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十，蘇軾的二伯母去世了，當時只有蘇軾三堂哥蘇不危在其母親身旁。

　　二伯剛去世不滿一年，正是禍不單行。蘇軾在大堂哥蘇不欺的妻哥蒲誠之路過鳳翔府時，曾給蒲寫信提過此事，因蘇軾大堂哥不欺的妻子娘家姓蒲，是蒲誠之的同族。

　　這年七月，宋選罷任鳳翔府，由青神縣老鄉京東轉運史陳希亮(字公弼)接任。

　　陳希亮身材矮小、清瘦，為人剛直，面目顏冷，兩眼澄澈如水。但說話斬釘截鐵，常常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不留情面，士大夫宴遊間，但聞陳希亮到來，立刻闔座肅然，與笑寡味，飲酒不樂起來。他對待僚屬，自然更加嚴厲，竟然有很多人嚇得對他不敢仰視。

　　蘇軾雖是以京朝官差允(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可仍是幕職，相當於如今地方政府的秘書長，職掌讚襄郡縣的政務，綜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簽擬後報告首長，或罷或行。這一職務與長官公事上的關連，非常密切。

　　而兩人的性格，卻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蘇軾性豪闊，不會官僚滑頭，而做事卻勇於負責，意見不同時，便要據理力爭。爭議不下，這二十七八歲的簽判，年少氣盛，就不免行諸辭色，一點不肯屈就退讓。

　　陳希亮也有意要裁抑這個鋒芒太露的後輩，對他也一樣端起架子，毫不客氣，使蘇軾更難忍受。府衙中的吏役，為了對這位簽判的製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稱之為“蘇賢良”，這類頗似現代人之稱博士稱號一樣，實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陳知府聽到了，大怒，說一個小小的府判官，稱何賢良?下令用刑杖責打這些吏員，這當然使蘇軾十分難堪。

　　蘇軾寫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氣的塗抹刪改，往返不休，使得往常以文章自負的蘇軾，更加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晉見，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來接見。甚至有時候有客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來，蘇軾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詩，諷刺他:“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須，雖無性命憂，且複忍須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蘇軾又以官家的名義赴磻溪禱雨。

　　磻溪，是一條溪流的名稱，在今陝西省寶雞市東南，相傳是薑太公釣魚的地方，今存有釣魚台。在古詩詞中，磻溪也會代指薑子牙。

　　蘇軾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縣，翌日晚，從虢縣渡渭水，晚宿古時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閣。

　　時近夜半，蘇軾卻無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縣令、自己的四川老鄉趙薦的留名。想起此前在鳳翔府的大雪天，病中的自己收到趙薦來信時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

　　宋時的官員出行禱雨，必須要在黎明進行，因此要在五更是前往。所以說夜半三更時是不能睡著的，而山中僧舍又沒有更漏可聽，只有麻煩仆夫頻頻出門看天上的北鬥星了。

　　《夜航船·天文部·星》載:北鬥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之為鬥。

　　蘇軾問了幾次，仆夫都說鬥杓尚傾，故蘇軾根本不能睡下，隻得起來閑觀，所以才會發現壁上趙薦的題詩。

　　七月二十六，蘇軾一行五更開始啟程，到磻溪時天色尚未明。

　　這日，在磻溪禱過雨，蘇軾將前往虢縣的陽平鎮，中途在岐山縣東南一百八十裡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蘇軾覺得不到這一峰前的寺院，就是白來渭上了，這裡“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清人王文浩認為這首押上平十三元韻的詩中，“尊”字押的玲瓏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過的人才會知其精妙，若是僅覺得這個尊字表達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於淺薄了。

　　及次日，蘇軾從陽平鎮出發，往斜谷方向而去，夜宿郿縣西南三十裡的南山中盤龍寺，“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

　　褒斜谷，長一百七十裡，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在蘇軾的眼裡，此山後，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時才能夠歸耕家鄉江邊的田裡，真想心隨南飛的大雁回到蜀地懷抱裡。其實，蜀本是以褒斜為前門，而南鄭(今陝西省漢中市的市轄區)者，蜀之扞蔽也。

　　蘇軾一行到了下馬磧，在此處的北山僧舍見到一座懷賢閣，此閣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蘇軾禱雨虢縣之磻溪，這裡是必經之地，所以能看見郿縣的五丈原。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入亮營，諸葛亮卒於軍中，時年五十四歲，五丈原西側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鳳翔府，兩人之間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見。蘇軾益發感覺落落寡合起來。他不赴府宴，中元節也不過知府廳堂，希亮抓住這一點，竟然上奏朝廷糾劾他，被朝廷罰銅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還是得過，閑暇下來，蘇軾讀讀《道藏經》，或與弟弟書信往來，詩詞唱和，倒也不亦樂乎。

　　南溪有座會景亭，處於眾亭之間，蘇軾認為與其名字不相稱，特改其名曰招隱亭，並作詩以告來者。

　　九月十六，秋高氣爽的時節，蘇軾帶著家人到扶風縣南山的天河寺遊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題詩於亭壁。二十年後，後人喜愛其筆墨的精妙，怕天長日久字跡湮滅，就把此詩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風縣南馬援祠中。

　　冬日，蘇軾來到周至，拜謁了上清宮的上清真君張守真，作了《上清詞》。

　　臘月十四日起，蘇軾又在終南山小留了幾日，往南溪小酌，尋覓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題詩，詩已題在竹子上三個多月了，現在重遊，幸而找到了那些詩句，趕緊抄錄了下來。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蘇軾又新構築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處，因而題名“避世堂”。

　　這時，成都知府韓絳(字子華)又推薦蒲誠之接替蘇軾此時的職務，蘇軾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終卻沒有辦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間病逝，蘇老泉並不前往吊唁，而是這時候作了一篇《辨奸論》，以諷刺王安石。

　　六年後的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並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顯示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

　　《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萬事均可“見微而知著”，預測規律，作為理論基礎。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進士張琥，字邃明，又名張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轄縣)，後為鳳翔府戶曹參軍(專管戶籍)，蘇軾曾做過一篇《稼說》送他。時逢進士張琥歸家之前來看望蘇軾，作者有感於當時士大夫中滋長著急功近利，淺薄輕率的風氣，因而特地寫了這篇短文送給張琥，並願與之共勉。

　　蘇軾用自己的學習實踐和親身經歷，進一步說明做學問千萬切忌自得自滿、追求虛名，要去專心學習，只有做到“博觀而約取“，使自己具有豐富精粹的知識基礎，用起來才會感到綽綽有余，從容不迫。這就是“厚積而薄發“的道理。

　　最後，蘇軾還托張琥把這個意見轉告其弟蘇轍，看似閑筆，而意在表明這確實是他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陳希亮在後圃築台，自名為“凌虛”，命蘇軾寫篇記文，於是蘇軾便作了篇《凌虛台記》。帶著對太守陳公弼的不滿，蘇軾抓住這一機會，狠狠地嘲諷了陳太守一番。就連後世的楊慎都認為:《喜雨亭記》，全是讚太守;《凌虛台記》，全是譏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見得有補於民;《凌虛台》則以秦漢隋唐相形，見得無補於民，而機局則一也。

　　誰知陳太守讀完記文，知道蘇軾是因為自己曾大肆塗改過蘇軾的文章而心存不滿，在此實有譏諷之意，然陳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是讚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時宋英宗趙曙的年號，共計四年。

　　治平語出《抱樸子》:“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

　　趙曙為帝之後，任用舊臣韓琦等人，不想改革，與遼國和西夏沒有發生戰爭。

　　趙曙在未即位前便聽說過蘇軾，十分仰慕。繼位後，趙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慣例將蘇軾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製誥職務。但宰相韓琦卻說:“蘇軾是能成大器的，今後必然會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麽全國的文入學士都會為皇上效勞。那時，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對此有異議了。倘若現在突然重用蘇軾，天下士大夫恐怕會懷疑他的能力，這對蘇軾是極為不利的。”

　　趙曙又問韓琦:“讓蘇軾修起居注怎麽樣?“韓琦說:“修起居注與知製誥官職性質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適。”趙曙隻好命蘇軾在史館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