺結核又留了一級，在巴一中97香港回歸得前夜，歸還了《語文基礎知識手冊》以後，就沒有以後了。

　　這不是畢業就分手，這是還沒發芽，萌芽中就深埋心底了。

　　舒家村象兒雅三面環繞，面朝神農溪落葉壩，樹木蔥鬱，空氣清新，鳥語花香，唯一缺點是可用耕地少，也是特點的是卡斯特地貌，盛產柑橘茶葉。

　　靠山吃山，農架大多是舍不得燒煤炭取暖做飯，上山砍柴存農架灶膛的燃料，順便放羊三五隻，過年殺豬熏肉，河裡打上幾條河鮮，有魚有羊，就是難得的人間美味。

　　鄉村教育不好好讀書的小孩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不好好讀書將來坐辦公室搖筆杆，就等回來撈‘三斤半’。(毛鐵鋤頭)

　　舒松林不是不太會種地，而是根本沒下過地挖田，所以三斤半的短鋤柄，是有些吃力的。

　　父親早早的去學校給學生上課，母親趁著天剛蒙蒙亮的時候天氣涼爽，下地打早(早農活);

　　松林的任務就是將養趕到屋後山坳，煮午飯燒開水，下午會出去割草砍柴看羊吃草。經常帶本書，砍柴累了，就躺在松柏林下，青石板上，頭枕書本，仰望青天，就睡著了。

　　放的羊，解開了繩，也就真的成了放的羊了;跑到鄰居家的菜地偷吃，被喊:’大學生喔，你的羊放到哪裡了?‘

　　母親從對面山上的坡地跑回來山坳，氣不打一處來。

　　寂靜的山村，透過為數不多走出過大山見過世面的人，不斷傳來些消息。

　　誰在哪兒搞副業(農閑打短工)，誰有在哪兒下了海(公職人員辭職自謀職業或者經商);

　　最熱鬧的要數舒躍進，讀了施恩財校學了會計，本來已經吃上財政飯，折騰豬鬃廠，柄把廠(公有製)均已失敗告終。

　　與舒榮紅，舒榮燕姑姑她們去溫州皮鞋廠不同的是，舒躍進選擇了‘停薪留職’去建福省廠裡打工。

　　最早的職工下崗產生於1987年的勞動合同製改革。當時的人數很少，情況也很複雜，大多帶有自願的性質，比如有的自己開始嘗試下海、有的女工在家帶孩子、有的脫產學習等等，待遇也是自己與企業協商，有的沒有什麽補貼，有的還要向廠子裡交一些錢。

　　下崗職工問題最早出現於1990年代初期，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

　　90年代中後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突顯，並且引起社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中國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是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的一種客觀反映。

　　2、其歷史根源在於以往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統包統配的就業制度。

　　3、是重複建設、盲目建設的直接後果。

　　4、是企業經營機制深層次矛盾的突出反映。

　　5、是科學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上世紀的中國經濟在80年代迎來了最為劇烈的裂變，由最初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對中國人而言是挑戰也是機遇，有人抓住機遇實現華麗轉變，也有人被時代的洪流所裹挾，逐漸淹沒在改革開放之中。一方面，以經濟特區為例子，經濟發展紅火，大量的工廠、企業建立，吸引了大批的外來務工人員，創造了就業機會，發揮了人口紅利的優勢。深圳、廣州無疑是創業者的天堂。然而另一方面，計劃經濟時代下的國企職工卻面臨著失業的危機。

　　在90年代，中國迎來了一次全國性范圍的下崗潮，主體人群以國營企業的工人為主。在六七十年代，國營大廠是數億農民追求夢想的起點和終點，能夠成為國企職員那就是一輩子不愁吃喝了。

　　那時的大廠和現在的工廠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從福利上看，這些國營大廠其實和獨立的王國差不多，可以滿足一個人從生到死的基本需求，廠區內設有食堂、電影院、醫院、澡堂、宿舍、學校甚至還有娛樂運動場所。而且這些都是可以報銷的，不用員工自己出錢。每一個人的工資待遇也是很不錯的，比外面的普通職員要高的多。

　　從員工的對工廠的歸屬感看，那時候的人們對工廠的認同度很高，每個人都兢兢業業，知道自己是在為整個國家做貢獻，幾乎是把廠當成自己的家。同事之間也是親如兄弟，所有人凝成一股力量朝著一個目標出發，不僅如此這還是個子承父業的職業，因此，每個員工的幸福感也很高。現在的工廠嘛！萬事朝錢看，談感情傷錢。

　　社會在進步，私企、外企逐漸佔領中國市場，這些新興企業相比於國營沒有那麽多的負擔，也不沒有那麽多人情要考慮，只要考慮錢就好了，他們可以雇傭廉價的勞動力，甚至開“血汗工廠”，而且十分現實，能給公司帶來收益的就留下，不行的就走人。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這些企業不斷壯大，已經威脅到了國企的生存空間。

　　又不巧的是碰上了金融危機，國企連年虧損，債台高築。為了拯救這個局面，大部分選擇了犧牲一代人，通過拍賣、承包等方式，將國有中小型企業轉為民間經營，一家家企業集團成立，工廠改革破產。上千萬的職工被迫下崗，而此時他們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最難熬的時期。

　　這些下崗職工年紀都在四十歲左右，文化水平不高，初中畢業已經屬於上等了，而他們從十幾歲開始就進入工廠，其他的技能也不會，下崗之後無疑是淪為最底層的哪一類人。

　　被時代拋棄的這一代人，只能乾著最辛苦的活拿著最少的工資，過著最卑微的生活。1999年，一份對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80%-90%的下崗工人只能進入社會職業聲望較低的傳統零售、服務業或者臨時就業崗位。相比於男性職工，下崗女性職工就更為艱難，他們統一面臨的問題是子女的教育費用太重，有病看不起、養老沒著落、沒住房等最基本的生活問題。樂觀點的，繼續蠅營狗苟的生活，說不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重新闖出一片天地;

　　有人會問，難道國家沒有補貼嗎?有，不多而且從上到下，這一環節中能撈油水的地方也多，真正發到職工手裡的錢大打折扣，即便能解決一時的需求，終究是治標不治本。

　　在計劃經濟時代，他們是衝在建設的第一線，曾是國家和人民的驕傲;在90年代他們卻淪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這確實是個難題，不好評說。好在這些老工人目前都已經進入退休養老狀態了，盡管退休工資不高，但畢竟每年都能漲一些，相信這些老國企的退休員工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的，國家也會盡力幫助他們的。

　　作為一個歷史現象，下崗工人出現的起止時間較為模糊，具體數字難以統計，學界比較一致的觀點是，下崗工人在30年改革開放的中期出現，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國企改革向縱深發展時期。其間，每年下崗工人人數都維持在700～900萬之間。

　　根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相關統計，中國歷年累計的下崗職工約3000萬。從地域分布看，下崗職工主要集中在老工業基地和經濟欠發達地區，東北三省佔25%;從行業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

　　多年來，國家高度重視“下崗工人”問題。1998年出現“下崗”高峰之後，國家著力建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全國實施的兩期“三年千萬再就業培訓”計劃中，共有2000多萬人參加了再就業培訓，使1680萬人實現了再就業。

　　與此同時，要求各級政府把“再就業”做為“民心工程”來抓，各地開始將企業裁員逐步依法直接納入“失業保險”或城市“低保”，並積極推進“再就業”工程，使“下崗工人”這一特定人群正逐漸消失。

　　伴隨中國經濟轉軌的進程，“下崗”這一充滿過渡意味的詞匯終於淡出了歷史舞台。

　　松林哥的親堂弟舒偉，才初中畢業，一是成績稍差，再者二伯榮恆為了保全女兒東芳繼續求學上高中;

　　遺傳漁家寨外公家族身高基因的堂弟舒偉， 一米七五，人高馬大，在南方的小山村，尤其顯眼;有力氣也能乾活。

　　舒松林仍然改不了白天砍柴，晚上在煤油燈下秉燭夜讀的習慣，村子裡日落而息，全村安靜的只剩下雞犬相聞;松林房間的燈光常常底通宵不眠，如饑似渴的瀏覽一切只要是能找到的寫在紙上的文字。

　　經常是日上三杆，村民已經在地裡勞動半晌，舒松林才咿呀推開笨重而高大的厚厚木板門。

　　‘唉，大學生！’

　　鄰居們搖搖頭。

　　二爹舒榮紅(姑姑)，從溫州皮鞋廠打工了幾年，嫁出去的時候，風風光光的塑料大皮箱，用背簍背著的嫁妝，娶親送親隊伍長長的。

　　(對，就是大家日常出差用的拉杆箱)

　　燕么爹舒榮燕(么姑姑)帶著身高馬大的舒偉正在坡裡挖地，都在討論計劃這出發溫州鞋廠打工的時間，要準備多少路費。

　　‘燕么爹，也帶我去溫州唄！’

　　隔著橫槽，舒松林卑微的喊著求道。

　　‘舒偉幫我乾活是一把好手，舒松林乾活路不得行，我不帶你克溫州哦！’(土語:去溫州)

　　松林不知道如何往下接話。

　　盼望著兒子能讀書成人的母親，在遠遠的山坡聽見對話，輕輕歎了一口氣。

　　正在看報紙的舒松林，被二伯的‘施恩晚報’中縫一段文字深深的吸引了。

　　突然有人驚呼，松林他媽喝了農藥。

　　什麽?

　　‘我不帶松林去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