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豐元年(1078)，朝廷下詔割西路的齊州為京東東路，把本屬於東路的徐州改為京東西路。王克臣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鮮於侁為京東東路轉運使，李察為京東西路轉運判官，孫頎為京東西路提刑。

　　正月十八，朝廷又下詔，獎勵蘇軾徐州的防洪有功。看來，去年的京東路安撫使的上書為蘇軾請功已經奏效。

　　徐州府裡的鹽監官章楶(音傑)，字質夫，建州浦城(今福建南平市下轄縣)人，在廢棄的鹽監裡作了一座思堂，蘇軾給作了一篇《思堂記》。

　　關於鹽監官的身份之特殊，我們需要在這裡作以描述。

　　在宋代，“鹽監官”可是極霸氣的存在，受到上至朝廷，下到商人以及黎民百姓的爭相追捧，甚至為了它，很多人不惜鋌而走險，犧牲自己的性命。

　　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宋朝的歷代皇帝，都對這粒鹽很重視，推崇“有鹽，則國富”的理念。認為它不僅是生活必需品，還是興國富民的戰略物資，是強國、稱霸的堅實保障。

　　地方上，由護寶都負責管理鹽的生產，重要產鹽區，朝廷還會直接委派鹽監官對鹽的生產進行管理。職能劃分上，由發運史負責管理鹽的運輸，由庫務監督官負責管理鹽的倉儲，由催監官負責管理鹽的銷售，由帳監官負責記錄鹽稅收入。

　　由於蘇轍的長女已嫁給了表哥文與可的季子(第四子)文務光，所以此時蘇軾在給大老表寫信時，就稱呼為文同為“文與可學士親家翁閣下”了。

　　蘇軾在信中對表哥說，自己從前同事、大堂兄蘇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的書信中得知，表哥如今身體不適，容貌有些清削，自己非常掛念，望表哥多多注意身體。表哥長久以來道氣充足，小病不能近身。只是自己這幾年也是小病不斷，知道是年齡增長的緣故。希望表哥慎重選擇醫生和醫藥，盡力擺置，最好艾灸一下，會好得更快！

　　文與可給蘇軾還寄來了自己畫的《偃竹圖》，蘇軾覺得真是絕世之冠。我們知道，文與可得墨竹，就是放到今天也絕對算是無價之寶。

　　在徐州的大水過去後，蘇軾認為，水退城未淹，只是暫時得以保全，以後怎麽辦?本來向朝廷反映的想在徐州城外建造防水的石岸，但上頭遲遲沒有回音。

　　如今，蘇軾又召集當地官民共同商議後，決定建造成本便宜一半的木堤。

　　這一方案上報朝廷後，蘇軾又開始央求老朋友劉攽及其侄子劉奉世，想讓他們在朝中疏通一下關系，以促成此事。

　　其時，劉奉世正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在眾多館職中，集賢校理不屬於高等官職，但為正館職，“中書五房檢正公事”是輔助宰相處理公務的人，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辦公廳的秘書長。

　　最後，蘇軾的提議被朝廷恩準，也許是劉氏叔侄的通融起了作用，也未可知。

　　在平日，蘇軾的迎來送往還是不斷的:

　　京東西路轉運判官李察(字公恕)要進京述職，蘇軾兄弟均作詩以送行。

　　張方平之子張恕，“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樂全先生子名之曰恕，而其學生蘇軾依據先生之意，取其字曰“厚之”，又曰“忠甫”。且釋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饑必食，食必五谷，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

　　張恕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益齋，“願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蘇軾還為小張的書齋作詩為銘。

　　近幾年，神宗皇帝曾兩次到南郊祭祀，祭禮告成之時，下詔恩澤天下的萬物生靈，所以蘇軾的亡父蘇老泉就由太子中允贈太常博士加封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蘇軾覺得這是件光宗耀祖之事，理應與弟弟蘇轍趕回老家，在父親的墳塋前敬告天子的恩命，無奈自己兄弟二人都有公事在身，不便請假去處置此類私事，所以隻好派人帶上聖旨兩卷，選擇黃道吉日，到家鄉召集所有的親戚族人，當面焚燒，以告父靈。

　　想到這些，蘇軾望著西蜀的方向，不由得涕淚交加。

　　元豐元年閏正月十七，孫固同知樞密院事，蘇軾寫了賀啟。

　　孫固，字允中，號和父，鄭州管城(今河南鄭州)人。神宗即位後，先後被擢為工部郎中、天章閣待製，以樞密直學士、開封知府，遷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遷觀文殿學士。哲宗即位後，拜門下侍郎、複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官至宰相。

　　僅僅過了七天，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軍火家、前宰相曾公亮病逝。

　　曾公亮這位官員軍火家(很特別)，其著述的《武經總要》中記錄了引火球、蒺藜火藥、毒藥煙球三種火藥配方。從這種火藥配方中的組配比率看，已同近代的黑火藥相接近，具有爆破、燃燒、煙幕等作用。

　　曾老先生的這些世界上最早的火藥製造配方，被軍事家們製成了火器應用於古代戰爭，為我國第一批軍用火器的發明和製造提供了物質條件。也為中國和世界的火器發展史和軍事技術發展史，寫下了光輝的第一頁，成為世界上許多研究兵器的史學家的珍貴資料。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曾公亮老先生的逝世，不僅是北宋政壇上的損失，同時也是古今世界軍火史上的巨大損失。

　　南都(即宋時的南京，今商丘)人陳懷立，善於傳神，也就是在尚沒有照相機的年代很會為人畫像，且畫得極為傳神。

　　關於人物肖像，蘇軾一直信奉顧虎頭(東晉畫家顧愷之小字虎頭，故稱，後因顧愷之的名氣亦借指畫家)的說法，那就是:畫人物肖像，關鍵在人的兩隻眼睛，其次是面頰。

　　為了證實這種說法，蘇軾曾經在燈下扭著臉，將自己臉頰的影子印到牆上，然後讓人將面頰的輪廓在牆上描出來。描出來之後，雖然不見眉目，但看見的人都會忍不住發笑，都能從影子裡看出來這便是蘇軾。

　　所以蘇軾就認為，臉盤與眼睛像了，其他就沒有不像的，眉毛、鼻子與嘴巴都只是增加細節的潤色以便更像而已。

　　另外，蘇軾還認為，自古以來畫肖像，都是讓人穿戴整齊、危襟正坐，人物板著臉故作矜持狀，這樣就難以顯露出此人的天性。不如讓畫師混在眾人中暗中觀察人物的自然舉止，那樣畫出來的人物也許會更加的生動與精準。

　　蘇軾在徐州擔任太守，結識了當地的名士鄭僅。

　　鄭僅，字彥能，元豐元年開始擔任北京大名府司戶參軍，也就是俗稱的“戶曹”，因此朋友們又稱鄭僅為“鄭戶曹”。

　　鄭僅家境並不富裕，但他熱情好客，對朋友頗為豪爽大方。獲悉他將去北京任職，蘇軾專門寫詩數首《送鄭戶曹》，詩中有“羸僮瘦馬從吾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之句，意為鄭僅才學品德堪比孔子的學生顏回，但平時出手大方，經常請朋友飲酒，所以落得個“羸僮瘦馬”的境地。

　　在蘇軾看來，鄭僅其實比顏回還要清貧，可以與東漢的鄭太、唐代的鄭虔比肩。鄭太廣交各路豪傑，家中雖然有田四百頃，卻常食物不足;鄭虔才名轟動京華，家裡卻連塊可招待客人的坐氈都沒有，連買酒都要朋友周濟。

　　對清貧如斯卻懷才不遇的鄭僅，蘇軾自然惺惺相惜，所以為他寫下了多首送行詩。情之真摯，以至於多次被現代的高考語文試卷所引用。

　　在徐州任上，早年深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蘇軾還常到徐州城西二裡的雲龍山上去拜訪隱士張天驥，並每每在此大醉而歸。

　　徐州城的大水退去之後，作為州守的蘇軾，還想著怎麽增築徐州城，想在城池的周圍築以木堤以防來年的水患。在蘇軾心中，增築後的堤岸必須要做到三個方面，即“水至而民不恐，水大而民不潰，水既去而民益親”，其務實為民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寒食日這天，蘇軾的老朋友李公擇自齊州任上罷任，轉而出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南下赴任的李公擇取道徐州，專程來拜會蘇軾來了。

　　誰知，蘇軾剛好因親往監督增築堤岸的公事外出，李公擇並不著急，揮筆作下三首詩給蘇軾，蘇軾得詩後一刻不停立馬返回。

　　“從來蘇李得名雙，隻恐全齊笑陋邦。”這是蘇軾次韻李公擇的詩，詩中將自己與李公擇與漢朝的蘇武、李陵，唐朝的蘇味道、李嶠等“蘇李組合”相提並論，可見蘇軾與李公擇不同尋常的交情。

　　李公擇這個人絕不是一位只會吟詩的酸文人，相反， 他為政既能“通疏適變”，又能寬嚴有度。

　　治理齊州(今山東濟南)時，齊地一向多盜賊，李公擇嚴加治理，可還是屢禁不止。一天，一名慣犯落網，李公擇詢問齊州盜賊大量被捕卻屢禁不止的原因，那個盜賊回答說，這是由於富裕之家為他們作掩護的緣故。假如使盜賊自相為甲乙，而管理巡捕上門搜查，捉住一個窩藏犯予以重罰，借此殺一儆百，這樣不久之後，就可以沒有盜賊之患了。

　　李公擇思考之後，便下令凡是窩藏盜賊的，一律發屋破柱，拆除其房屋。沒過多久，齊州當地盜賊就絕跡了。

　　而李公擇在江夏、吳興等地任職時，卻是為政寬簡，黎民百姓與各級官吏都相處和諧，生活安樂，州郡也能得以大治。

　　李公擇的到來，竟使城外督役的蘇軾聞訊即回，“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蘇軾更是將老朋友李公擇比作是“謫仙”。我們知道，蘇軾的弟子一直都是將自己的老師看作是“謫仙”的。

　　接下來，蘇軾大擺筵席，宴請了這位老朋友，還把此舉看成是“一洗儒生酸氣”。這次相會，在蘇軾眼中，正是:

　　良辰易失，四者難並。故人相逢，五鬥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余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字之詩。欲使異時，傳為盛事。