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這個人的名字很有個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別號叫王船山)說過: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

　　宋神宗的出場，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瀾壯闊起來了。

　　當然，也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給一代文豪的煉成造就了適宜的土壤。

　　半個月後，得知英宗皇上駕崩消息的蘇軾兄弟一行，正在夔州雲安縣(今重慶市雲陽縣雲安鎮)一個叫燕子龕的地方題字流連。

　　當時這個叫燕子龕、又稱下岩的地方有個僧人，曾勸蘇軾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蘇軾三十二年的生命歷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惡見止”，對他而言實在是小菜一碟。這種些微小事，也被蘇軾記在了當天的遊記中流傳了下來。

　　當蘇軾兄弟載喪歸蜀的船隻路過豐都縣，該縣平都山最高頂有座的漢時始建的仙都觀，隨父出川時，遊覽過此觀，仙都觀又名白鶴觀。

　　丁母憂時返蜀，由於走的是陸路，史書上關於此次歸蜀的路途記載極少。但此次回鄉丁父憂時，是官家派船護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過一些名勝古跡時，一行人也可借觀覽之際上岸稍事休息。

　　當蘇軾泊舟仙都觀所在的山下之時，有一道士還曾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找到蘇軾，以求辨別真偽，很可惜蘇軾也莫之能辨，隻好建議道士再見到後來人路過時多多請教，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道長您總會遇到識貨之人的！

　　這段時間，蘇軾忽然收到許安世的書信謝啟，得知小許對自己青眼相加，一時間也感到受寵若驚，趕緊回了賀啟。賀啟中一邊慶賀許狀元車馬旌旗之召，一邊還得與許狀元來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劍之悲。

　　許狀元字少張，雍丘(今河南省杞縣)人。

　　與許狀元同科及第的進士，還有蘇軾少時就有過交往的彭山縣老鄉楊從。楊從，字存道。另外還有:

　　方蒙，字達源，桐廬人。

　　伍昊，字及籍貫無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蘇老泉靈柩在二子的專心護送之下，順利地抵達了故裡眉山。

　　到家之後，把父親的靈柩安厝待葬停當，蘇軾就開始著手撰寫爺爺蘇序的行狀。

　　行狀，稱“狀“，是敘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跡的文章，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志或史官提供立傳的依據。

　　“行狀”這一稱謂如今已不多見，它有點類似於今天對某尊長的回憶性文章。

　　蘇軾翻閱了老家裡父親此前的藏書，發現了父親以前沒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跡的記錄，結合自己十二歲前關於爺爺的回憶以及鄉親口中的評價，先把祖父的行狀補充完整，然後給曾鞏上了一道簡，求其為祖父撰寫墓志銘。然後托同科進士鄧錧，將自己完善過的行狀交給曾鞏來作為參考。

　　在家鄉守製的這段時間，蘇軾結識了剛剛卸任眉州丹棱縣的縣令趙庾(字成伯)，趙庾在蘇軾家鄉臨縣丹棱縣任縣令期間，頗有政績，極為百姓稱頌。後來，蘇軾出知杭州時，與趙庾來往密切，直到蘇軾出知密州時，趙庾又成了與蘇軾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長官，通判起輔助、監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兩者之間雖有品秩之差別，但互相並不隸屬。說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於監督知州的。

　　但是，蘇軾卻與趙庾很能合得來，蘇軾心直口快，與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別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誣陷。但趙庾也是一位沒有城府、心胸曠達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為公的趙庾自然就成了蘇軾長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蘇軾在弟弟蘇轍得自河朔(古時候泛指黃河以北的地區)的《蘭亭》摹本之後，勘誤了一些舛誤及錯別字，又發表了一些對《蘭亭》的看法。

　　蘇軾認為，《蘭亭》的真跡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態與筆法各有不同，這與當今的研究觀點如出一轍。另外，蘇軾還認為《蘭亭》的意境方面的亮點是曠達自然，而後來的摹本都難以企及，別說後來的偽作與仿品了。可見，書畫的作偽在蘇軾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了。

　　此時，勝相院的惟簡前來，求蘇軾給他主持的寺院寫一篇記文。

　　惟簡俗性蘇，眉山人，蘇軾的同族遠房後人。所以，據蘇軾文中所說，惟簡是一位精明敏銳、勝過常人的僧人，當惟簡用佛門長老慣用的話術——比如常常把話題說的空虛玄遠以防敗露，而一旦敗露就會把話題引入更為撲朔迷離之中——糊弄自己時，蘇軾就會用事先設好的局堵住僧人的退路，然後再連連詰問他們，使之面紅耳赤。

　　這種惡作劇式的“戲僧”伎倆，當然也是僅僅發生在過往較多較為親厚的僧人之間，其本身也許並無什麽惡意。對於後來所傳聞的蘇軾將某高僧遊說到還俗的境地，與此也是異曲同工，本身可謂是一種笑談了。

　　十月二十七，父親蘇老泉的靈柩終於入土為安了。

　　眉州彭山縣安鎮的可龍裡，位於今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土地鄉公益村西。可龍裡蟇頤山，別名蘇墳山，東二十余裡有處老翁泉，蘇老泉被安葬於這裡，並與妻程氏夫人合葬，旁邊還有蘇軾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縣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稱武陽，南接眉山縣(現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蘇洵之墓塋地，東坡晚年為紀念先人而自號“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經》時，就把其中的“蘇老泉，二十七”改為“蘇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論。如明萬歷間學者張燧所編《千百年眼》一書，讚同郎瑛的觀點，斷定“老泉”是蘇軾的別號。不管“老泉”是父子倆誰的名號，蘇軾的老家確是有著這處老翁泉的。

　　葬完父親，蘇軾家族又在墓地周圍手植青松翠柏一大片，稱之為營塋。正是這手植松柏之舉，使得幾百年後的蘇洵墓被後人順利找到。據傳自宋以降，經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變遷，蘇洵墓地的碑志腐蝕剝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據。明成化年間，州守許仁曾奉命尋找蘇洵墓，先在蟆頤山前後找，未找到。後據記載及蘇軾詩:“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於是在可龍裡柳溪山中順利地找到了老翁井，從而找到了蘇洵墓，認明了蘇墳山。

　　十一月初四，皇上下詔求直言，四川閬中人鮮於侁(音身)時任蔡河撥發(掌撥發漕船的職官)，應皇上的詔令，上書陳言十六件事，神宗非常喜歡鮮於侁的文章。這個鮮於侁與蘇家也是頗有淵源，就在蘇軾二伯父在閬州任職時，就與鮮於侁相交甚厚，後來蘇軾還傳閱過鮮於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十二月初七，上墳歸來的蘇軾偷閑到大池院裡小憩時，還給此院題寫了廊柱。

　　回到家後，蘇軾給同年進士曾鞏寫信特意舉薦了姓黎和姓安的兩位同鄉讀書人。

　　熙寧元年(1068)春，三十三歲的蘇軾致書同年進士兼好友的曾鞏，說自己的祖父蘇序老人家在家鄉德高望重但卻沒有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 還說有些古人也並不都能顯示自己的才能，然而還是有人能夠在後世揚名立萬，那是有人在替他們傳揚彰顯的緣故。好在自己的父輩蘇老泉已將祖父的經歷總結出來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為祖父蘇序寫下一篇墓志銘。

　　四月初八，臨江新喻荻斜(今屬江西省樟樹市)人，北宋學者、史學家、經學家、散文家劉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年五十。

　　此人也是常和歐陽修、梅堯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劉原父對於蘇軾曾數度提攜，作考官時，對於蘇軾和章惇皆以國士待之。投桃以報李，蘇軾自然非常沉痛地為劉原父先生寫下了祭文，祭文中稱劉原父可謂是眾美德兼備的良師益友。

　　當時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詭論滅世”，以自己掌握的經術妄自尊大，其他人等都敢怒不敢言，惟有劉敞劉攽兄弟敢於抑其鋒芒，這也是蘇軾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蘇軾特意提出了這一點。

　　到了秋七月，離父親去世已經二十七個月，蘇軾兄弟除喪，丁父憂結束。

　　蘇洵臨死前，因為大哥蘇澹死的早，子孫們尚未成年，蘇軾嫁給杜垂裕的那個姑姑死後尚未安葬，蘇老泉就囑咐蘇軾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蘇軾一經除喪，就馬上又安葬了姑母。後來蘇軾當了大官，後世子孫可以得蔭，就把自己的一個指標轉讓給了大伯父蘇太白的曾孫蘇彭。

　　丁憂三年，這是蘇軾為官後最後一次的長時間居鄉。此後一經把自己置身於波詭雲譎的官宦生涯，回鄉，也就成了一種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