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寧四年，是辛亥豬年，蘇軾已經三十六歲了。

　　剛過了年，聽說韓絳從樞密副使除陝西路宣副使任滿回京。樞密使一職始置於唐後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時改由士人充任，後又逐漸被武臣所掌握，辦事機構也日益完善。樞密副使即為樞密使副職，為適應連年戰爭的局面，樞密使把軍政大權握於一己之手以便宜從事。樞密使的職掌范圍擴大到了極限，樞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權侔(等同於)於宰相”。但到了宋代，樞密使製又發生了變化，其任職者由五代時的武將逐漸轉為以文官擔任，職權范圍又逐步縮小。

　　蘇軾給韓絳韓大人上了一道賀啟，表達了自己的問候，同時又對自己工作中的失誤，簡單地作以檢討。畢竟，多年來韓絳對於蘇軾一直都有著無私的提攜之恩。

　　過了一段時間，蘇軾有了一個新職務:權開封府推官，磨勘遷太常博士(掌引導乘輿，撰定五禮儀注，監視儀物，議定王公大臣諡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種古代官員考核升遷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續之。官員提拔晉升，相對於其政績，資歷與工作年限更為重要。通俗地說，就是官員得熬資歷、有老資格。慶歷新政時，范仲淹對該制度進行改革。後改革失敗，重新恢復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這也說明了，國人的“沒有功勞也有熬勞”這句話也不是空穴來風。

　　蘇軾的大表哥文與可，每逢提及此人，當時朝廷上下眾人的褒獎之辭就會不絕於耳。說他:“為人靖深，操韻高潔，超然不攖世故”，“攖”，這裡是指接觸之意。就是這樣一個人，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時，文與可在知太常禮院任職，面對王安石身邊前呼後擁的附麗之人時，也決定獨自選擇遠離朝廷，數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寧春，朝廷終於恩準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

　　至於陵州的得名，文與可做了一番考證，得出的結論是:據地理志，這片土地本為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屬於懷仁郡，因境內有陵井(鹽井名，系我國古代大口鹽井中最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鹽井。位於四川仁壽縣境內，相傳為東漢道教始祖張道陵所開，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與可要離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紛紛前來送行。

　　蘇軾先是作詩《送文與可出守陵州》，然後又應表哥之情，在一方玉堂大硯上題寫了硯銘。此硯是任集賢校理、太常禮官的老同事、揚州人孫洙(音朱)(字巨源)所贈。

　　玉堂式的硯台，其實就是長方形的硯台，這種形式的硯台出現的很早，宋代才開始成為硯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蘇軾的硯銘裡，蘇軾還和表哥開玩笑說，這方硯台有四塊磚那麽大，與可老兄到了陵州後，要把南山上的松樹全部燒光，製成的炭墨也不夠用。地處高山的陵州，用水極其困難，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夠勉強將此硯潤濕。

　　當然，這也是文人之間筆墨中常常會出現的“惡作劇”。

　　對於文與可的畫，蘇軾常常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蘇軾認為，與可畫的竹石枯木，已經深得藝術規律的精髓。非常符合於天工造化，滿足了人們的審美需求。世人對於有固定形狀的事物，若畫得不像，還不算失敗。若是違反了事物的規律，那可就是徹底的失敗了。歷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盜名的畫家，必然會選取那些個沒有固定形狀的事物來作畫。

　　前些年，文與可已在淨因院的方丈室裡畫過兩叢竹子。

　　這次文與可要出守陵州西行，臨行前，蘇軾陪同大表哥來向淨因院的長老道臻禪師道別。因那時法堂內正在整修四壁，老禪師又借機向文與可求畫，文與可就在東齋堂又畫了兩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蘇軾的衙門裡頭的日子仍舊得一天天打發。

　　朱壽昌這個人，我們前面提及過。在“二十四孝”的故事裡，他就是一個傳說中的人物。但對於蘇軾而言，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完全沒有一絲的神秘色彩，只是個年長蘇軾二十三歲的同事而已。

　　朱壽昌，字康叔，宋揚州天長(今安徽天長)人。以父朱巽蔭守將作監主簿，累調州縣，曾通判陝州、荊南，權知嶽州。後因棄官千裡尋母之事遍傳天下，孝子之名得於遐邇。尋母歸朝後，朱壽昌官至司農少卿、朝議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蘇軾閑來無事，突然間想起了這個朱壽昌，就提筆給老朱下了一首贈詩。

　　在詩題中蘇軾寫道: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當朝有個叫李定的官員，是個與朱壽昌精神背道而馳的存在。

　　那時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個紅人。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年時曾求學於王安石。中進士後，被任命為定遠尉、秀州判官。

　　熙寧二年，經孫覺推薦，李定被召到京師，謁見諫官李常。

　　李常問，你從南方來，那裡的人們對青苗法看法怎樣?

　　李定答道，百姓從中獲益匪淺，沒有不喜歡的。

　　李常道，整個朝廷都正為此事爭論不休，你可千萬不要這樣說。

　　李定遂將此事告訴了王安石，並說，我只知道據實情而言，沒想到在京師卻行不通。王安石聽後非常高興，對他說，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見的時候，就將整個實情都稟告皇上。

　　並且，王安石馬上向皇上舉薦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見李定時，詢問有關青苗法的事，李定據實而言，對答如流。從此後對於那些說不便於實行新法的話，神宗都一概不聽了。

　　李定雖然獲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卻有一個一生都無法抹去的汙點，至少是在當時的年代裡。事情的根源是，李定在不久前做涇縣主簿時，聽說庶母仇氏死了，卻將此事隱瞞而不回家服喪。

　　皇上下詔給江東、淮、浙轉運使詢問情況，轉運使上奏說，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歸家侍養，沒有說是為其生母服喪。

　　當時，李定為自己辯解說，他確實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喪，而只是以侍養父親為由解官回鄉。曾公亮認為李定應當重新為母服喪，王安石也極力主張這樣做，於是改任李定為崇文殿說書。

　　禦史林旦、薛昌朝說，不宜讓不孝之人居於勸講之位，而且一並彈劾王安石，要求罷免這兩個狼狽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請求解除官職，於是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敘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輝”歷史，主要是想引出蘇軾寫給朱壽昌的賀詩。

　　此時朱壽昌侍母劉氏於熙寧三年秋天抵達京師，朝廷上下一眾官員前後擁觀，前後持續了一個月後，這種熱鬧勁才平息下去。當時，很多同僚都有感而發的爭相作詩相贈，蘇軾的詩作亦是作於此際。

　　不過，蘇軾的詩中有一句“感君離合我心酸，此事今無古或聞”，結合當下王荊公力薦李定為台官，李定曾經“不持母服”，台諫給舍(宋朝設立台諫制度)皆論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蘇軾的詩句一出，舉朝嘩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蘇軾詩中冷嘲熱諷的對象就是李定這廝。

　　李定不服母喪以求官，而朱壽昌正好相反，是棄官求母。蘇軾此次借朱壽昌(曾出任過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吳起這兩個典故，辛辣地諷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這一緣故，導致李定對蘇軾懷恨在心， 後來主謀製造了“烏台詩案”，幾乎將蘇軾置於死地，那是後話。

　　我們從現代職場角度而言，蘇軾或許是屬於那種智商高但情商較低的工作人員。對於在自己事業的低谷期，不會隱而不發，還到處招惹是非。但轉而又想，若蘇軾真成了那樣的人，後世的我們還會為之津津樂道嗎?

　　過完年後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劃之下，朝廷頒發了貢舉新製。

　　主要的意思是，今後考進士不再考陳詞濫調的詩賦之作，貼經(科舉時代的一種考試方式)與墨義(科舉考試時令士子筆答經義)也都不再考了。今後的考試內容調整為:《詩經》、《書經》、《易經》、《周禮》、《禮記》諸經，兼《論語》、《孟子》之學，從這些書籍中考試士子們的大義，殿試時士子們須再作策論一道。

　　因為在王安石等人看來，這些東西才是最應該考試的乾貨。

　　頒布完新的科舉制度，接著，朝廷上又敕令宮中各職能部門就此事上書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夥的意見，從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蘇軾認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於考察人的實際辦事效果，而不是在於考試哪幾類書籍的問題。假如朝廷沒有一套考察士子辦事能力的辦法，那麽即是在公卿侍從官中選擇，也常常選不到優秀的人才。如果一定要選擇優秀的人才，罷黜平庸無能之輩，吸收所有具備才乾的人來管理國家，朝廷還不如把這個活兒交給下面諸路的職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辦理，那樣才更能實事求是地為國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