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是嘉靖元年春天離開京城的，他是第一個拿到那直奏密匣的人。

　但這兩年多以來，王守仁並沒有用這密匣向皇帝建言任何關於國事方面的意見。朝野之中雖沒忘記王守仁這個人，可他丁憂期間確實很低調。

　現在他突然將很厚的幾卷大部頭送到了京城。

　在嘉靖朝第一個被廷杖的朝臣剛剛出現之際，在皇帝從張孚敬之請令禮部集議孔子祀典的背景下。

　這幾卷書，還是有關實踐學與辯證法。

　現在所有知道這事的人都想知道那幾卷書寫的是什麽內容。

　王守仁何許人也?

　其他功績是一回事，關鍵問題他是心學如今的宗師人物。

　文華殿辯經，當時皇帝沒去，被理學請入京城的幾個大儒那是真的都被辯倒了。

　在學問方面，王守仁自然更加稱得上是當世大儒。

　現在他對號稱由陛下悟出來的實踐學及辯證法是如何看待的?

　張孚敬眼熱地看著擺在禦案上的那幾卷書。

　朱厚熜笑道:“就只有這一套，伯安手稿。待朕先讀完，也命人先謄抄數套出來，給你送一套去山東。”

　張孚敬連連點頭。

　他去山東，需要這個。

　“王督台既將之成書，自然大益陛下實踐學、辯證法之傳習。若能刊行四方，必大益新法！”

　雖然不知道內容，但王守仁既然能在丁憂複官後直接去就任江西總督，自然不可能是反對如今新學問之人。

　陛下天、物、人三理的闡述，尤其是實踐學中知與行的關系，許多本就似乎受了王守仁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啟發。

　張孚敬說完這句話，反倒更加希望能盡早看到內容，因此說道:“陛下，臣不如晚幾日再啟程吧?在京中正可再辯數日，幾日之內，當能再謄抄出一套吧?臣在去山東路上正可研讀啊！”

　朱厚熜也沒想到王守仁這幾卷書來得這麽巧。

　丁憂期間一心鑽研學問，到了複官時拿出來，也算是回歸的一個宣言吧。

　王守仁雖然是回鄉丁憂之後才知道朱厚熜提出來的這些新思考，但他沒有公務在身，時間精力都是最充足的。

　宅在老家，除了朋友偶爾去拜訪時要接待一二，其余時間他都能專心研究思考這些新東西。

　朱厚熜聽張孚敬這麽說，拿起下面幾冊就對黃錦說道:“先安排下去，把後面四卷謄出來吧，朕讀完第一卷再換著謄抄。茂恭，那你就先在京城暫留五日，屆時應該可以帶著書卷啟程了。”

　“臣謝陛下！”

　張孚敬也並不想就這麽快離開京城，王守仁的書給他提供了一個好機會。

　在京，首先自然有更多時間去拜訪一下其余朝臣和朋友。他的短板就在於資歷，官場的積累是很薄的，如今全靠皇帝給的機會。

　許多人對他必然是羨慕嫉妒恨的，擱在正德朝，自然就是幸進之臣。

　為此，張孚敬其實要會做人。

　其次，這些拜訪，包括在影響力最大的朝堂中樞參與辯論，都是展示張孚敬學問、口才的機會。

　廣東新法的推行細節，也是許多人願意請教的——將來推行至全國，功勞都在這些經驗裡。

　張孚敬沒在宮裡多跟皇帝套近乎，雖然這其實很重要。

　但他知道，皇帝是信重欣賞他的，而欣賞他的點自然不是他會拍龍屁，而是他會辦事、能辦事。

　現在皇帝可能比他還更加關心王守仁寫了些什麽，不要耽擱陛下讀書。

　這實踐學可是陛下提出來的！

　果然，張孚敬剛離開禦書房，朱厚熜就拿起了那第一卷開始看。

　既然進了宮，張孚敬自然順道去文淵閣拜會一下閣臣。

　蔣冕、毛紀都去了地方，孫交留在了湖廣但仍是閣臣身份，文淵閣中的閣臣現在是首輔楊廷和，次輔石珤，而後便是楊潭以及新補入閣的原工部尚書李鐩、原都察院左都禦史張綸。

　在原來的朝堂秩序裡，像李鐩和張綸這樣位置的人是無論如何不可能一步到位直接入閣的。

　可是如今國策會議才算是真正核心，只要名列其中，在內閣還是在六部倒不算區別太大了，所以李鐩和張綸才有這樣的機會。

　文淵閣裡，其他人聽說了張孚敬可以多留幾日，先是聊了聊廣東推行新法的一些細節，而後話題就又回到眼下這孔子祀典的大辯論之中。

　“那王汝梅搬出太宗之例，茂恭轉述汪宣之那一問，反倒不好辯駁之。”

　楊廷和歎了一口氣。

　汪鋐問孔子如果是王，陛下以天子之尊該怎麽祭拜?

　王汝梅說朱棣當年還嫌祭祀孔子之禮三拜不夠顯尊重，要四拜呢。

　祖宗做得，你做不得?

　張孚敬聽楊廷和歎氣，笑著說道:“閣老過謙了，只是這話，閣老不方便講罷了。倒是孚敬凶名赫赫，不妨直言。”

　石珤等人瞅著張孚敬，感覺他倒是以“凶名赫赫”為榮的模樣。

　想起他在廣東的手段，眾人不由得訕笑著問:“如何直言?”

　張孚敬冷然說道:“太宗靖難，其時藩王仍舊手握重兵，朝野有多少人妄議大位法統?太宗四拜，為的是什麽，誰不明白?若有人非要援引此例，那豈非也暗喻陛下得位法統仍舊不明?”

　楊廷和定定地看著他。

　沒錯，永樂皇帝做過的事，嘉靖皇帝卻不肯做了，若要巧妙一點駁斥這個問題，這個法子是最簡單粗暴的。

　朱厚熜並不避諱去點評自己祖宗的是是非非，這一點從他當時評價弘治中興，而後又辦了迎景帝入廟一事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但如果點明朱棣四拜孔子是為了邀天下讀書人之心，那麽難道意思是如今的皇帝已經可以不那麽在乎天下讀書人怎麽想了?

　目的只是借衍聖公的影響力去更有效率地打壓阻攔新法的那些人，而不是真的要棄天下讀書人而不用。

　在座也沒有一個人真的不尊敬孔子。

　這件事，主要還是立規矩，新法和新學的規矩。

　“若這樣去做，恐怕不能令人心服口服。”楊廷和說了一句。

　“孚敬在廣東，多的是心口不服之輩。”張孚敬淡然說道，“然則治國安民，除了禮，還有法。陛下專設提刑司之意，孚敬現在是體悟更深了。”

　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心服口服嗎?不存在的。

　他說完這一句又笑道:“陛下不是說了嗎?矛盾是恆在的，主要矛盾先解決。”

　楊廷和感慨道:“茂恭精於實務，果然體悟更深。如今主要之矛盾，確實便是仍有人因私利而阻新法。這祀典之議也好，地方官員借新法之名擾民害民也好，都只是其表，不是其裡。”

　“正是。不然，陛下為何要言陰阻新法便視同謀逆?”張孚敬儼然快刀出鞘的氣勢，“新法為的是富國，向來言富國便是開源節流。如今，新法反倒許多處都還是加大支用，難道就不能言節流了?而天下祀孔之儀靡費多少，算一算就一清二楚。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子在天之靈若知兩千年後華夏子孫竟因敬之祭之便一年需支用如此多的錢財，耗費如此多的人力，其心能安否?”

　這又是孔子說過的話。

　在座的沒人不清楚這句話。

　但辯題的根本在於，如今尊孔是出於政治需求，是皇帝要用這種方式來收攏天下讀書人的心，所以祀孔之典規格越來越高。

　隨著辯論的深入，論點肯定會深入到這個層面，反對之人也一定會去強調削減祭祀規格、降低諡號會令天下讀書人認為皇帝實則是不尊儒家，離心離德，教化不彰，天下大亂。

　從立場出發，他們本來就不會服、不肯服，哪怕禮要節儉是孔子本人說過的話。

　楊廷和凝眉深思片刻就說道:“是非曲直自在人心，青史必會如實留下今時今日之事。茂恭，我要謝伱。新法與廣東卓有成效，犬子書信中，已有廣東百姓感念陛下愛民，體諒我等苦心。此茂恭之功，請受我一拜。”

　“閣老謬讚了，此皆陛下寬仁愛民英姿決斷、閣老們籌謀讚畫之功，孚敬不敢受。”

　張孚敬回著禮。

　參策是整個大明最核心的人物們，而參策中的閣臣也個個都資歷頗深、門生故舊遍天下。

　張孚敬得到了楊廷和的肯定與敬重，隨後就慨然說道:“夫子尊王號，可並不曾顯得我儒門更顯要。有唐七迎佛骨，徽欽自稱道君，宋孝宗更言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釋道二家聲威日隆。程朱陸等先賢引釋道二家巧思，各有理學心學傳承，如今雖尊夫子為王，但天下百姓誰不是儒釋道三家教誨皆遵行一二?”

　楊廷和等人繼續聽著他的見解。

　這一點直指追尊孔子王號其實並沒有讓讀書人的地位變得更高，讓儒家禮法的教化行走得更遠。

　在民間，老百姓確實是都信一點。道士怎麽說，和尚怎麽說，儒家禮法怎麽規定，他們為求心安或者為了避免太個性，大多都會去遵行。

　那張孚敬現在準備說什麽?

　只見他侃侃而談:“孚敬於廣東，體悟最深者便是百姓之艱。若能讓百姓因此饑有糧、寒有衣、居有屋、不畏災禍，那麽教化何難?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士紳假尊孔而謀私利，言教化而忘百姓，南轅北轍矣。”

　“孚敬於陛下學問最為歎服者乃是明物之理而資以人力。聽聞山西、陝西試種洋薯，如今諸省清整水利，皆是明物之理而資以人力，使有數之田收更多糧食。君臣一心行的是煌煌大道，使百姓衣食足、倉廩實，這才是真正尊儒。天下有不明此理者，皆不明儒門經義、心無百姓蒼生之輩，可稱盜儒、匪儒。”

　“假儒門之梯謀一己之榮，劫天下資財忘先賢教誨，與盜匪何異?重定祀孔之典，正本清源爾！數典而忘祖，其可乎?陛下尊夫子為先師，悟實踐學而治國平天下，可謂衣缽未絕、推陳出新！自嘉靖三年起，尊孔之正道，便是研習新學、厲行新法、忠君用事、治國安民。有功於國、有功於民者，方可稱尊師重道！”

　眾人目瞪口呆。

　張孚敬的意思是，把皇帝說成孔子真正的衣缽傳人?

　是不是能“合法”擁有儒籍，以後要看是不是忠君、有功?

　如果天下都研習新學問，天下讀書人都是皇帝的弟子。在儒門禮法之內，敢不敢不尊師重道?

　張孚敬必須要對他們說這些話。

　王守仁的觀點已經來了，王守仁必定也會有一番高見。

　楊廷和他們不見得沒有思考，只不過他們所處的位置，他們過去思維所受的束縛，容不得他們亂說。

　但張孚敬沒有顧忌，他當官才三年呢。

　他也有著在廣東一往無前的氣勢。

　至於為什麽是在這裡說而不是在辯駁的時候說，因為這裡的人才是根本。

　因為新學問是皇帝提出來的，新法實則是皇帝決意要主持的。

　所以，如今無非只是一些守舊不甘之人垂死掙扎罷了。

　將來，是新學問與新法的天下。面前有五人，他們誰也不能抹滅掉這些觀點出自他張孚敬。

　朱厚熜還不知道張孚敬剛剛發表了這樣的見解，張孚敬也不知道，此時的禦書房內朱厚熜看著那《實踐學與辯證法之考》第一卷目瞪口呆。

　只能說，嘉靖朝真的是猛人雲集。

　用詞雖然不一樣，但是王守仁的領悟，切中根本了。

　他本身就講究知後便行，從行中致良知。他的觀點裡，本身就有實踐決定認識的意思。

　只不過，他過於強調每個個體認知的不同，因此過度拔高了“知”的作用，變得有些主觀唯心。

　但在朱厚熜提出物之理，把知解釋為格物致知是知物理之後，王守仁說這樣不對。

　知，應該是既有物理之知，也有人理之知。

　實踐，從來是既離不開萬物之理，也離不開人倫之理。

　累累青史有證，從無百代不移之學，也無萬世不變之法。這原因，便是萬物之理雖不曾有變，然一朝一代， 這人一直在變。人與人，國與國，天時地利人和都各不相同。

　這種情況下，哪裡談得上物理之知、人理之知皆有一個顛撲不破的明文?

　求道之難，皆緣於此。

　也不知道他是怎麽想的，但他在老家丁憂的這兩年多時間裡，終於從不知道多少先賢典籍、史冊與皇帝這些新說法裡提煉出了一句新的話。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謬，行之便明。真知有時而變，行而驗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為一時真知。

　落在朱厚熜眼裡，這自然是那句熟悉無比的話。

　實踐決定認識，認識指導實踐。沒有永遠不變的認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王守仁就這麽能悟道嗎?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